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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素质-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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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贬低了中国人注重的繁文得节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在社会交往方面学习不少东西，学习他们的一整套规则。我们很有必要保持真诚，而不要坚持我们的莽撞，把西方人的顽强独立与东方人的彬彬有礼结合起来，将会更好。
然而，许多西方人并不这样看。我的一个熟人在巴黎住了很多年之后回到伦敦，但他不知不觉接受了巴黎的风俗习惯，回伦敦后还向遇见的每位朋友脱帽鞠躬。有一次，一位朋友无情地回敬他说：“看看这里，老家伙，没有法国猴子在杂耍！”一个人如能集东西方的优点于一身，那他一定幸福，可以安全地行走在狭窄而布满荆棘的中庸之道上。
第五章 漠视时间
如今的发达文明中有一句格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生活的复杂安排，使得一个做事的人上班时能够完成的工作，其分量和种类，如果让一个世纪前的人来干，肯定要用更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完成了这个变化，盎格鲁十散克逊人在体质习性方面早就作好了准备。不管我们的祖先除了吃喝和打架斗殴便无所事事的时代有什么习惯，我们发现难以想象会有一个时代，我们这个种族不被自己的旺盛精力所驱使，去一件接一件地做事情。
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问候语上的不同是很有意思的。前者碰到熟人时说：“吃饭了吗？”后者说：“做得怎样了（HOW do you do）？”一方的通常情况是做，另一方则是吃。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这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一般连最后一秒钟也不会放过；而中国人则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却出奇地空闲。中国人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只是指称一天的十二分之一。这样，“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点钟的整段时间。“现在是什么时辰？”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月亮的中午叫做什么时候？”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话来说，他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时间也是模糊不清，“日出时分”与“日落时分”在中国话里还算是个确切的说法，与经纬度有不少关系，但“午夜”与“正午”却是一样含糊。通常由“打更人”来确定的夜晚的时间也是同样模糊，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为打这一更总是在晨曦初现之时。城市里“打更”的时间间隔甚至也长短不一。关于我们的便携式计时器，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对此一无所知。也有少数几个中国人拥有手表，却不用手表去安排日常活动，尽管他们过几年还把表擦洗一下，让它保持正常走时。普通人十分满足于靠太阳高度来定时间，日上一杆，两杆，或者三杆，没太阳就观察猫眼的张缩，这个确定的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已经够准确的了。
中国人利用时间，与他们对时间流逝的度量有关。根据西德尼·史密斯＇注＇的划分，世上有两种人：大洪水前的人与大洪水后的人。后者发现人类的时代在历经近千年之后，已经不能再持续几百年了，因而学会了在短时间内更多地工作。以适应这个环境。相比之下，大洪水前的人无法意识到玛士撒拉＇注＇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似乎生活是由长老安排停当的。
中国人可以算作“大洪水前的人”。像受雇于茶馆用来吸引和挽留顾客那样的好的说书艺人，使人想起了尼生＇注＇的长诗《小溪》。顾客出出进进，他却一直在讲。唱戏也一样，有时要一连演上好几天，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熬过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中国人的杂耍技艺，如果演得好，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开场之前有一段漫长而无趣的话，于是，不等表演结束，外国观众就直后悔。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宴席，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想象，经历过这种宴席的所有外国人都有感到惊恐绝望，尽管中国人还感到这种享受太短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是句最为忧郁的格言，尽管对于那些中了这些圈套的不幸的“蛮夷”来说，这个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的一般规律在每次筵席中总是绝望的例外。
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前的方式行事。上学时，他一去就是一整天，从日出到天黑，中间只有一两次间断。吃点东西。学生和先生都只知道这样。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每一级都很难考，而大多数应试者经历了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却意识不到这种智力测试的内在荒谬。
这种教育所造就的人，会让人联想到他们所经历的学习过程。中国语言本身，在本质上也是大洪水前的，需要玛士撒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公平地说，古代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如果强迫他们学会自己的语言，他们就永远不会阅读和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不仅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枯木烂枝。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
中国人的漠视时间，也体现在他们的勤劳上。我们已经说过，其劳动的紧张程度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极大的不同。
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人一起“享受”盖房子的“乐趣”的人，有几位渴望再重来一次呢？工人来得晚走得早，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喝茶。他们走很长的路，而从很远的石灰坑里搬运来的只是一布袋石灰浆。假如用独轮车来推，一个人就可以干三个人的活，但这却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倘若下起小雨，他们就会停工。事情经常是这样的：尽管人们很卖力，但进度却很慢，很难去计算这些人每天的“工”。我们听说有一个外国人，不满于他请的木匠钉板条的速度，在他们吃饭时自己干，结果干了他们四个人半天的活。
维修一下工具，对中国的工人来说是件需要很长时间的大事情。不过，如果是外国人的工具，那就不客气了。工具神秘地坏了，却说没人动过它。“我没去过那里”，是句恰当不过的适辞。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中间买点儿绳子一扎，脚手架就搭好了。整个工期里，每天都是危机四伏。以往的所有经验，如今都不起什么作用了。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原先可以用的东西，如今都不能用。外国人真是无助。他活脱脱地像格利佛＇注＇，被一根根线操纵着，这么多根线一起拉，他实在招架不住了。一个广东承包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他的诺言和金钱一样地消失在烟雾里，因为他不幸地成为鸦片的牺牲者。最后，我们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把他做得不好的事情桩桩件件在他面前摊开：“早就告诉你玻璃的尺寸，窗户你量了三次。你全都做错了，这些玻璃没用了。门关不严，一点胶水都没用，地板太短，太少，全是节疤，全都没法用。”过了一会儿，这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满脸愁容地盯着说话人，很和气地说：“别那样说！别那样说！这太有失中的船长，曾周游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贤马国。绅士气度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缺乏耐心，不仅不可思议，而且没有道理。有人明智地指出，他们讨厌我们缺乏耐心，正如同我们不喜欢他们缺乏诚信。
在任何情况下，很难培养中国人意识到快捷的重要。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整包外国邮件在两个相距仅十二英里的城市间延误了几天时间，因为邮递人员的驴子得了病在休养！中国电报总局＇注＇的管理，与它应该成为的样子相比，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歪曲。
外国人最气恼的是，中国人在一般社交访问中的漠视时间。这种访问在西方是有时间限度的，不能超过。然而，在中国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安排住宿，客人再累也得一直讲话。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有宝贵的时间这个因素。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该讲的全都讲完之后，也没有主动告辞的意思。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有条名言：“想见我的人便是我想见的人”。如果他在中国多少呆过一段时间，他一定会彻底修改这句话。只要有过此种经历，他就会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主保佑你走好！”这种直言相告，会让一个即使有火爆性子的中国人的心灵大受挫伤。他会长时间不说话，长得让十个欧洲人都失去耐心。最后，他开始讲话，他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如果外国人能像不久之前刚刚去世的马根济＇注＇医生那样，就会感到高兴。中国客人不断地来到，朋友又“只来不回”，浪费了医疗时间。马根济医生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他能模仿一位学中文的学生的率真直言，他就会更高兴。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话，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
第六章 漠视精确
外国人刚来中国，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雷同。长相都差不多，身上衣衫也总是穿蓝色的。国民眼睛“神情”呆板，好似只“盯住一个地方”，各自头上的辫子也好像是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一模一样。但是，不需要太多经历，即使是最没有观察能力的旅行者，无论他断言中国人还有什么其他特性，都会知道，说中国人毫无生气的雷同，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不管两个地方离得有多近，说话口音会有一些或许还难以解释清楚的有趣差别。这种差别逐渐积累，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方言。许多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尽管写出的字一样，但各地的人讲出的话却大有不同。我们也经常受到提醒说，各地的风俗也有这种差异，用现时中国人的俗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事实，可见于时时处处。在西方，度量衡的统一是生活舒适的保障；而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任何双重标准的存在，常常使西方人特别烦恼，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看来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异议。有人去问—个卖肉饼的人。问他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成几张饼，就聪明地留给提伺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前面说的重量看来太轻了，后来他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部分。他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国士兵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还有一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之下，他才答应少说一点，原来他是算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最为明显的不统一，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的货币。在帝国的任何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十进位制、因而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特意问一下，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他根本不必去各个省的很多地方，就足以发现，一串钱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多少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理论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个（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来人会极端困惑，所有的人都会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与银子打交道的人。这也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货币始终混乱，其动机是明显的，但我们现在只谈事实。
各种度量标准，全都这样混乱。斗，也是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不同。利用这种混乱在谷物交收时校征暴敛，如果不是中国人这样平和的民族，很容易引发一场政治动乱。“世界上都是一品脱等于一品脱，一磅等于一磅”，到了中国就远远不是这样，而成了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于一磅。每一种变换都不仅有其理论基础，而且还有十分普遍的实践。比如在盐的专卖上，就定出一些霸道的度量标准，比如十二两为一斤。买盐的人付十六两的钱，却只拿到十二两盐。但是，这样做是公开的，而且所有卖盐的人都这样做，因此也就无所谓欺骗了。如果有人确实想到过这个问题，他们也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买盐卖盐的“老习惯”。土地的丈量也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地方的一亩地，其实只有另一个地方的半亩大小。那些碰巧住在两个地方的边界上的人，就只好准备两套丈量设备，去测定不同的亩。
到中国旅行的人，往往不等弄清当地的斤是多少，就去确定每斤粮食或棉花的价钱，那是很危险的。同样情况，统计粮食的亩产，也经常忽略亩并非固定不变这样一个致命的事实。说明距离远近的词也普遍不一致，这一点，任何一个到中国旅行的人都会有机会尝试的。在陆地旅行时，如果按里计算距离，就有必要肯定一下这个里有没有长出来！我们不否认这样估计距离也有一定道理，我们要否定的是这种算法的不精确、不一致。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经历十分普遍：一走上这个帝国的大路，里就长了。如果在大路上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乡村小路就是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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