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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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经历十分普遍：一走上这个帝国的大路，里就长了。如果在大路上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乡村小路就是一百里，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即使照中国人看来，这种计算方法依据的也常常不是绝对距离，而是依据行走的困难程度。这样一来，离山顶“九十里”，实际还不到一半，中国人坚持说九十里，因为爬上山顶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费的力气是一样的。另外有个特别的事实，出在直线的丈量上。也就是说，A到B的距离不一定就等于B到A的距离。引证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间彼此相等”是没有用的。在中国，这句话需要插入否定词去修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中国最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之一，从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但从南到北是一百九十里，奇怪的是，不管你去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样仔细地记下里程的计算结果，每次都是这佯。＇注＇　　　
　　另外一种知识上的现象与此相似，在中国，“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也不正确。在河上航行更是这样，问一下知道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仔细分析之后，这个四十是由两个十八构成的。令人哑口无言的说法是：“四个九等于四十，对不对？”同样，“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大体上都是如此。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官邮邮差没有按规定时间跑到，他辩解说这个六十里简直太长了。这个正常辩解使得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测量一遍，结果发现实际是八十三，从此就按八十三里来算了。　　　
　　坐落在一个城市周围一至六里不等的几个小村庄，却都叫“三里村”。人们经常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两旁盖有房子，就成了五里，村里人还言之凿凿地说就是五里。　　　
　　这样，你就不必奇怪连标准都可以各自设定了。做秤的人满街走，根据每位顾客的愿望来刻点（称为“星”）。他的每位顾客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用于买进，一种用于卖出。一杆做好的秤，如果是旧秤，是没有人买的，因为刻星的标准一直在变，要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当场刻定。　　　
　　算年龄也体现这一普遍事实，特别体现出中国人的民族特点。毫不相干的属相，却能表明一个人最接近的年龄，这种做法最为普遍。一个老人“七八十岁”，但他去年刚刚七十岁。事实上，一个人在中国刚过七十，就算八十岁了。如果想知道得确切一点，你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宽泛的平均年龄”。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说确切，他讲的年龄也似乎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春节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生日。用“十”来算年龄已是根深蒂固，造成了不少模糊。不少人“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好几十岁”，你很难在中国碰到一个确切地说出年龄的人。同样的模糊还扩展到“百”、“千“、“万”这些中国平时所用的极限数字。中国人不关心更为精确的表达方法。　　　
　　有个熟人告诉我，有两个人花了“二百吊钱”去看戏，后来他又补充说。“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与二百吊也差不离，对不对？”　　　
　　一位绅士及其妻子在中国生活了几年之后要回国了，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副漂亮的卷轴，不是送给他们，而是送给他们各自健在的母亲，而这两位母亲恰好同岁。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和“寿比南山不老松”，一边还用小字写了一段说明，说这幅卷轴的接受者已经获得“七十福寿”。第二副卷轴也是类似的花哨词句，但边上的小字却说这位老太太已经享有“六十荣光”。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美之后，其中一位代母亲受赠的人小心翼翼地问那位主要送礼者，明知道两位母亲同岁，却为何一个写七十，，个写六十。完全个性化的回答是：如果每副卷轴都同样写上“七十”，会显得作者完全没有创造力！　　　
　　中国人重视祖籍的社会传统，相对于我们的“准确性”来说，常常是致命的。一个询问法律事务的人告诉我，他“住”在某个小乡村里，但通过他的叙述明显感到他住在城郊。问了他，他才承认他现在的确不住在那个小乡村了，进一步交谈之后，才明白他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广你就没想到过如今你已然住在城里了吗？”他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不住在那里，但老根还在那里！”　　　
　　另外有个人，叫我注意看一下他住的小村庄里的那座古庙，骄傲地声称：“这是我造的。”仔细追究之后，发现这座古庙建于三百多年前明朝某位皇帝在位之时，那时的“我”还在混沌世界。　　　
　　学习汉语的学生，一开始就碰到的障碍，就是要从许多相似的表达方式中，找到能够表明身分的令人满意的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整个思考系统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与我们所习惯的假设不同。对于西方人对一切事物都要确切地知道详情这样一种渴望，中国人不能充分理解。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住的村庄里有多少户人家，他也不想知道。“怎么会有人想知道这个数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这个数字是“几百”、“好几百”，或者“不少”，然而一个确切的数字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中国人使用数字方面的特点是缺乏精确。这一点，也同样明显地出现在文字的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廉价书。有时，所误用的字要远比本来应该用的字复杂，这表明这种错误并非由于想省点力气才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不够重视日常的精确性。同样的不仔细也十分普遍地出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上，一个字常被写成另一个与之发音相同的字。这种错误，一来可以归咎于不识字不多，二来也同样可以归咎于仔细。　　　
　　漠视精确，在书信的称谓上最明显。一封普通的中国家书总是这样醒目地写着：“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公大人”等等，总不提及“大人”的名讳。　　　
　　我们从观察中发现，中国这样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个人的名字却不讲求确切，这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经常可以看到，名字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又是那个。有人告诉我们，你叫他哪个名字，他都会答应。最弄不明白的是一个人有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姓、他的号，还有一个名字真是令人奇怪，只用于科举考试。因此，外国人把一个中国当做两三个也就很平常了。村庄的名称也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没有哪一个被认为是更“正确”一些。如果其中一个名称是误用，那就轮换着用；或者一个用于官文，一个用于日常交谈；或者把误用当做形容词，与原名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的名称。　　　
　　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教育缺少化学分子式的学习，而化学分子式是绝对需要精密的准确性的。中国第一代化学家可能会失去许多数字，比如把“一二十个结晶体”与“好几十个结晶体”混淆，或者把诸如此类的错误，结果导致了始料不及的祸端。中国人是有能力在一切事物中学会精确的，正如其他民族也曾经学过一样——不仅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好，因为他们的巨大耐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我们要说，目前这个民族的各个个人完全不具备精确这个素质，并且不懂什么是精确。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下面两点也应该是有道理的。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多留一些余地、中国的数目和数量从来就有的不精确，很容易就让我们上当。第二，我们还需留一些余地，以应付中国以“人口调查”为名而抬高的种种身价。整体不大于各部分之和，但中国的计算方法正相反。当我们仔细考虑中国人“人口调查”的方方面面时，我们随时都可以说，就像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强烈地意识到“法律了不起的不确定性”之后这样评论美国最高法院：存在一种“对案件的最终猜测”。　　　　　　　　　　　　
第七章　天性误解　　　　
　　误解的天性，是中国人显著的天赋，外国人只要学会很少的汉语，少到足以用来承载思想，他就会发现这一点。别人听不懂他的中国话，这使他痛苦而惊讶。于是，他更勤奋地学习汉语，几年之后，有信心出去接触公众，或者同某个人讨论多种不同的话题。如果他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这个人从未遇见过外国人，那么，这位外国人就会有机会重新尝到他当初第一次开口用中国话与人交谈时的痛苦。对方显然没有听懂，并且显然并不打算听懂。看得出，他根本不注意你说的话，也根本没有顺着你的思路，只是打断你说：“你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他的微笑带着优越感，似乎在注视一个聋哑人试图清晰地说话，他又似乎在说：“谁认为你的话会有人听得懂？你不是生下来就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忍受这种无能吧，不要再来烦我们，我们听不懂你讲的话。”面对这种情况，你不可能永远心平气和，忍不住会发火：“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吗？”他口答说：“是的，我听不懂！”　　　
　　对中国人误解能力的另一层经历是，尽管每个单词都听懂了。但由于忽视了细节。这样，即使他没有完全失去你所表达的意思，但却领会得不够明确了。“在中国的外国人”需要准备大量词语，用来表达很多意思，比如：“在这种条件之下”、“有条件的”、“出于这种理解”，等等，等等。的确，中国人既没有这些短语，也不需要这些短语，但外国人不是这样。时态标志也是这样。中国人不在乎这些，但外国人却不得不当一回事。　　　
　　在中国，人们关心的一切事情中，最需要避免误解的事情便是钱。如果外国人付钱买东西（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常常是外国人的主要作用），将来完成时态就是一种“军需物资”。“你干完活之后，就会拿到钱。”但汉语里没有将来完成时，也没有别的什么时态。中国人简单地说。“干活，拿钱。”他心目中的主要观念是挣钱，根本没有“时间关联”这个概念。因此，他一旦要给外国人干点什么，他希望马上拿钱，以便“吃饭”，仿佛假如不是偶然碰上这个外国人的活，他就没饭吃了！我们必须警钟长鸣：在中国，为了避免在钱上产生误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谁拿钱谁不拿钱，何时拿钱，多少钱，是银锭还是铜钱，银锭的成色和重量，多少铜钱算一吊——诸如此类的要素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个过于确切固定的理解。如果要与建筑商、经纪人或者船夫订立合同，要他们做些事情，布置几件家具，那么，事先把具体要求精确地解释清楚，才是妥当的。　　　
　　与人赌气却害了自己，这样的事情中国太多，人们已经不去注意了。船夫或者车夫要把他的外国主顾送去目的地，但有时却公然拒绝履行合同。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车夫的固执同他的骡子差不多，它跑到路边一个泥巴很多的地方，躺在那里，非要洗个泥土澡不可。车夫拼命拿鞭子抽它，它也不起来，对于鞭抽就好像苍蝇给自己挠痒痒一样，根本不理不睬。此情此景，不一而足，使我们时常想起德·昆西＇注＇那句过于绝对的尖刻评论，认为中国人天生“像骡子一样固执”。中国人并不是像骡子一样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脾气，而同样不听话的车夫，一路上公然反抗，尽管特别警告过他再不听话就不给他酒钱，但到达目的地，他又会拜倒在地上老半天，恳求他在路上蔑视的那个恩惠——酒钱。因此，旅行者同车夫或船夫等人立个字据，是应有的谨慎之举。千万不要留下容易造成误解的漏洞。　　　
　　“事先说清楚，事后没争议”，这是中国人谨慎的格言。不过，情况常常会是这样：你在事先的约定中哪怕动足脑筋，事后还是有争议。不管你在这方面有多么小心，钱在中国可能是最会给外国人带来麻烦的东西。不管涉及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无知的苦力，都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来就有一种本能，会利用误解。他们发现自己像一月里的北风钻进门缝，又像河水渗进船缝，迅速又毫不费力。在某些方面，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非凡地适应并发展了中国人的这种天赋。正如古代波斯人主要学会了两种技艺——拉长弓和讲真话，中国人很快就觉察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真诚的天性，对敌人、对朋友同样公正。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就像犹太人的习惯一样可以利用，他们每隔七天就停止一次军事活动，全然不顾战事紧张，也不管他们必须迎战提图斯＇注＇率领的罗马人。这些习惯有利于罗马人进攻，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这种敌友不分的怪癖则有利于中国人。　　　
　　1860年之前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对外交往仍在中国人误解天性的长期发挥之中。1860年之后，这种天性也根本没有耗尽。与中国进行外交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被完全误解的事情的历史。诸如此类的情况之下，认为外国人会履行诺言，这种先入之见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尽管也有个别不遵守规则的例外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同样坚定地相信外国人会公正地办事，尽管也有些外国人，也有许多外国的例子正相反。但是，有了这样两点，中国人就有了一个支点，藉以去动摇那个最顽固的外国人。“你这样说了。”“不，我没说。”“但我理解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请原谅我们的愚笨，请付钱，你说过你会付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执的实质，一百次这样的情况中有九十七次外国人付了钱，正如中国人的料想，外国人要借此表明自己完全可靠完全公正。剩下三次也会有别的办法，其中两次是成功地拿到了钱。　　　
　　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误解，有经验的读者会发现这样的事例如同鱼儿那样成群结队地出现，简直可以称之为军团。叫一个苦力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留下即将萌芽的珍贵草皮，你仿佛看到了渴望已久的草坪。这个漫不经心的笨牛手拿一把锄头，铲掉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