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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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之中，我去寻找那个男人，他虽说不是我的父亲，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
奥斯卡来到环行路波兰居民区等候扬·布朗斯基。
　　　　我可怜的妈妈死后，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间已提升为邮局秘书的表舅之间的关
系也告吹了，尽管他们有时几乎很友好，尽管他们有着最美好的共同的回忆。这种
关系不是突如其来地说吹就吹的，而是逐渐变化的，政治局势越趋激化，他们的关
系破裂得也越彻底。我妈妈苗条的灵魂和丰满的肉体死灭了，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
谊也就瓦解了。他们两个都曾在她的灵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体为食，而现
在，他们失去了这件食物，这面凸透镜，找不到别的东西替代，唯有去参加政治上
对立的、可是抽的烟叶却相同的男人们的集会。但是，无论是波兰邮局还是同只穿
衬衫的支部领导人开会，都代替不了一个美丽的、尽管通奸但仍感情丰富的女人。
因此，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丧命这段短短的时间内，这两个
都有可能是我父亲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会过几次面——马策拉特防着顾客和他的党，
而扬则防着邮政局领导。
　　　　每月有两到三次，可以听见扬在午夜时分用指关节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于
是，马策拉特掀起窗帘，把窗户打开一条缝。这时，双方都窘迫万状，最后，不是
这一个便是那一个找到了一句摆脱窘境的话，建议在夜深人静时玩施卡特牌。他们
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请了来，如果他不愿来的话——多半由于扬的缘故，也因为他
是前童子军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已将自己那个队解散了），不得不小心点，加之，
他不太喜欢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来当第三家。
这位面包师虽说不愿意同我的表舅扬同桌而坐，但是，一来由于对我可怜的妈妈的
爱慕（它像遗产一样由马策拉特继承下来了），二来由于舍夫勒坚持零售商必须协
力同心的原则，所以，这个短腿的面包师还是给马策拉特叫来了，由小锤路匆匆来
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苍白的、像被蛀虫蛀过的、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
发牌，就像将小圆面包分发给饿慌了的老百姓似的。
　　　　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开始，到凌晨三点结束，因为舍夫勒必须到
面包房去。我很少能够穿着睡衣，不出声响，从小床上下来，又不被人发现，同时
也没有鼓，钻到桌下阴暗的角落里去。
　　　　正如读者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获得了一种最简便的观
察方法：我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样！扬
·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桌面上小心谨慎，然而还是输了一盘又一盘，可是
在桌子下面却胆大妄为，用他脱了鞋子只穿袜子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腿间的地盘。
在那些年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说爱情了。六条男人的腿，被
裤子绷紧着，呈不同的鱼骨状，有时赤裸着，宁可只穿村裤，汗毛或多或少。这六
条腿在桌子底下都尽量避免接触，哪怕是偶然的接触。腿以上的延长部分——躯干、
脑袋、胳膊则一门心思地在玩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
的，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都会引起垂头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波兰输
掉了无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
　　　　这种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子是不难预见的——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有朝一日
都会停止，并鉴于某种所谓的紧急情况，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初，事情就明朗了，马策拉特在每周一次的党支部领导人会
上找到了新的牌友，他们不像波兰邮局职员和前童子军指导员那样危险。扬·布朗
斯基也不得不考虑命运规定他所属的阵营，并同邮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说，同残
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曾在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传奇般的军团里服役，
从此以后，他的一条腿就比另一条腿短了几厘米。尽管病了一条腿，科比埃拉仍是
一个能干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个手艺很巧的人，我希望他有可能发发善心替我修
理我那些残破的鼓。因为只有通过扬·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几乎每
天下午六点左右，甚至不顾八月天异常的闷热，站在波兰居民区附近，等候下班后
多半准时回家的扬。我也不问自己一下，你那位假想的父亲下班后会去干什么，便
站在那里，等到七点钟，等到七点半，但是，他没有来。我本来是可以找表舅妈黑
德维希的。扬可能病了，发烧了，或者断了腿，上了石膏。可是奥斯卡却站在原地
不动，只满足于时而凝视一下那位邮局秘书寓所的窗户和窗帘。一种奇怪的羞怯心
理阻止奥斯卡去走访表舅妈黑德维希，她那双慈母般的温柔的牛眼睛里射来的目光
使他感到悲哀。他也不很喜欢布朗斯基夫妇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
兄妹。他们就像对待玩偶似的对待他。他们愿意同他玩，把他当做玩具。同奥斯卡
差不多同年的、十五岁的斯特凡，有什么权利那样傲慢地对待他，像老子对待儿子
似的老是教训他呢？还有那个玛尔加，扎着小辫，胖胖的脸蛋像初升的圆月，她哪
儿来的权利把奥斯卡当做没有意志的时装木偶，一连几个小时地替他梳头、刷衣服，
摆布他，教他这个那个呢？他们两个自然把我看做一个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
子，觉得他们自己很健康，前途无量，又是我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宠儿，而她是不
会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因为我总是使她感到很难对付。用几本童话和连环画是笼
络不了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甚至今天想象起来也是莫大的享受，那是非常简
单的，因此也是很难获得的。奥斯卡一见到她，就要极力效法自己的外祖父，钻到
她的裙子底下去避难，而且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再从这个避风港里探出头
来呼吸外面的空气。
　　　　为能钻到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我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不相信她当真不喜
欢奥斯卡坐在她的裙子底下。她总是犹豫，多半拒绝我。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
有一半像科尔雅切克，她就会让他去避难的。而唯独我，既无外祖父的身材，又无
那位纵火犯一划就着的火柴，所以不得不巧施特洛伊木马计，方能进得那个城堡。
　　　　奥斯卡看着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三岁孩子那样在玩皮球，瞧着那个奥斯卡让皮球
碰巧滚进了裙子底下，他立即以拾球为借口，在外祖母看穿这种诡计并把皮球还给
他之前，就蓦地钻了进去。如果有大人在场，外祖母就不会允许我在裙子底下逗留
太久。大人们嘲笑她，往往用含沙射影的话使她回想起那年秋天在土豆地里当新娘
的往事，弄得天生就不白的外祖母满脸通红，久久不消。这红晕配上几乎全白的头
发，并不使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显得难看。
　　　　可是，当我的外祖母安娜单独一人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见，自我可怜的妈
妈去世后，我见到她的次数越来越少，自从她不再在朗富尔每周一次的集市上摆摊
以来，我简直就见不到她了——她倒是比较自愿地让我在裙子底下待得更久一些，
我不需要再用皮球要愚蠢的花招。我拿着鼓滑过地板，弯下一条腿，另一条撑着家
具，往外祖母这座大山的方向移动，到得山脚下，我用鼓棒一下撩起四层幕布，钻
了进去，让四层幕布同时落下，静静地待了一分钟，用全身的小孔呼吸着，沉湎于
那股强烈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之中。这黄油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它的气味弥漫
在那四条裙子之下。在这之后，奥斯卡才开始击鼓。他知道外祖母喜欢听什么，于
是，便敲出了十月的雨声，一如她当年坐在土豆秧火堆后所听到的，而就在这雨声
中，科尔雅切克带着被人紧紧追踪的纵火犯的气味，钻到了她的裙子底下。我让一
阵斜飘的细雨落到我的鼓上，直至我头顶上响起了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现
在，该由读者自己去重新辨认出在一八九九年曾经响起过的那种叹息声和圣者名字
的呼唤声了，那时，我的外祖母坐在雨中，科尔雅切克则在干燥处。
　　　　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的那些日子里，当我在波兰居民区对面的街头等候扬·布朗
斯基时，我经常想起我的外祖母。她可能在表舅妈黑德维希那儿做客。坐在裙子底
下，呼吸臭黄油味，这种想法多吸引人哪！然而，我还是没有登上三层楼，在挂着
“扬·布朗斯基”名牌的门上按铃。奥斯卡能给他的外祖母什么呢？他的鼓敲破了，
什么声音也敲不出来了，他的鼓忘了十月落在那土豆秧火堆上斜飘的细雨是什么声
音。由于奥斯卡的外祖母只能用秋雨的瑟瑟声来对付，所以，奥斯卡仍站在环行路
上，瞧着沿陆军草场丁零当啷开来开去的五路电车，瞧着它们迎面驶来，又目送它
们远去。我还等不等扬？我没有放弃等待，还站在原地不动，是因为我一时想不出
一种可以行得通的方式离去吗？长久等待会起教育作用。但是，长久等待也会诱使
等待的人把他所盼望的会面的情景想象得栩栩如生，因此，被等待的人无从使他喜
出望外，因为他什么情况都想象到了。然而，扬还是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心只想先
看见他，并对这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人敲起鼓的残骸来，因而紧张地站在原处，随时
准备抽出鼓棒来。我想让铁皮大叫大嚷，使他明白我目前绝望的处境，而自己就不
必费口舌去解释了。我对自己说道：再等五辆电车，再等三辆，再等一辆就不等了；
我焦急万分，开始想象布朗斯基一家如何根据扬的主意搬到莫德林或华沙去了，还
仿佛见到他在布罗姆贝格和托恩当邮政局长。我取消了方才赌的咒，又等了一辆，
随后转身朝回家的路走去。这时，有人在背后抓住了他，一个大人用手捂住了他的
眼睛。
　　　　我感觉到这是一双男人的手，柔软、没汗而令人舒服，散发着优质肥皂的香味，
我感觉到这是扬·布朗斯基。
　　　　他松开手，引人注意地大声笑着，将我扳过身去面对着他。这时，我已经来不
及拿鼓来说明我的不幸处境了。因此，我把鼓棒插在齐膝裤亚麻布背带后面。在那
时，由于无人照管，裤子很脏，口袋边也全磨损了。两只手空出来后，我这才把用
可怜巴巴的绳子挂着的鼓举起来，像控诉似的举起来，举过眼睛，一如维恩克圣下
在望弥撒时高举圣饼那样。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说“这是我的肉和血”，那该有多
好，但是我只字未吐，只是高举这剥了漆皮的金属，也不想来一个彻底的、可能是
奇特的化体＇注＇，我只要求修理我的鼓，别无其他。
　　　　扬立即停止了他的不合时宜的笑声。我听得出来，他方才是神经质地使足了劲
在笑。他瞧着举在他眼前的鼓，又把目光从残破起卷的铁皮上挪开，寻找我那双明
亮的、始终还是正直坦率的三岁孩子的眼睛，起先只看到两个同样的、无言的蓝色
眼珠，看到里面的闪光、映像以及人们错误地说成是眼睛的表情的一切，在他不得
不断定我的目光同街上任何一个好玩的水坑并无区别之后，他才拿出全部的好意，
集中了他那尚未淡薄的记忆，强迫自己从我的眼睛里重新寻获我妈妈那双虽说是灰
色的、但形状相似的眼睛；若干年来，这双眼睛对他显露过善意直至热情。但或许
使他惊诧不已的，是他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尽管这并非一定意味着
扬是我的父亲，更确切地说，是我的生育者。因为无论他的、妈妈的以及我的眼睛，
特点都相同，天真玲珑，闪闪发光，含有傻乎乎的美。布朗斯基家的人几乎都具备
这种美，斯特凡如此，玛尔加·布朗斯基少一点，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又
多一点。除去我是黑睫毛、蓝眼睛而外，还不能否认我身上掺进了纵火犯科尔雅切
克的血液——只要联想到我唱碎玻璃的本领就够了——可是，要指出我有莱茵人马
策拉特的特征，倒真不容易。
　　　　在我举起鼓并让眼睛发挥作用的那一瞬间，平日遇到别人单刀直入地发问时总
喜欢躲躲闪闪的扬也不得不承认：“瞧着我的是他的母亲阿格内斯。也许是我自己
瞧着自己。他的母亲和我，我们有许许多多共同之处。但也可能是我的舅舅科尔雅
切克在瞧着我，他现在在美国，或者在海底。只有马策拉特没在瞧着我，这倒不错。”
　　　　扬从我手里接过鼓去，转了转，敲了敲。他手很笨，连削铅笔都不会，但他现
在的样子，好像他知道点修理鼓的门道似的。这个很少下决心的人显然下了决心，
一把抓住我的手，动作之快，使我吃惊，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他搀着我穿过环行
路，到了陆军操场的无轨电车站，电车一到，他拉着我上了五路车允许吸烟的拖车。
　　　　奥斯卡猜到，我们正乘车进城，去黑维利乌斯广场，到波兰邮局去找看房人科
比埃拉。他既有工具，又有技能，数星期以来，奥斯卡的鼓一直在盼望着。
　　　　如果这一天不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注＇的前夜的话，我们这一趟会又清静又
高兴。可是，从马克斯·哈尔贝广场起，五路电车连同拖车都挤满了从布勒森海滨
浴场回来的疲惫不堪但仍吵吵嚷嚷的游客，丁丁当当朝城里驶去。如果韦斯特普拉
特对面的港口没有停泊着那两艘战列舰“石勒苏益格”号和“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
泰因”号＇注＇，如果它们的钢铁船身、可旋转的炮塔和大炮不出现在红砖墙后面的
话，等待着我们的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夏末的夜晚啊。我们把鼓交给科比埃拉以后，
就会去魏茨克咖啡馆，摆上两瓶果汁汽水，插上两根麦管。如果在最近的几个月内，
邮局内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