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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鼓-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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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占有的,这时,我方才意识到,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把铁皮鼓丢在了脑后,因此,
在这个世界上,除去铁皮鼓而外,对我来说,还存在一样东西:护士!
我带着乐器,怀着新获得的知识,离开了市立医院。由于我那三岁孩子的脚还
有点站不稳,马策拉特便搀着我的手回到拉贝斯路。迎来的是战争头一年的日常生
活,平日的无聊以及更其无聊的星期日。
十一月下旬一个星期二——过了几星期的恢复期后我第一次上街——奥斯卡愁
眉苦脸地敲着鼓,不顾湿冷的天气,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和布勒森路的拐角上遇
到了前神学院学生舒格尔·莱奥。
我们面对面站了一段时间,尴尬地微笑着,待到莱奥从他的礼眼口袋里掏出细
软羊皮手套,并将这黄白色、皮肤似的遮蔽物套住他的手指和掌心时,我这才明白
自己遇上了谁,领悟到这次会面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奥斯卡害怕得心里直打鼓。
我们还瞧了瞧皇帝咖啡食品店的橱窗,目送若干辆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交
叉而过的五路和九路有轨电车驶去,随后沿着布勒森路同一式样的房屋,绕着街上
一根广告柱转了几圈,细读通知把但泽盾换成帝国马克的布告,用指甲刮破一张贝
西尔洗衣粉广告,在蓝白色之下见到一点红色,这使我们心里感到满意。正要返回
广场的当口,舒格尔·莱奥用他戴手套的双手把奥斯卡推进一个门道里,戴手套的
左手在身后抓,接着伸到礼服的后摆底下,伸进裤兜里,掏着,找到了什么东西,
在兜里摸着找到的东西,断定是他所要找的,便握在手里,把手伸出口袋,让后摆
落下,戴手套的拳头慢慢地向前伸,一个劲儿地向前伸,把奥斯卡顶到门道的墙上,
他的胳臂真长,但是墙壁可一步不让——在他摊开戴着手套的手之前,我简直以为
他的胳臂会从肩关节上跳出来,自行朝我的胸膛打过来,穿透它,从我的两根锁骨
中间穿出去,钻进霉味很浓的门道的墙里去,而奥斯卡将永远也看不见莱奥手里捏
的是什么,只记得墙上贴的布勒森路住房守则,它同拉贝斯路的住房守则大同小异。
莱奥的手快碰到我的水手大衣,已触着大衣上一颗锚形钮扣时,他飞快地摊开
手。我只听得他的指关节咯咯作响,顿时见到在有霉点的、发亮的、保护着他的手
的手套上放着一个子弹壳。
当莱奥又捏上拳头时,我已经决心跟他走了。这一小块金属同我直接说了话。
我们并肩沿布勒森路走去,奥斯卡在莱奥的左边,无论橱窗、广告柱都不能使我们
留步,我们穿过马格德堡街,布勒森街尽头两幢方箱形的高楼落在了我们背后。在
这两幢楼上,夜间亮起了警告灯,指示着起飞和降落的飞机。我们先在铁丝网围住
的飞机场边沿费力地走着,终于上了较干的柏油路,跟着通往布勒森方向的九路电
车轨道前进。
我们不说一句话,但莱奥仍一直把子弹壳捏在手套里。因为天气又湿又冷,当
我踌躇不前想住回走时,他又摊开手,让那块金属在掌心里跳跃,引诱我一百步、
一百步地向前走。快到市有的地产萨斯佩、我当真下决心转身往回走时,他甚至求
助于音乐来挽留我。他鞋跟着地,转过身来,把子弹壳空的一头朝上,像长笛的侧
口似的贴在凸出的、流涎水的下唇上,在开始越下越大的雨中吹出一声尖厉的、时
而震颤、时而像被浓雾压抑的音响。奥斯卡冷得发抖,不仅由于子弹壳上吹出来的
音乐,还因为这种糟糕的天气——它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并且由于这个特定的场
合而显得更其糟糕——因此,我根本不想花力气来掩饰自己受冻的狼狈相。
是什么引诱我去布勒森的呢?不错,是那个捕鼠者莱奥,吹着子弹壳的莱奥。
但是,传到我耳中的声响还不止这点。从碇泊场,从十一月的浓雾笼罩下的新航道,
传来了轮船的汽笛声以及一艘经苏格兰、舍尔米尔和帝国殖民区到我们这里、如今
正要进港或出港的鱼雷快艇饿狼似的嗥声。因此,莱奥轻而易举地借助报雾信号声、
汽笛声和子弹壳里吹出来的尖声,拖着冻坏了的奥斯卡跟他一起往前走。
一道拐向佩朗肯方向的铁丝网把飞机场同新练兵场和青格尔沟隔开。就在那儿
的高地上,舒格尔·莱奥站住了,歪着脑袋,淌着口水,瞧了半天我那颤抖的身子。
他吮住子弹壳,用下唇抿住,好似灵机一动,猛地一伸胳臂,脱下烤肉色的燕尾服,
把这件散发着湿土味的沉重的衣服披在我的脑袋和肩膀上。
我们又上路了。我不知道奥斯卡是否不那么冻得发抖了。有时,莱奥一跳五步
远,随后站住。他穿着满是褶纹但非常白的衬衫,活像一个想要冒险从中世纪的城
堡主楼或塔楼里跳下逃走的人,他身上那件洁白耀眼的衬衫应规定作为精神病患者
的时装。莱奥的目光一接触身穿烤肉色礼服、踉踉跄跄地走着的奥斯卡,总要爆发
出一阵狂笑,并像一只呱呱叫的乌鸦似的拍拍翅膀,止住笑声。实际上,我自己肯
定也像一只滑稽可笑的鸟,不像渡鸦也似乌鸦。另外,上装的下摆有一截拖在我身
后,像裙据扫着柏油路面。我像皇帝陛下似的留下一条宽大的尾迹,奥斯卡回头看
了第二眼后,便顿感自豪。这条尾迹,如果不说象征着,那也是暗示着在他身上微
睡着的、还没有足月临产的悲剧性命运。
还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我已经预感到,莱奥并不想带我去布勒森或者新
航道。我一开始就很清楚,我们步行的目的地只能是萨斯佩公墓和青格尔沟,因为
那旁边就是保安警察的一个现代化打靶场。
从九月底到四月底,海滨浴场沿线的电车每三十五分钟发一辆。我们过了市郊
朗富尔最后一排房屋时,一辆无拖车的电车迎面驶来。接着,另一辆在马格德堡街
道岔上等对开来的车到后再出发的有轨电车赶过了我们。萨斯佩公墓附近也有一处
道岔。我们快到公墓时,一辆电车从后面赶过我们,随后,另一辆电车迎面开来。
我们早就看到它在雾气中等着了,由于看不清道路,车前亮着一盏湿乎乎的黄灯。
对面开来的车子里司机那张显然愁眉苦脸的面孔还映在奥斯卡的眼帘里尚未消
失时,舒格尔·莱奥已把奥斯卡从柏油路上拖到松软的沙土地上,它使人一踩就猜
出是海滩的沙土。公墓是方形的,周围有一道围墙。朝南有一扇小门,门上有许多
长了锈的花体字,似锁非锁,于是我们推门入内。墓碑是瑞典黑花岗岩或间长岩凿
成,正面磨光,背面和两侧很粗糙,有的挪了位置,有的歪歪斜斜,有的扑倒在地。
可惜,莱奥不给我时间去仔细观看。墓地树木极少,只有五六棵蛀坏了的、长得歪
歪扭扭的海滩矮松。妈妈活着的时候曾在电车上说过,任何其他清静的处所都不及
这一小块荒芜的地方好。如今她躺在布伦陶。那儿土地比这里肥,长着榆树和械树。
在这富于情调的荒冢之间,我思绪万千。我还来不及整理,莱奥便领我出了北
墙的一扇开着的、没有了栅栏的小门,离开了公墓。我们站在墙外平坦的沙土上。
在蒸腾的水雾中,一片金雀花、矮松和野蔷薇果丛向岸边延伸。我回头去看那公墓,
一眼就发现,北墙上有一段是新刷上白灰的。
莱奥在这面显得很新、像他的皱皱巴巴的衬衫一样耀眼刺目的白灰墙前忙碌着。
他使劲地迈开大步,好像在用脚步计量。他大声数着,奥斯卡今天还记得他说的是
拉丁文。他还唱着经文,这无疑是在神学院的课堂上学会的。在离墙大约十米的地
方,莱奥插上了一根木头,又在新刷的、我记得连灰泥也是新填补过的墙前不远处
插上了一根木头。这一切,他是用左手干的,因为他的右手仍拿着子弹壳。他测量
了好久,终于把子弹壳放在离墙较远的那根木头旁边。这截空心金属前头稍窄,那
里曾经居住过一颗铅子儿,后来,有某个人弯曲了一下食指,在子弹壳的屁股上撞
出一个凹点,但又没有撞透,以此向铅子儿宣布,解除它的住房契约,命令它搬家,
并给另一个人带去了死亡。
我们站着,站着。口水从舒格尔·莱奥的嘴里流出,一丝丝地挂下来。他那双
戴手套的手十指交叉,起先还唱那么几句拉丁文,后来便沉默了,因为这里没有会
吟唱应答连祷文的人。莱奥转过身子,恼怒地、不耐烦地越过围墙往布勒森公路望
去,而每当多半没有乘客的电车一辆开进一辆开出,打着铃在道岔上紧靠着相向驶
过时,他又往那个方向掉过头去。莱奥也许是在等待送葬的人。但是,电车上没人
下来,步行来的也没有,没见一个莱奥可以伸出白手套向他表示哀悼的人来到这里。
几架准备着陆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轰鸣而过。我们没有抬头仰望,而是忍受着
发动机的噪声,不想让自己确有把握地断定这三架机翼顶端灯光闪亮、正准备着陆
的飞机是容克52型。
飞机刚离开我们不久(寂静真折磨人,就像我们面前白色的墙一样),舒格尔
·莱奥便从衬衫里掏出了什么东西,一下子站到我的身旁,扯下奥斯卡肩上他那件
乌鸦羽衣,朝金雀花、野蔷薇果和矮松丛的方向跳去,朝海滨跳去。在跳着离去的
时候,他扔下了什么东西,手的动作故意做得很显眼,好让别人去捡。
莱奥像幽灵似的在我的视野内游荡,最后被牛奶似的、粘在地面上的雾气所吞
噬。当他终于消失,只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站在雨中时,我才捡起了插在沙里的那
张硬纸片:是施卡特牌黑桃七'注'。
我去萨斯佩公墓后没过多少天,在朗富尔的每周集市上遇见了外祖母安娜·科
尔雅切克。比绍一带已不再设关卡,她又可以到市场上去卖蛋、黄油、青菜和可以
贮藏过冬的苹果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因为生活必需品不久就要由国家统一经
营了,大家都想搞点东西储存起来。就在奥斯卡见到外祖母蹲在摊子后面的那一刹
那间,他感觉到了大衣、套头毛衣和汗衫里面贴身藏着的那张施卡特牌。我那天乘
电车——一个售票员让我免费乘坐回家——从萨斯佩返回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途
中,原来是想把这张黑桃七撕掉的。
奥斯卡没有撕掉这张牌。他把它交给了外祖母。蹲在青菜堆后面的外祖母一见
奥斯卡来了,吓了一跳。也许她心里是这样想的,奥斯卡一来就没有好事。不过她
还是招了招手,叫这个在鱼筐后面半掩半藏的三岁孩子到她身边去。奥斯卡磨蹭了
好一会儿,他先看了看潮湿的海草上的一条差不多有一米长的活鳕鱼,随后又瞧瞧
从奥托明湖抓上来的螃蟹,总共有几十只,正一个劲儿地在小篮子里爬来爬去。奥
斯卡也学螃蟹横着身子走,水手大衣的背面对着外祖母,慢慢向她的摊子靠近去,
直到撞上了货摊的一个木头架子,弄得苹果来回滚动,我这才让她看到了大衣上的
金色船锚钮扣。
施韦特费格尔送来了裹上报纸的热砖头,推到我的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同过去
一样用耙子将冷砖头钩出来,在挂在脖子上的石板上画一横道,然后转到隔壁一个
货摊去。我的外祖母递给我一个黄澄澄的苹果。
她给了他一个苹果,奥斯卡又能给她什么呢?他先递给她那张施卡特牌,继而
交给她那个子弹壳——他同样不愿把它留在萨斯佩公墓。安娜·科尔雅切克久久地
盯着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东西发呆,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奥斯卡把嘴
凑到她包着头巾的老妇人的软骨耳朵旁,同时联想到了扬的粉红色、长耳垂、小而
肥的耳朵,不再小心伪装,低声向她耳语道:“他躺在萨斯佩。”奥斯卡说完拔腿
就跑,撞翻了一篓青菜。
玛丽亚
历史用最大的音量广播了一条接一条的特别新闻,并像上足了润滑油的运载工
具,驶过欧洲的公路、水道和天空,占领了沿途的一切。而我的事业——仅限于敲
破儿童玩的、上了漆的铁皮鼓——却很糟糕,进行得迟疑不决,甚至停滞不前。那
些制造历史的人十分浪费地把大量珍贵的金属向周围扔去,而我的铁皮鼓却又坏了。
虽说奥斯卡从波兰邮局里拯救出了一面几乎没有刮掉一点漆皮的新鼓,并因此而使
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有了那么一点意义,但是小纳恰尔尼克先生的铁皮鼓对于我来说
简直无济于事!因为我,奥斯卡,在美好的岁月里只需要八个星期就可以把一面铁
皮鼓变成一堆废铁。
我从市立医院里被释放出来以后,一边为失去了我的护士而感到难过,一边立
即开始拼命地擂鼓。在萨斯佩公墓度过了那个阴雨靠靠的下午回来后,我也没有松
劲,相反,我使出了双倍的气力,一心要消灭那个目睹我同民军勾勾搭搭的证人,
也就是那面鼓。
但是,这面鼓却顶住了我对它的打击。我打下去,它打回来,像是在控告我。
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抹掉自己这一段历史。奇怪的是,每当我这样拚命敲打的时候,
我总想起送汇款单的维克托·韦卢恩,虽说他是个近视眼,不大可能充当目击我所
干的丑事的证人。不过,这个近视眼不是反倒逃之夭夭了吗?难道情况不可能是这
样的吗?近视眼看到的东西反而更多,韦卢恩——我多半把他叫做可怜的维克托—
—像看黑白剪影似的看到了我的动作和姿势,判断出了我是在干犹大的勾当,如今
他逃跑了,把奥斯卡的秘闻丑事传遍了全世界。
到了十二月中旬,挂在我脖子上的上了漆的、喷射着红色火焰的良心对我的谴
责才渐渐变得无力了。油漆上出现了头发丝似的细缝,漆皮剥落下来。铁皮变软了,
变薄了,在变得透明以前开裂了。当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受着临终前的痛苦时,目睹
这种痛苦的人总想缩短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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