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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故事-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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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龙博士在其所著的《和会》一书里曾经指出：总统（指威尔逊）抵达时的欧洲，欧洲就像是为一个有创造性的陶匠准备好的一把黏土。各国国民从来也没有这么渴望过，跟在表示愿意领导他们前往没有战争、没有封锁的应许之地的摩西身后，并随他而去。在欧洲人民眼里，威尔逊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法国人民对他充满了敬畏与挚爱。巴黎的工人领袖们告诉我，他们在威尔逊面前流下了欣喜的热泪，他们的同志也表示过，为了实现威尔逊的崇高计划，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对于意大利的劳动人民来说，威尔逊的名字，恰似预报新世界即将来临的天使之音。德国人民则以为威尔逊和他所提倡的主义，正是和平的最后期望所在。大胆的缪伦先生说：“即使威尔逊总统对德国人做出了严厉的判决，他们也会心悦诚服，并马上开始工作。”在德国和奥地利，威尔逊有如救世主，只要说出他的名字，苦恼的人便可得到安慰，痛苦的人可以马上得到解脱……
威尔逊所引起的期待大致如此。我们此处不打算再叙述威尔逊如何使人们失望，他所创设的国际联盟又如何的脆弱无能。威尔逊的悲剧，就是我们人类的悲剧：梦想固然美好，却无法实现。美国人民反对总统的行动，不同意加入欧洲人期待的国际联盟。美国国民渐渐明白他们正在轻率地闯入他们没有任何准备的事物当中；而与此相对应，欧洲方面也渐渐发觉到美国并没有能力来解决欧洲的混乱局面。国际联盟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就诞生了，所以生就了无法挽救的缺陷。国际联盟的组织结构细密但却不切实际，其权力也明显地被限制在某一范围内，这使得国际联盟根本不可能有效地改善国际关系。如果没有国际联盟的存在，也许有些问题还更简单一些。尽管如此，最初欢迎这个计划的那股世界性的热情，标志着全世界的民众——不是政府而是民众——都加入到了反战行列中来，这是任何历史都必须特书一笔的事。从此，在目光短浅的政府背后，一股寻求世界性的和平与世界性的秩序的力量，正在萌芽、成长。
然而，这股力量尚未被有效地发挥出来。凡尔赛的媾和是纯粹的政治性媾和，国际联盟则是政治性组织。它承认现存的各政府与现有的国家观念，并想在此基础上尝试将人类的诸多问题用修修补补的方式来解决。事实上，这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关于这一点，人类已经是越来越清楚了。政府与国家只是一时的，可视人类需要的变化而予以变更，并且也应当被变更。而最根本的是经济上的各种问题。它们是关乎财产与行动的问题。
从1918年到1932年，世界进入会议时代——人们试图通过和平的会议来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从这一连串的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正在致力于重建这个世界，人们已经摆脱了纯粹的国家主义与政治的框架，开始关心人类的财政和经济方面的统一，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自然，这期间也有过经济生活的混乱，人们不得不面对失业与贫困；政治生活也显现出了罕见的不安定。
但是，在发生像世界大战那样的动乱与杀戮之前，人类必须致力于世界的重建工作。像国际联盟那种临时的行动，像各国之间举行的看似可解决一切问题，却永远也不会产生实际效果的会议制度，实在无法满足我们所面临的新时代的复杂政治要求。关于人际关系的各种科学，个人与大众心理学、金融学、经济学、教育学，都需要尽快进入应用阶段。因顽冥、落伍而已告死灭或已濒临死灭的道德和政治观念，必需由更明确、更单纯的观念——即人类有着共通的起源与共同的命运——来取代。
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力量，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与混乱。人类还处于青春期，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并不是由于衰老和疲劳而引起的，而是由于人类日益增长却没有得到有效管理的旺盛精力所造成的。
一如笔者在本书里所做的尝试，当我们把整个历史当做一个过程来观察时，当我们看到生命朝着希望和胜利进行顽强的抗争时，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希望与危险并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仅仅是人类伟大前途的一缕曙光。在花朵或落日的美丽当中，在幼小动物的嬉戏之中，在诸多风景之中，我们将感悟到生命所能给予我们的某种暗示；另外，在雕刻与绘画作品之中，在伟大的音乐篇章之中，在某些了不起的建筑和庭园之中，我们也可以感悟到人类的意志所具有的伟大力量。我们拥有梦想，我们也拥有不断增加的力量。人类终将迎来永久的和平与统一，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
回忆韦尔斯韦尔斯罗素简介
附录：回忆韦尔斯罗素（BRusell 1872…1970）H·G·韦尔斯在中国被视为是一位历史学家，这是因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现在仅《世界史纲》一书有中译本。事实上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超过他在历史学上的成就。韦尔斯的巨著《世界史纲》之所以能畅销全球，销量超过二百万册，主要也是靠他作为文学家的才华。将文学与历史最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韦尔斯可能是西方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学者。文学的想象与历史的真实原本是无法相容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司马迁的手里及英国韦尔斯的手里，二者却获得了天衣无缝的完美结合。然而很可惜的是，韦尔斯的史学著作，仅有《世界史纲》一部而已。但是他在幻想小说方面的著述，却远远超过柏拉图、托玛斯·摩尔、陶渊明及几年前逝世的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从而创下文学史上“乌托邦著作”的最高记录。诚如罗素所言，韦尔斯的现代乌托邦有些令人向往，有些却平淡无奇，有乐观的丰富想象，也有几分悲观的色彩。但是，他有一贯的创作动机：那就是希望人类的社会能逐渐的向理想的境界迈进，他的一生因为这个信念的鼓舞，才写出了大量的幻想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科学家的态度，社会学家的热诚在写这些著作）。直到他生命快结束时，他才领悟到，要改造人类社会并不是单靠思想与文学就可奏效的，一缕失望的感觉也在此刻顿时产生，要是韦尔斯先生在年轻的时代就领悟这一道理，很可能他不会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人物，所以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往往是“人尽其材”最有力的驱策力。
韦尔斯在20世纪英国文坛的地位，很像他的好友阿道斯·赫胥黎，他们二人都是当代的博学之士，都是20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典型产物。所以，未来的文学史家，一定会把他们相提并论，在文学作品中注入科学的因素，是他们二人最大的共同特色。在近代文学家中没有人会比罗曼·罗兰及汤姆斯·曼更了解音乐，同样在近代杰出的文学家中没有人会比赫胥黎及韦尔斯更了解科学，在他们二人身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变成了可以融会贯通的综合艺术。作为一位近代文明的批评家，他也可以与汤因比和罗素相提并论；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他与萧伯纳及韦伯夫妇都是费边社的发起人及领导人物。但是过分的注重外在的虚名，使他只能成为文学家、史学家及文明的批评家，而无法进一步的进入古今圣哲之林，这是罗素最为他这位老友惋惜的一点。
韦尔斯在1866年的9月21日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布罗姆莱（Bromley），比罗素大六岁，他的父亲是一位没有远见的小商人和职业的板球选手，母亲是一位女仆兼管家，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必须独立谋生。韦尔斯做过布商学徒，也当过化学助手，之后他进入中学就读。1884年，韦尔斯进入伦敦大学的皇家科学院就读，主修生物学，他的老师便是胡适先生最崇拜的托玛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也就是阿道斯·赫胥黎的祖父（严复所译《天演论》的作者）。1888年，韦尔斯获得科学学位，毕业后从事教职工作并开始写作《生物学教科书》，但不久因得肺病而被迫放弃教书。1891年，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在《双周评论》发表他的处女作后便开始投身于漫长而活跃的写作生涯。其间除了一度做过新闻记者外，直至1946年在伦敦逝世为止，他都在专心著述。他的第一部著作《与叔叔谈话选录》是在1895年出版的，他的初期作品常被与Jules Verne的著作相提并论。1903年，韦尔斯加入费边社，他的政治“乌托邦”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现代版。和狄更斯一样，他对伦敦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也有深厚的同情与了解，从190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他可以说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以社会学的眼光而非以政治的观念从事创作，他的作品虽然是基于科学的写实，但却充满了高度的人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韦尔斯才开始写历史著作，1920年出版了《世界史纲》，由于此书太长，有一千多页，所以在1922年他又写了一本大众化的《文明的故事》。本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史学著作，此后他就没有再写过这方面的著作。1934年他写了一本自传。1938年他的《世界战争》被改编为广播剧，曾经轰动全美，人们把这段播出时间命名为“恐怖的时刻”。虽然他是当代有数的博学家之一，但直到逝世前三年，才以一篇《论人格》的论文，获得伦敦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回忆韦尔斯韦尔斯的观点
他认为小说是社会的媒介者、理想的传达者、法律制度的评论者，同时也是社会的独断和观念的批判之所，因此小说不过是他所怀抱的社会思想的表达之所。综观他一生所写的小说可分为通俗科学小说、写实小说和社会小说三大类，每一类都有其传诸后世的不朽之作。
我第一次与韦尔斯邂逅是在1920年举行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这个曾被命名为“共效会”（Coeffients）的组织是由西特尼·韦伯和韦尔斯二人发起创立的，旨在希望我们大家以后能联合起来发挥更大的功效，会友大约有一打左右，其中有些我已经记不得了。在我所记得的人中，最出色的是爱德华·葛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其次是麦钦德（HJMackinder）（后来他也被封为爵士），当时他是牛津大学的地理学讲师，也是正在德国兴起的地缘政治学的权威。关于他的事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曾与一位土著向导攀越过基利曼耶罗峰（Kilimani alo），这位土著几乎完全是赤足走路，而他本人则穿了一双舞鞋。除此之外，还有亚莫莱（Amory）及官拜海军中校的倍莱尔思（Bellairs），他是一位说话风趣的海军军官，曾为了争夺京林区的议席而与那位名闻遐迩的陆军代表汤尼·鲍尔斯（Tommy Bowels）进行一场永远无法分出胜负的竞争。倍莱尔思中校是自由党人士，鲍尔斯则属于保守党，但是过了不久，培莱尔思变成了保守党，而鲍尔斯也变成了自由党员，因此他们二人才有机会在京林区继续争执下去。除了以上五位，我还记得的一位是赫恩斯（W．A．S．Hewins），他是当时伦敦经济学校的主持人，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是在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中被养大的，但自从来到英国后，他改信了英国国教，他是一个强烈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他极力支持张伯伦首相采行关税改革政策，他曾经把改革前与张伯伦的通信拿给我看，因此我知道这项改革，他出力最大。
直到韦伯谈起邀请他做“共效会”的会员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韦尔斯其人。在某次集会中，我很快地发现，我对大部分与会人士所发表的高见，实在无法苟同，也无法贡献一点有用的意见给他们，因为所有的会员除了韦尔斯与我之外，差不多都是帝国主义者。他们对于即将来临的对德战争，也大都认识不清。由于我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共同的反感，我和韦尔斯开始接近起来。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当时他认为掀起大战是一件愚蠢的行为，虽然后来他的态度改变了。当葛雷爵士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为对法及对俄订约的政策竭力鼓吹时，风波又起。两年后他这个政策为保守党政府所采纳，后来葛雷爵士本人出任英国的外相时，更是全力在推行此政策。我曾大声疾呼反对此项政策，因为我觉得它已直接导致世界大战，当时除了韦尔斯以外无人赞同我的看法。
由于我们在政治观点上彼此很接近，我就邀请韦尔斯夫妇到牛津附近的巴格莱林庄舍间来玩。这次会面有愉快的一面，但也有不愉快的插曲，例如韦尔斯会当着我们的面说他的太太伦敦腔太重，其实在我看来，这项指责用于他本人似乎更为适合。更严重的事是由他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慧星来到的日子》引起的。在此书中，他描写了地球经过一个充满气体的慧星尾部时人们的感觉。当时理性的胜利在两件事上显示出来：一方面是正在酝酿中的英德之战，由于双方意见的接近而中止了；另一方面是自由恋爱风气开始兴起。韦尔斯之所以被当时的舆论界所攻击，主要并非由于他鼓吹和平主义，而是由于他提倡自由恋爱。他当时曾极力声明他并没有鼓吹自由恋爱，只是预言，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之后，所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而已，甚至连结果的好坏他也不敢置评。我觉得他这些声明是言不由衷的话，因此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开始时提倡自由恋爱，而后来你却说没有？”他回答说，由于他尚未储蓄足够的版税，可以使他靠利息渡日，所以他还不敢公开地鼓吹自由恋爱。也许是那时候我对人格的要求过分严厉，因此他这个回答使我颇感不快。
自此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都很少见到他。到了1914年对德之战时，他却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变得好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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