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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3-戴高乐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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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每年实行一次特殊监督，检查各国是否执行计划中规定的义务。
贝当和魏刚认为，对法国来说，唯一的安全仍然是法国军队保持其对德军的优势地位。⑧可是，赫里欧和保罗－蓬古尔认为，他们制定的《建设性计划》会确保法国获得美英两国、以及所有民主国家的支持；从和平时代起，最终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国际军队，唯独它拥有现代武器，立即用于抗击侵略者，侵略者拥有决定性优势。10月28日，在阿尔贝·勒布伦总统的主持下召开了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这建设性计划。
11月14日公布了《建议性计划》。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计划于12月10日，达到了与制定者的设想完全相反的结果。⑨英国首先谋求让德国重返裁军会议。为了裁军，英国要求宣布这种迄今被法国加以拒绝的“权利平等”。因此，英国竭力要将德国的权利要求同《建设性计划》挂钩。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前后持续了12月的第一周。赫里欧最终是这样确定其立场的：“法国承认，会议的目的是要赋予德国和其他被凡尔赛条约解除武装的强国以权力平等——这是在一种包括对各国安全和对法国本国安全在内的制度下享有的权利平等。”⑩当时由冯·巴本总理领导的德国政府赞同这一立场，并利用其返回裁军会议和参加未来的“安全”制度，通过12月10日下午2时30分签署的协议，获得了对其有利的“权利平等”。从《建设性计划》那里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了，而且50天后，希特勒就上了台。
《戴高乐传》 第二部分第四章 要进行武器革命（3）
这就是戴高乐当时看到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证人一词的本义而言，他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毫无疑问，戴高乐想从此次经验中汲取全部结论。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无可争辩地是，德国刚刚取得了重大成功。人们业已知道，德国或多或少地是在悄悄地重新武装起来。现在人们可以肯定，德国以“权利平等”的名义继续和加速其重整军备，援引法国军队仍然处于对德国的优势，来证明其重整军备的正确性。诚然，严格地说，凡尔赛条约并未被废除，因此从理论上说，法国可以根据其第249条，对任何现行的和无可争辩地违反军事条款的行为展开军事反击。但是，人们刚刚承认德国的“权利平等”，从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向德国提供了强大的根据，支持其重整军备。再说，人们证实，在这种涉及到欧洲大陆平衡的事件里，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毋言争辩地支持德国的立场，事先同意德国拥有一支至少与法国相同的军事力量。更加说明问题的是，英国是在没有获得由《建设性计划》确定的任何保证、甚至让法国计划永远消亡的情况下同意德国的。因此，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经过或多或少的短时间，德国的军事力量将会赶上法国的军事力量，届时，德国的工业潜力和人口潜力比法国大得多，因而使德国获得优势。此后法国面临着双重前景：法国有可能被强大的德国远远地超过，尽管德国从1918年以来远远地低于法国；但与此同时，在突然爆发一些决定性的事件时，法国有可能面对德国，处于孤立状态，就象人们刚刚看到的英国支持德国的举措所暗示的那样。
1933年，戴高乐整年都在制定和形成其关于反击的思想，他认为，而今，法国面前临着可怕的挑战，应当对此进行反击。其成果是，戴高乐在1934年5月5日发表了1940年之前的最重要的著作《建立职业军》，这是法国军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通过从《建设性计划》被埋葬以来的18个月里突然发生的事件，戴高乐还加强了下述决心和信念：必须完全重建法国的防御体系，但时间却很紧迫。戴高乐首先看到，法国军事机器遭到了逐步的、但显然是不可阻挡的毁坏。1932年6月，国防部预算削减了3亿法郎，同年10月，武器拨款削减了1亿2千万法郎。1933年1月，人们规定削减国家支出40亿法郎，其中削减军事支出20多亿，削减陆军预算一半。由此看来，必须减少20个至14个现役师。然后，人们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还要制定一个新法，但不能肯定新法在议会两院投票中通过。后来，人们计划在3万名军官的总数中裁减5千名，何况在翌年改变这个决定之前，业已取消了1800名军官的就业机会。1933年底，必须重新考虑削减军事拨款，原定的1934年度预算只能征召不到20万人的兵力。换言之，有20个师里的5个师，即和平时期的四分之一军队，不再被视为现役师，要由一支比例太大的后备军来补充。
1934年是法国军队情况恶化到了极点的一年。在2月6日发生骚乱，导致达拉第政府辞职和杜梅戈内阁这个包括从右翼到激进社会党人的政府取而代之之后，贝当在同年担任国防部长。这时，贝当从魏刚那里收到了一个关于军队现状的报告，证实了法国统帅部对德国重整军备、对法军力量的削弱、甚至对人们开始在法兰西帝国中觉察的混乱及其对殖民军队的影响表示忧虑。“近年来，人们看到，”魏刚指出，“北非部队的思想状态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演变。这种演变同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演变已经产生了一些后果，其严重性谁都不应该视而不见。因此，人们在经济危机的高潮中看到，新兵入伍的人数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与1932年相比，1933年减了5000个入伍合同），重新入伍的人数也有下降。士兵更加不满，不大忠于自己的上司。他们更加关注外界的影响；他们经常与平民来往，这是过去从未见过的现象。在军纪的表面现象后面，可以看出，士兵的精神倾向于脱离我们。去年，在驻扎法国的部队里发生了一些严重事件：一名法国军官被一名土著军官杀害，士兵开小差，军人参加土著革命者大会。”⑾魏刚感到惊慌，从中发现了一种反殖民秩序暴动的预兆。显然魏刚分不清这种预兆的原因、基础、届时的不可避免的特点，但他却看到了严重后果……
事件爆发的日子在临近，德国和意大利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人们可以认为，到翌年1935年，萨尔地区将要通过公民投票回归德国，法国战时诞生的“一代出生率很低”导致减少每年可动员的兵力。因此，人们决定将服兵役的期限增至两年。但没有任何迹象——绝对如此——表明，法国统帅部在考虑改变其学说和战略。相反地，1931年到1936年期间，由于魏刚担任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法国继续就一份由其前任贝当主持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基本文件进行工作。这份基本文件就是《关于大部队战术问题的临时指示》。文件确认连绵不断的战线是攻不破的。文件规定，“进攻只能在集结强大的物质条件、炮兵、坦克、弹药等之后，在顺利的条件下进行。在发动进攻之前，应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旨在集结军队和使用军用物资的准备阶段”。由此而来的是一个使用各种武器的观念：“坦克打破敌人的消极障碍和积极抵制，便于步兵的推进……其目的旨在便利步兵在战斗中推进，增加步兵的进攻能力”，而不管这些坦克是轻坦克还是重坦克，前者的“作用是陪同步兵和与步兵一道密切联络，共同作战”，后者的目的“旨在为步兵和轻坦克开辟道路，以其数量和火力粉碎那些支点的顽强抵抗”。这样设想的观念，也排除了任何飞机参加地面战役的可能性，而飞机参加地面战役就象德军将在1940年实现的那样：“白天，飞机迫使（对方）部队——无论是前进的，还是战斗的部队——处于驻守状态，处于一种将其交给一切射程的炮兵打击的围困状态；晚上，飞机用其火力将这些部队消灭。”因此，就不能认为，法国统帅部内部会发生重大的演变。
然而，当法国军事力量在1934年达到其最低点时，希特勒已经在1933年1月30日夺取了权力。这对下述的所有人都是一个意外：他们对德国国社党在1932年11月6日选举中出现的退步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国社党人只获33。1％的选票，而不是在7月获得37。3％的选票；他们象勃鲁姆那样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希特勒现已被排挤出政权，甚至（……）被掌权的希望所排斥”。这种预断也是整个西方新闻界的、包括从左翼到极右翼的政党、几乎整个欧洲外交界人士的共同看法，至少在1933年1月15日，希特勒运动在德国利普州的选举中取得重大成功之前是如此。弗朗索瓦·蓬塞将希特勒的这个突然转变记录在案，认为希特勒有可能重新上台。⑿此后，大多数评论对这位德国新总理的成功运气深表怀疑。新闻界的基调通常是对这个“蛊惑人心者”、“油漆工”，对“人们赋予他的奇迹创造者的名声”表示蔑视。
不管怎样，在裁军问题上，巴黎并未作出必须放弃同德国一切谈判的结论。人们开辟了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道路，因为1933年3月7日，日内瓦会议——会议的使命恰恰是寻求这一裁军协议——最终埋葬了法国著名的《建设性计划》。⒀
因此，英国首相拉姆奇。麦克唐纳提出了一项规定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总兵力都减至20万人的同一水平的新计划。这就要求法国减少其总兵力，增加德国军队的兵力，即在其被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数量上增加一倍。业已晋升总理的达拉第和外交部长保罗·蓬古尔对此作出了反应，要求在为期4年的过渡阶段里实行监督，如果做到这点，那法国就表示同意。英国人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则要求法国开始裁军，然后再实行其要求的监督。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坚持其对法国的要求，以便法国首先作出单方面裁军的姿态，好让他们也赞同一个“试行阶段”的观念。然后，希特勒进行了反击。他宣布，德国脱离日内瓦裁军会议，因为据希特勒所说，人们向他否定了1932年12月以来承认德国享有的“权力平等”。与此同时，他宣布德国脱离国际联盟。⒂
《戴高乐传》 第二部分第四章 要进行武器革命（4）
希特勒的面纱被揭开了。而今，人们知道，他将要开始执行一项大量重整军备的政策。但从这个重大事件中获得一切结论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最明智的人往往是感到最失望的人，换言之，是那些对法国人和德国人实现真正和解寄予厚望的人，特别是那些以处于最“左翼”、最反对法国右翼的一贯的反德民族主义著称的天主教界人士。如他们中间，有《震旦报》社长弗朗西斯克·盖、总编辑路易·泰尔诺瓦尔和社论撰写人乔治·比多，历史学家莫里斯·波萨尔，日耳曼语语言学家罗贝尔·达古尔，天主教工会领导干部加斯东·泰斯埃，《精神》杂志创始人埃马纽埃尔·穆尼埃，以及几位属于同一个政治思想派别的知名人士，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弗拉迪米尔·多尔梅松和庞热伯爵等。但其他人不愿意放弃深化与德国的和谈，拒不改变近年来法国政治的方针。这样，达拉第和保罗－蓬古尔，最终赞同一项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四国公约》，其目的主要是要试图利用墨索里尼的、对于希特勒对奥地利的真实企图存有的深刻疑虑，同时不赋予该公约以任何实际的基本内容，以便照顾法国的东欧传统友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因为它们害怕有人利用该公约来修改那些从1919年条约继承下来的边界。⒃实际上，在法国领导人中间，还很少有人去估计希特勒上台的影响，对希特勒所写的、那本披露其企图的书《我的奋斗》知之甚少。
戴高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思考的，而这种思考即将导致他发表《建立职业军》。戴高乐在工作岗位上，见证了关于裁军谈判和监督裁军的各种尝试的失败。他知道人们可能知道的、关于第三帝国或多或少机密的重整军备的情况。他看到法国军事力量的削弱，并象其他许多人一样看到，至少目前法国还不能依靠英国的支持，即使在那些看来涉及到欧洲安全的领域里是这样。因此，戴高乐得出结论说，法国必须亲自拥有反击德国行动的手段，否则，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德国行动。恰好，希特勒提前暴露了其行动。他的前任在领导魏玛共和国时拒绝就其东部边界作出保证，几乎不掩盖他们打算修改其东部边界，至少在格但斯克和“走廊”问题上是这样。希特勒则宣布，德国的前途在于它向东欧进行无限的膨胀。所以，人们不能怀疑，希特勒首先试图修改中东欧地图。因此，现在法国应当注意到捍卫其受到德国新政府威胁的东欧盟国和友邦。而德国新政府完全停止一切裁军谈判，认为凡尔赛条约有关限制德国军队的规定无效，明确宣布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时代开始了。
对戴高乐来说，就象他已经多次口头和书面表示的那样，应当根据国家的总政策，合乎逻辑地制定军事政策。如果法国认为，捍卫欧洲均势和为此捍卫那些位于德国东部的国家是其最高利益，那就必须使法国军队拥有这种捍卫的能力。因此，必须有一种适合于这种使命的军事工具。但现有的制度作为2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的政策的产物，能满足上述要求吗？完全不能。法国在一种防御体系——不管它如何强大——的庇护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欧国家在希特勒的行动面前屈服。因为对于这些东欧国家的抵抗能力，任何人都不能抱有幻想。除了某些矿藏以外，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农业国。波兰的工业只不过是德国工业势力的有限公司罢了。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当德国拥有6000多万人口时，它却只有1600万人口，何况它的人口中包括在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族，特别是将近350万的“苏台德区德国人”，他们恰恰居住在那些捷克斯洛伐克防线经过的地区。假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能够建立联盟，那就会组成一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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