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3-戴高乐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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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8月4日，杜蒙动身去伦敦，然后去蒂比里，在那里同英国海军上将德拉克斯－普拉姆克特登上“德文部”邮船，邮船以每小时13，5节的速度行驶了四天，结果只是在8月11日抵达莫斯科。（22）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被指定为俄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尽管法英对话者的级别比他要低得多。谈判一上来，伏罗希洛夫立即提出一个他后来不断重复的问题：“波兰是否将同意苏联军队进入其国土（……）以便苏军同敌人短兵相接？”8月13日、14日、15日和16日四天，伏罗希洛夫未得到任何回答。看到谈判最后要遭到失败，杜蒙建议巴黎派其副手瓦林将军去，试图说服波兰领导人，要他们相信，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就不会有同苏联的结盟；届时，他们的战略立场就会变得绝望起来。但这种建议只是徒劳一场。后来，杜蒙又主动派遣博夫尔上尉到华沙，博夫尔说服法国驻波兰大使莱翁·诺埃尔出面，再次向贝克上校进行活动，同时也由武官米斯将军出面进行活动。结果他们俩只得到波兰方面发表的、持坚决否定态度的声明，声明只是用有点轻蔑的词汇，准许法国人和英国人同苏联人“磋商”，而波兰领导人保留评判他们磋商结果的权利。达拉第在一个绝望的举动中，徒劳地准许杜蒙“最好是（……）在军事公约上签字，条件是须经法国政府批准”，暗示在苏联军队进入波兰领土的问题上，可以不经过波兰人同意。俄国领导人只能从中得出结论说，有人竭力要欺骗他们，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波兰人不接受任何同他们进行军事合作的前景。甚至有人向伏罗希洛夫证实，波兰政府不赞成法国起草的公约文本……　　　　
　　　　8月22日公布了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即将访问莫斯科的消息。现在谁都不能怀疑，德苏两国靠拢是一个既成事实，并且即将签订一个协议。这对英法两国来说，不仅是一个外交失败，而且首先是一个战略灾难。因为波兰无法长期抵御德国军队，而且由于没有同苏联达成协议，德国将入侵波兰东部。在此之前，德国已经入侵了波兰西部。


《戴高乐传》　第三部分第六章　相约战争（5）

　　　　同样是战略形势决定着苏联的选择。事实上，苏联领导人是在下述三种解决办法中作一选择的。第一种办法是，继续在边界内观望，但届时德国将会获得优势：将波兰军队各个击破，轻而易举地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这样就不费力气地走完战争爆发的深入苏联心脏地区的大部分路程。第二种办法是，尽管波兰政府明确反对，但对波兰进行干预，然后同德国军队遭遇，但在此情况下，风险来自波兰政府的突然转变。波兰有可能在德苏两个敌人中间，断定苏联是最坏的敌人；届时谁也不知道，法英两国会从中得到什么结论。第三种办法是，同德国缔结一项公约就会对苏联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名声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但这种公约不会是最后的承诺。当时局需要这样做时，就会重新开始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对话。再说，当法英两国代表离开莫斯科时，苏联代表已经对他们打了招呼。在此期间，苏联会在领土和战略方面获得重大利益，夺回其在1920年签订里加条约时失去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居住的领土，此外还加上1914年前属于奥地利的东加里西亚。且不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贝萨阿拉伯地区将要获得可预见的进展。　　　　
　　　　苏联作出其选择。这对苏联来说是一次重大进展，因为他将德国侵略的起点尽可能远地推到了西方。如果不同苏联发生直接碰撞和不打乱战争的战略形势，那德国就不能向西方再走一步。有位西方领导人——从表面上看，是唯一的西方领导人——懂得这点。10月1日，是丘吉尔在电台上发表声明说：“俄国冷冰冰地奉行了一种被利益左右的政策。我们本来可以希望，俄国人不是作为入侵者，而是作为波兰的朋友和盟友占领现有的阵地。但是，面对纳粹德国的威胁，俄国安全发生了问题，对俄国军队来说，坚守这条防线显然是一种必要。不管怎样，防线在这里，东线已经建立，纳粹德国不敢进攻东线。我无法预言俄国将要采取什么行动，这是一个神秘的谜底，完全被装在一个谜语里面。可是，也许在这个谜语里面藏着一把钥匙呢？这把钥匙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德国在黑海两岸落脚，或者入侵巴尔干半岛国家，或者使东南欧的斯拉夫国家人民受到其奴役，那就不能符合俄国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与俄国的生存利益和历史利益相违背的。”戴高乐进行了与丘吉尔同样的分析，但篇幅更短一些。他说：“俄国宁可同德国一道瓜分自己的猎物，而不愿沦为德国的猎物。”　　　　
　　　　从缺少任何东方联盟产生的后果是，战争地图根本不利于盟国。人们不难预见到这点。至于戴高乐，他象支持签订法苏公约那样明确表态，觉察到德国不在两条战线上打仗时所具有的决定性优势。不管怎样，必须从中作出结论。这就是法英两国军队领导人在战争爆发时，在制定其作战计划时所做的事。（23）他们看到德国将是主要的敌手，但由于德国在大部分军用物资方面拥有优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不可能击败德国，因而建议依靠盟国的海军优势——如果意大利也来参战——对意大利岛屿和殖民地采取一系列行动。从这个作战计划初稿上，人们已经发现了一个重大矛盾。作战计划假设，必须粉碎德国的首批进攻，但同时规定在次要战场上开展大规模行动。可是，次要战场为了取得一些肯定次要的成功，需要动用法英两国的一大部分军事力量，因而使之冒有在主要战场——那里的德军占有优势，即使占有暂时的优势，也会对盟国进行致命的打击——被削弱的风险。然而，是这个观念启示了最初的作战计划。除了规定对德国实行严密封锁，向法英两国运送来自其庞大殖民帝国和美国的大量军用物质和各种援军之外，该计划还规定在巴尔干半岛进行各种外交和军事行动。此后，盟军将会超过敌军，然后可以转入对德国的进攻。可是，这个计划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因为希特勒想要尽早利用那种对他有利的力量对比；再说，考虑到在西线放手进攻，他可以通过施加一般的政治和外交压力，来确保中欧国家和巴尔干人的安定，从他们那里获得德国需要的原料和食品供给。　　　　
　　　　此外，东南欧国家还想尽可能长久地维护其中立国家地位。虽然法国向中东地区迅速派遣了魏刚和来自北非的第86师，并增派了继续在原地的两个轻型师，但是，盟军兵力比较薄弱，在空军方面处于严重劣势，使它们在大规模的外围行动中毫无持续成功的机会。戴高乐在十五年后所写的《战争回忆录》中暗示说，人们本来“可以叫意大利在法国入侵与停止其中立国家地位保证之间作出选择，使它脱离战争”。但当时法英领导人的考虑是要安排意大利的中立地位。简言之，盟国在此战争初期设想的作战计划毫无成功的机会，而最后，没有任何力量会使作战计划摆脱唯一的、必定的前景：德国倾其全部军事手段，对法国阵线发动一场进攻。　　　　
　　　　戴高乐正确地进行判断，认为人们对德国的进攻并未做好准备。戴高乐之所以在1939年冬天表现出根本的悲观主义，并勉强对其朋友加以掩饰，它不仅是因为在这张战争地图上，法英两国失去其只能由苏联扮演的“背后的盟友”，而且是因为法军深深地陷入到一种悲剧性的停滞状态之中。在戴高乐看来，这是实行一种防御性军事体系的结果，该体系导致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也是一种思想状态的结果，这种状态导致使领导人放弃完全参战。　　　　
　　　　“我毫不惊讶地看到，”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动员起来的力量仍然处在停滞状态之中……当敌人的兵力几乎全部用于维斯瓦河战役时，我们除了进行几次演习之外，实际上是无所事事，不向莱茵河畔进军。”　　　　
　　　　戴高乐本人也参加了这几次“演习”，他的上司、第五军军长布雷将军对他的求战心切很受感动。因此，戴高乐的一个坦克营就部署在比茨附近，马其诺防线的前方。好几位闲得没事并在附近小山上安营扎寨的将军观察了演习，但这种演习显然毫无意义。（24）　　　　
　　　　几天后，戴高乐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法国军队停滞不前状态所带来的后果，也看不到法国学说变革带来的任何成果，所以就给保尔·雷诺写了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封信。　　　　
　　　　“我斗胆就指挥这场战争的问题，向您表达我的意见。我们的军事体系只是为了防御而建立的。如果敌人明天来进攻我们，那我就深信我们将抵挡得住。但是，如果敌人不进攻，那我们就几乎处在完全的无能状态。然而，我的意见是，敌人将不会长期进攻我们。敌人关注的事情是要让我们业已动员和处于防御状态的军队‘难受’，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然后，当敌人认为我们产生厌倦情绪、迷失方向、对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不满时，它将用所有与其今日在士气和军用物资方面拥有的单子不同的单子，最终对我们发动进攻。”


《戴高乐传》　第三部分第六章　相约战争（6）

　　　　从这封信里，人们看到了戴高乐的气质和计谋的一个方面。出于本能，戴高乐估量出，法军内部这种完全停滞不前的状态，对官兵的思想和习惯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因此，他假设，敌人愿意利用法军的停滞不前，加剧这种可畏的、丧失斗志的的状况。但是，戴高乐主要是想要说服雷诺，相信人们还能改革法国军事体系，因此人们应当继续进行改革。也许敌人“不会长期进攻我们”并“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这就让法国政治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在其愿意的条件下，有时间对法军及其军队使用的学说实行戴高乐所要求的变革。戴高乐是那样深信这种变革，以致三个月后，他将重新主动做工作。当时，雷诺来旺让堡视察，受到布雷将军的接待，布雷也邀请其参谋长德拉特尔·德塔西涅和戴高乐参加接待。从表面上看，雷诺忘记指挥战争属于政府的责任，所以他询问布雷他们军队将做些什么。戴高乐立即表态，要法国军队在春天发动攻势，而布雷和德拉特尔却认为这是做不到的。（25）显而易见，这是推动雷诺去要求制定另一种军事学说和另一种的实施手段。　　　　
　　　　然而，戴高乐并不放弃找最高领导层对话，希望其改变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尽管这种希望迄今已经成为泡影。波兰战役的失败给了戴高乐发表意见的机会。根据戴高乐的看法，必须从中汲取教训。再说，法军参谋部也努力去做。（26）参谋部第二局写了一份关于德军获胜原因的报告。报告说：“在击溃（法军）的行动中，在每个团防守的1000米到2000米的战线上（……）（德军）始终大量使用坦克（……）由坦克组成好几个梯队，每个梯队之间相隔约1000米（……），坦克的行动始终得到飞机的支持，飞机用炸弹或机关枪进行空中进攻。”人们是否在走向觉醒，导致法国军队领导人修正他们的学说？对此，报告的结论并未留下任何幻想。“德军在波兰的作战方法，”报告作者写道，“是适应特殊形势的……无疑，行动在西线将具有另一种方面”。不过，作者谨慎地暗示说，“认识（德军的这些方法）应使我们能在适当时准备好适当的应对方法”。　　　　
　　　　当然，戴高乐从中汲取的教训是完全不同的。1939年11月11日，戴高乐向参谋部寄了一篇文章，来总结经验教训，并且亲自向甘默林进言。这是一份“关于使用坦克的报告”，他用人们知道的、关于“敌人在波兰刚刚实行的装甲大部队行动”的事实来证明该报告是正确的。报告中没有任何挑衅的语言和任何会被视为反常的判断。显然，在这篇报告中，戴高乐坚持最贴近现实，但同时还强调深刻改革法国学说的急迫性，想要用技术方面的具体论据来说服人。戴高乐暗中回答了从前那些对自己的批评，坚持坦克同步兵之间的关系是“意味着相互支持的”关系。他揭露说，把坦克“分散”在法军各个部队是一个重大危险。戴高乐重新要求人们修改关于使用坦克的规定，设想以后“在大部队范围内广泛和深入使用坦克（……）”但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毫无疑问，他的悲观主义因而变得更严重了。　　　　
　　　　戴高乐对这个时期所作的回忆，表明了他的痛苦情绪，也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感觉：在政治和社会等级的最高点，人们还没有象戴高乐那样看到，一个失去意识的国家正在受到死亡威胁的危险。共和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的来访证明了这点。勒布伦来检阅戴高乐的坦克团的一个营，会见时亲切地说，戴高乐的“观点（他本人）是知道的”，但“敌人要实行这些观点，看来为时太晚（……）”。戴高乐同著名的和颇有影响的《费加罗报》社长皮埃尔·布里松的谈话也证明了这点。戴高乐认为，法军处于可悲的被动状态，无力开展进攻，布里松则对他的观点作了反驳，诘问说：“难道您没有看见，我们现在已经赢得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吗？”毫无疑问，如果戴高乐对这种致命的盲目态度不保留记忆，如果他不能消除这种记忆的话，那他就不会在回忆录里提及类似的、来自那些令人尊敬的知名人士的积习……　　　　
　　　　1940年1月18日，戴高乐应雷诺的邀请，在他位于巴黎里沃里街的财政部长官邸共进晚餐。同时雷诺还邀请了勃鲁姆。（27）戴高乐是这样陈述他同勃鲁姆的谈话要点的。　　　　
　　　　“您的预测是什么？”勃鲁姆问道。　　　　
　　　　“问题在于要知道，”戴高乐答道，“今年春天，德国人是否向西线进攻，来占领巴黎，还是向东线进攻，去攻打莫斯科。”　　　　
　　　　“您是这样想的吗？”勃鲁姆惊奇地问道。“德国人是向东线进攻？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俄国的内地去打败仗呢？是向西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