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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3-戴高乐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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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传》 第三部分第六章 相约战争（15）
人们至少可以认为，雷诺任命戴高乐为其身边的国防副国务秘书，最终是选择了法国着手进行（即使很晚进行也罢）军事体系改革——哪怕在敌人的打击下进行临时改革也罢。其目的至少是为了那些还有可能进行的战役，准备继续打仗，必要时在海外进行抗战。相反地，雷诺采取的第一个决定是任命维尔吕姆中校为他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是雷诺把维尔吕维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主要顾问，因为任何认识维尔吕维的人都不能假设，这位空军中校只是承担行政任务。维尔吕姆有偏爱，有决心，有观点，因此，承认他不向任何人、特别是不向雷诺掩饰自己的偏爱、决心和观点，只是表现公正而已。因此，雷诺是在知道原委情况下，选择了维尔吕姆的。人们不会下结论说，雷诺赞同维尔吕姆的观点，坚决听从他的意见，谋求妥协的和平。但雷诺想要把他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则是第二次。人们看到，当雷诺上次向维尔吕姆建议担任其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时，他曾经表示过拒绝，此次他同意襄助雷诺，当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样，从1940年5月18日起，下述这些人的帮派得到了加强。他们在雷诺身边工作，并被雷诺选中，首先想到的是要制止战争，或者至少是绝对不考虑坚持不懈地、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人们已经看到，还将进一步看到这些雷诺的亲信的份量。但是，是雷诺建立了这个亲信帮派，他完全不去关注那种在其组阁时应当考虑的政治平衡。
在戴高乐即将成为政府成员的时刻，看来任何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有成为定局。然而，也许一切都已经受到损害。雷诺所作的人事安排使戴高乐感到害怕。戴高乐没有搞错，他也不愿意向雷诺这个自己六年来寄予厚望的人隐瞒自己的观点。6月3日，即在被任命为副国务秘书的前三天，戴高乐给雷诺写过一封信。这无疑是他致雷诺信函中的最重要的一封，因此必须全文援引如下：
“总理先生：
我们已经濒于深渊，而您担负着法兰西的重任。我请求您考虑以下问题：
1、我们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在于敌人运用我的观念，以及我们的统帅部拒绝运用我的观念。
2、在这次可怕的战争教训之后，您——唯独您曾经关注过我——您已被视为主人，其部分原因是您曾经关注过我和人们知道这点。
3、然而，一旦您成为主人，就马上把我们抛弃给从前的人。我既不知道他们过去的光荣，也不知道他们从前的功绩。但我敢说，如果让这些从前的人做事的话，那他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4、从前的人惧怕我，因为他们知道，我言之有理，我拥有强迫他们做事的活力。因此，他们今天就象昨天一样——也许是出于善良之心——来全力以赴，阻止我到达那个能使我同您一道工作的岗位。
5、举国上下都感到必须刻不容缓地更新我们，他们将会满怀着希望，欢迎新人、新统帅的上台。
6、摆脱因循守旧、‘现有的状况’和学院的影响。要成为卡尔诺，否则，我们就要灭亡。卡尔诺造就了奥什、马尔索和莫罗。
7、来到您的身边，是来不负责任的吗？当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不！我想要同您一道工作，但通过我自己来工作。否则，那是徒劳无益的，我宁可去指挥部队！
8、如果您放弃任命我为副国务秘书，那您就至少任命我为司令——不仅是您的四个装甲师之一的司令，而且是集结所有这些装甲师的装甲兵团的司令。请让我在经历了20天的战火经验之后不谦虚地说，我是唯一能指挥这个装甲兵团——它将是我们的最大的资源——的人。因为我创造了它，所以我想要指挥它。”
也许法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位临时担任准将的年轻人向政府总理写过类似的信函。但不应当对此抱怨。因为显而易见，国家突然刚刚陷入其中的这场无比的悲剧，会允许那些演员摆脱常规。然而，这封信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建议。在此之前，戴高乐曾向雷诺提出过如此多的建议；此外，他在前一天夜里已向魏刚写过一个工作建议。戴高乐的6月3日信函，首先是一封控诉书。人们无法用别的方式来称呼这种粗暴的、对“从前的人”的否定。而雷诺刚刚把国家的最高的责任交付给这些人。戴高乐还提醒说，他们是那些阻碍法国军事体系改革、有可能使法国失去这场战争最后成功机会的人。这里是没有什么要搞错的。戴高乐指责雷诺——甚至指控雷诺——在知道原委的情况下任命这样的人，担任这样的职责。更有甚者，在谈到“因循守旧”、“现有的状况”和“学院”的影响——贝当和魏刚两人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时，戴高乐所置疑的首先是一个群体，他揭露的是一种气氛，这个群体，这个气氛，就是包围雷诺的群体和气氛。读了这封信，就应当相信，事实上，雷诺在6月1日的会晤中建议戴高乐担任副国务秘书，但同时让他瞥见这种任命会遇到障碍，以便恢复戴高乐装甲兵团司令的候选人资格。归根结底，这封信是对雷诺发出的最后的召唤：要么，戴高乐返回坦克部队，尽量多地和尽量长久地进行战斗，而不再对指导战争和军队产生影响；要么，戴高乐进入政府，这将是他必须进行的另一场战役。而这另一场战役，恰恰在三天后开始。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七章 入阁（1）
1940年6月6日，被任命为国防副国务秘书的戴高乐来到了巴黎圣多米尼克街，立即谒见了雷诺总理。雷诺业已收到戴高乐6月3日的来信，所以他显然要证明自己的做法正确。他列举了任命贝当为副总理的理由，最后还用议会所说的“留在（政府）里面比留在外面好”，来解释他对某些部长的选择。戴高乐则反驳说，恢复法国本土军事形势的运气很少；现在，“失败主义有可能将一切淹没”；“统帅部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再也不会复元了”。①他还向雷诺预言，贝当及其“推动者”必将施加其坏影响，因为他们将利用——他毫无难为情地提醒雷诺说——“笼罩在政府身上的、放弃（战斗）的气氛”。简言之，戴高乐对雷诺说：“必须作出决定，尽量长久地不放弃在欧洲大地上战斗，并且准备在法兰西帝国继续进行斗争。”
这就是未来岁月的赌注：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投降、即停战，还是继续进行抗战。对于未来的岁月，甚至对于20世纪的历史来说，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此。人们不能无视法国战役的命运，因为这场战役已经失败，德国将是欧洲大陆的主人。如果盟国继续斗争，那么，为了战胜德国，有朝一日就应在欧洲登陆。而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盟国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首脑考虑过欧洲登陆。不过，法国政府的决定将会改变战争的进程。假如法国政府决定继续抗战，那战争舞台就会与它决定投降时不同，两大阵营的战略选择和力量对比无疑也会不同。法国将会通过其舰队、一部分飞机、一部分军队和法兰西帝国的自然资源对盟国阵营作出贡献，这对许多国家、至少对地中海沿岸国家和非洲国家来说，将会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假如法国同意停战所代表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投降，那么它就绝对不再对未来战争的进程产生影响，它就会分散力量或丧失战斗力，它的领地就会受到前盟国或敌人施加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它的解放就会来自外国军队的援助，它的人民就永远也没有属于战胜者阵营的感觉。总之，法国就不再对战后的20世纪历史具有重要份量。在6月6日到16日的十天里，投降的支持者和抵抗的支持者进行了对抗，演出了一场令人担忧的悲剧，归根结底，这将是一个要决定解决的问题。
不管怎样，大家都知道，戴高乐已经是坚决抗战的支持者的代表人物。戴高乐是那样赫赫有名地作为他们的化身，以致对他的任命引起了重大的反应。这里不是在指新闻界引起的反应。报界的欢迎是一致的。从《法兰西行动报》到《人民报》，到处是一片赞扬声，甚至那些迄今对戴高乐、乃至对他的名字一无所知的报纸也是这样。有些报纸专门是过分的赞扬，不管被任命的军队首脑是谁，它们平时都是用过誉来报道任命消息的。据《晨报》报道，戴高乐“不仅是军队的明星之一，而且是照亮最黑暗道路的明星”。据《光明报》报道，戴高乐是“总思想的设计师”。在左翼那里，戴高乐自然得到了《震旦报》——他同该报进行过临时合作——的赞扬，特别是得到了《人民报》的赞扬。无疑，这种赞美来自勃鲁姆阅读戴高乐1940年1月备忘录时所感受到的心灵的撞击。勃鲁姆写道：“戴高乐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战士；他甚至是——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一位系统的理论家。恰好九个月来，事件光辉而无情地证实了戴高乐的理论。”
然而，在政府内部，人们却作出了不同的反应。②贝当派人向雷诺转告了他心里的不高兴和不信任，以致要求戴高乐永远不参加政府的军事辩论。他甚至对丘吉尔驻法国政府的私人代表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吐露隐情说，他觉得戴高乐“自高自大”和“忘恩负义”，在“军队中朋友很少”，总之，这次任命戴高乐不是“为了调解事情”。至于魏刚，他完全受到了伤害。他对雷诺说：“这是一个小孩。”他反复地说，乐此不疲……
因此，展开了是反对停战，还是反对继续抗战的斗争。6月6日，在戴高乐被任命为国防和陆军副国务秘书的这天，这场斗争业已经历了好几个阶段。5月25日，在战争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魏刚先发制人，首先肯定说，由于缺少军用物质和“应有的军事理论”，开战是犯了“大错”，彷佛他从来不用对此负责任似的。③魏刚不公开主张停战，但他通过声称“人们只应当想到国家的复兴”，在目前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将是未来国家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提前说了停战。即使魏刚用转弯抹角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是那样明确，以致雷诺回答说，“无人说过，我们的敌人将要赋予我们立即的停战”。彷佛现在出现了要求停战的问题似的。共和国总统阿贝尔·勒布伦似乎认为，不久后德国将会提出“和平建议”，届时必须“头脑冷清”地来进行研究。那么，是否必须后撤，把政府迁移到波尔多去呢？这个问题在会上只是被提及而已。贝当证实了除80个法国师以外，前线毕竟只有10个英国师，对这场似乎含蓄地围绕着一种可能停战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作出了贡献。魏刚则从这天起，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内安全问题的论据。他暗暗思忖：“万一最后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即军队被摧毁，那么还有什么动乱不会发生呢？”
这样，在德国发动攻势后两周，就已提出了是要停止斗争，还是继续斗争的问题。所有的战争委员会会议与会者都明白，魏刚和贝当都早已想到了停战的必要性，并且事先证明停战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们的反对者却没有作出粗暴而明确的反应——一种如此重大的赌注本当证明，即使作出这种反应，也是正确的。显然，应由雷诺来承担责任，其不让出现投降试图的意愿。虽然一切都表明雷诺想要继续进行抗战，但他却宁可不是立即公开地同贝当和魏刚进行对抗。七天前，雷诺刚刚把这两人提拔上来，赞扬他们今后将在领导国家和军队中表现其德行和发挥其作用。不管怎样，5月25日这天，雷诺周围的那些亲信都已谈到了停战与和平。雷诺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直言不讳地同勒加——勒加也是雷诺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谈到了这个问题。④
《戴高乐传》 第四部分第七章 入阁（2）
在事件的冲击下，妥协的精神开始悄悄地占了上风。于是，好几位一贯希望同意大利签订协议的知名人士开展了宣传运动，以便不惜在领土问题上向墨索里尼作出重大让步，也要避免使他投靠德国。⑤这项阴谋活动在公共工程部长阿纳托尔·蒙齐周围进行，蒙齐每天都同意大利驻法国大使见面。蒙齐肯定说，人们还能使墨索里尼放弃参战，并他说服了维尔吕姆。5月26日，维尔吕姆同勒加一道，建议雷诺同罗马举行谈判。法国外交部新任秘书长夏尔－鲁则完全反对同罗马谈判。据夏尔－鲁的意见，谈判是一种软弱的表示，会鼓励意大利在德国赢得法国战役之际不放弃投靠德国，而且增加其权利要求。相反地，维尔吕姆暗示说，意大利有可能向交战国提出调停建议，但是，人们——据他的用语——“用糖果”是争取不到调停的。维尔吕姆假设，即使法国可以作出领土让步，意大利也还会竭力确保其使用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海峡的自由。因此，必须说服丘吉尔参加这项谈判活动。如果相信维尔吕姆的说法，那么，雷诺是带着这种企图决定去伦敦的。他先后同丘吉尔进行长时间的密谈和同其他英国领导人进行讨论，然后才返回法国，报告说只有哈利法克斯一人看来支持他同墨索里尼举行谈判。⑥
可是，谈判的想法并未因此而被放弃。翌日，5月27日，业已接替雷诺担任外交部长的达拉第准备了一份关于在领土问题上可能向意大利作出让步的文件，其内容涉及到索马里海滨——“在利比亚的腹地和刚果海滨之间大片领土”让与——和同突尼斯的“合作”问题。⑦5月27日晚10时举行内阁会议，就此进行了讨论。⑧好几位政府部长都支持蒙齐。蒙齐肯定说，只有足够的领土让步，才能避免使意大利投靠同德国。雷诺则反驳说，没有英国的参加，谈判只有“极小的成功机会”。人们让达拉第起草两个电报来概述他的建议，一个电报致罗马的，后来没有发，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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