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0-鲁迅其人:全面解读鲁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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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卅运动”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前后，鲁迅认为，文化界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思想革命”《华盖集·通讯》。，也就是说仍然是做启蒙的工作，仍然是“立人”。这时候，鲁迅第一次明确提出：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　　　　
　　　　二十天之后，鲁迅对此作了一个重要的解释：　　　　
　　　　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华盖集·北京通信》。　　　　
　　　　这是鲁迅关于人及其社会生活条件的一个纲领性的意见；是“立人”思想的重大发展。　　　　
　　　　“五卅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觉悟。和过去比较，鲁迅提高了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的认识，但是，鲁迅依然保持着对于“人”的关键性作用的思想。他说：“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华盖集·补白》。　　　　
　　　　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的范围。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大普及。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论争，其主要功绩，在我看来，是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界的威信，信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人愈来愈多，而且成为一时的风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批判，既有生气也有规模。但是，这次论争也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主要是教条主义和故作激烈的空谈。1931年8月，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总结了这次论争的一些基本经验，其中有一条，是批评一些同志“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鲁迅在这里讲的革命观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文学和艺术范围的问题，它包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人类发展的基本问题。“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的思想，正是从“立人”的角度来观察革命的一个深刻的命题。鲁迅这一与“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相对立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生前和死后的历史表明，这两种对立的革命观的论争和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并且在实践中给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这不是某些人们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的“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革命论必然产生并在某些历史时期得以实现。这种社会条件是：一、生产力落后，极其严重地缺乏大工业，近代无产阶级数目极少，年龄很轻，缺乏在大工业体系中从事生产和生活的锻炼，他们个人身在工厂，而他们的家族依然扎根在农村，他们个人的思想和习惯仍然带着浓厚的小生产者农民的性质。二、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民，囿于沿袭几千年的“两牛抬扛”式的生产方式，几乎与近代文化无缘，他们要反抗赵太爷、钱太爷们的剥削和压迫，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但他们幻想中得胜后的理想却是阿Q式的“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这是私有制产生的占有欲和社会心理。三、作为思想的先行者的是大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但是多数只满足于得到几个新名词，新招牌，又好故作激烈，夸大其词。结果是中国处于先锋和桥梁地位的知识界，严重缺乏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修养。进而对于“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的马克思主义，也就难以得到正确的理解。鲁迅所说：“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鲁迅书信集·542致徐懋庸》。就是指这类作者的作品而言的。鲁迅出身于封建主义家庭。但是极其幸运的是，他少年时期家道即破落。他切身经验到“谋生无奈日奔驰”的生存条件之艰苦难得以及社会势利的可恶可厌。他几乎读过十三经。但他又接受了近代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物学的严格训练和教育。他批判地研究了近代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熟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尤其是对于人的历史的科学理解以及对于人生问题即人及其社会的改造问题的深刻思考，使他对教条主义和故作激烈的空谈深恶痛绝，并在事实的教训和启发下，才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明快的哲学”；也才对于人的本质有了新的科学的了解。　　　　
　　　　从1907年鲁迅提出“立人”的命题开始，他思想中的人，始终是实践着的人，活的人，这是没有疑义的。他不仅充分了解人的生物性，而且了解人的社会性，注意到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品性、思想、道德和感情也就不同。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已经明确论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上者”和“在下者”的性质上的对立。他把“在上者”之“有嗜杀戮侵略之事”归之于“兽性”；而把“在下者”的“恶喋血，恶杀人，不忍别离，安于劳作”称颂为“人之性”。虽然把人类中的“恶”归于“兽性”，把“善”归于“人性”，这实质上还是“人性善”的观点，理论上并不正确。但他指出这是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决定的。1928年鲁迅第一次发表了“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死之恐怖”之类“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的著名观点，明确地而且准确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在阶级社会中人性带有阶级性的基本思想。此后鲁迅对梁实秋所宣扬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作了既有事实又有理论的科学的批判。鲁迅批评“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的同时，肯定“但倘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结果）”。这里讲的物质关系就是经济关系。鲁迅既已把自己关于“人”的思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鲁迅也就把“阶级性”的科学概念引进自己原先对于国民性即民族性的思想之中，从此鲁迅对于中国人的分析，就不再停留在国民性的水平上，而是更深入地分析各个阶级的阶级性，以及阶级性对于民族性的关系。鲁迅的《说“面子”》一文，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是鲁迅关于“人”的思想的一个最有意义的发展，与此同时，鲁迅关于如何“立人”的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和发展。　　　　
　　　　1932年，鲁迅评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强调指出：“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稀奇古怪。”“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这是多么鲜明地从人以及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观点出发所作的评论。　　　　
　　　　同年，对于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以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鲁迅曾这样回答：“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阶级的消灭是“立人”的最有利的社会条件。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鲁迅把关于人的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时候，他早期关于“立人”、关于建立“人国”的空想，于是发展为科学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取得了一致。


《鲁迅其人》第一部分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社会的伟大思想家（3）

　　　　鲁迅“立人”的思想又遍及他所论述的各个方面，成为他观察和评论文学、艺术、历史、军事、经济、政治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焦点。从“立人”的角度阐述鲁迅上述各个领域的思想及其发展，需要专门的研究论文，这里只是为了说明鲁迅思想的这一独特性，或者说是以“立人”为中心的体系性，作一个举例式的提纲。　　　　
　　　　文学。鲁迅自己既有文学创作，又有文学翻译，对于文学有大量论述，几乎涉及文学所有带根本性的问题。他的大量译文序跋，以及为文学创作写的序言，是精彩的文学批评。鲁迅虽然没有写一部文学概论的专著，集中阐述自己的文学理论，但是汇集他关于文学的论述，可看出一个中心。和鲁迅整个思想是以“立人”为中心相适应，鲁迅谈论文学的独到处，也是在“立人”。毋庸赘述，鲁迅是很注意文学的特点的，在同只强调文学的其他性质的观点论争时，鲁迅还特别提醒人们文学有它本身的特性。在这一个前提下，鲁迅以“立人”为中心阐述了他的文学思想。文学是什么？“不过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的人生记录”《三闲集·文艺与革命》。。“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坟·论睁了眼看》。。这就包含了对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观点了。鲁迅了解或一时代也有消闲的文学，也有人主张文学只应是消闲品，或者文学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功利性，它本身就是目的。但是鲁迅反对这种文学观，也憎恶这样的文学。鲁迅毕生把文学当作改造人的精神的工具。他不仅不讳言，而且强调他之所以写小说，“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因此，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大众”，所以谈到艺术形式也就是“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认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体现。文学是人创作的。怎样才有革命文学呢？鲁迅简截明快地指出：“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而已集·革命文学》。请看，关于文学的这许多基本问题，鲁迅都是从“人”这个角度去论述的。可以说这都是常识，因为是普通的事实。但也正因为是事实，才又是真理。　　　　
　　　　艺术。上述各点完全适用于艺术，许多时候文学和艺术是同时并称的。自然，鲁迅谈艺术的意见，其精神也适用于文学。可以补充的是，鲁迅多次为一般人们看不起眼的连环图画辩护，他的理由很简单：“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南腔北调集·“连环图画”辩护》。由于鲁迅的大力提倡与扶植，中国的木刻得以发展起来了。当木刻最初兴起的时候，有人来问它的最后的目的和价值，鲁迅答道：“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鲁迅书信集下·995致唐英伟》。　　　　
　　　　历史。鲁迅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华盖集·忽然想到（四）》。“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糊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杂文中所引述的历史故事，是非常多的。鲁迅读史，特别注意“人”的思想、言论、举动，一时代的风俗、习惯，社会心理，他谈张献忠之杀人，魏晋的服药与饮酒，谈隔膜，等等，例子不胜枚举。他在《开给许世瑛的书单》中，有几部书是这样做着说明的：“《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抱朴子外篇》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今世说》王（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这都是强调注意社会心理，也就是古之中国人的灵魂的。鲁迅说，他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