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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0-鲁迅其人:全面解读鲁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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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准风月谈·晨凉漫记》。鲁迅看历史的借鉴作用，也着重在人的性质及其行事。1927年8月8日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其实‘今故’是发源于‘国故’的，我曾想提出古事若干条，要可以代表古今一切玩艺儿的，作为教本，给如川岛一流的小孩子们看，但这事太难，我读书又太少，恐怕不会成功了。例如，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即可知（曹操也杀人，但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全由嫉妒）。我之不主张绍原在浙，即根据《三国志演义》也。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对于读史的作用和意义，鲁迅作了这样的结论：“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军事。鲁迅很少谈军事，关于军事本身的各种问题，他没有论述。但是，大凡涉及军事的时候，鲁迅也是从人与军事的关系来议论的。1907年，鲁迅认为“竞言武事”，不是救中国的根本之图。因为“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坟·文化偏至论》。1925“五卅”前后，鲁迅充分认识到武装斗争在改造旧中国的斗争中的决定作用。只有革命的武装斗争才能打倒军阀政府，扫除阻碍改革的大敌；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祖国。所以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仅仅依靠“民气”，而必须依靠“实力”《华盖集·忽然想到（十）》。。鲁迅强调了人与武器的关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的观点。他说：“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华盖集·补白》。鲁迅有一次谈到军队，他认为军队的好坏根本问题也还是在人，在将士的勇敢无私，才与改革有益，否则还是不行。他说：“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两地书·八》。
经济。作为一门学科，鲁迅也没有研究过。他自己说他不懂“经济学”，“《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鲁迅书信集上·516致姚克》。。但是鲁迅对于经济对人的生存，对人的社会地位的严重作用，以及人性之受支配于经济，都极其注意，并有相当数量的、非常精彩的论述。少年鲁迅和他的二弟曾写过一篇《祭书神文》，嘲笑“钱神醉兮钱奴忙”的祭典，并为自己“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而自豪。后来鲁迅对此作了中肯的分析和自我批评。他说：“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鲁迅书信集下，1032致肖军》。鲁迅后来重视钱，并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鼓吹别人发财，而是因为经济即钱是人们生存的基础。鲁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国传统思想看不起钱的虚伪性：“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叫他发议论。”《坟·娜拉走后怎样》。当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匮乏，成年累月欠薪的时候，鲁迅坦然地参加索薪的斗争，并写了《记“发薪”》的文章，刻画了不同人们对于“发薪”也即对于钱的态度，鲁迅好几篇小说如《端午节》、《白光》也着重表现了现代中国或一种人对于钱的社会心理。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鲁迅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妇女的解放，“经济，是最要紧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并且指出，经济也决定人们思想观点的 性质：“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1926年4月，鲁迅写了一篇《大衍发微》，揭露段祺瑞政府在“三一八惨案”后拟定的“第二批通缉的名单”。1928年10月鲁迅又作了一个附记，说明他“用‘唯饭史观’的眼光，来探究所以要提这凑成‘大衍之数’的人们的原因，虽然并不出奇，但由今观之，还觉得‘不为无见’”。鲁迅从人类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角度，发现了简单的事实：钱——吃饭，是最要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钱即经济也决定着两性关系。鲁迅有一篇杂文叫《男人的进化》，全文一千多字，极精辟地评述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和两性关系的发展史。1928年8月，鲁迅表明他接受了人性受支配于经济的学说。
政治。对于北洋军阀政府，尤其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政治措施，鲁迅予以了许多抨击。但作为思想遗产，最宝贵的、也是鲁迅政治评论的焦点的，是对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术及其心理的揭露。鲁迅谈皇帝，谈儒术，谈包围新论，谈二丑艺术，谈所谓大内档案，谈可恶罪，谈隔膜，无一不是中国人民血的经验的结晶。鲁迅指出：“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见。……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华盖集续编·谈皇帝》。《谈所谓“大内档案”》对虽然入了民国，而继承着旧传统的一群官僚的心理，揭露得真是入木三分。对于一堆所谓“大内档案”，主张“要办”的官僚的心理，是怕贪图小利偷装档案的麻袋的工役们，偷多了之后为逃避追究索性放一把火连房子也烧掉。主张“不办”的官僚的心理怎么样呢？“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诽谤，百口也分不清。”于是乎彼此心照不宣，说说笑笑，拖，拖，拖，一拖十来年。鲁迅曾慨叹中国改革之难，说即使搬动一个炉子，也要流血，决非愤激的空言，实在是痛苦的经验。最后官们为了捞一把，会同各有关部门，派出几十个部员来“办”了，又将好一点的东西偷光。鲁迅的结论是：“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这就是古官场可怕的“官魂”。鲁迅一生极其憎恶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及其压迫，曾多次批判奴才哲学和奴才道德。但是，鲁迅深刻地揭示了主子与奴才在人的性质上的辩证关系。他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南腔北调集·谚语》。奴性的涤除，也就只有完全消灭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及其传统的影响。
最后，关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其中属于伦理道德一类的杂文，因为论述的对象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准则，自然无一不涉及人，无需赘说。这里想专就《二心集》以后的几个杂文集谈点感想。1935年4月23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谈到：“我的文章，也许《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其时，《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都已出版。鲁迅这里说的是“比较锋利”，但却有时被引用来证明只有《二心集》最好，似乎此后的杂文反而有点黯然失色。这其实是不对的。《南腔北调集》以后的杂文，论述面极其广泛，而又较少专就某几个人或某几种事而发，因此议论似较散漫。其实不然，我认为其中贯穿着一条明晰的思路，这就是对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分析、批评和赞扬。这些杂文的大多数，都是从历史上的或现实社会中的具体的人事抽象出一种关于人的思想，有些更是精彩的关于人生的格言。《南腔北调集》的第一篇《“非所计也”》，引证《申报》三则有关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以及国土日益沦丧的消息，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行径。但是，我以为更深刻的是文中抨击了“在中国什么都是‘私人感情’”的恶劣的社会心理及其恶果。国民党政府的或一政策已经成为历史陈迹，而“在中国什么都是‘私人感情’”的传统包袱，至今压得我们难以迈开社会改革的步伐。一个社会，“什么都是‘私人感情’”而不讲社会公德和政治原则，是一定腐败的。这正是鲁迅为中国，为将来所想到的更根本的问题。鲁迅批评社会上有一种人“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去，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去，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准风月谈·推》。。并进而指出：“生活的压迫，令人烦冤，胡涂中看不清冤家，便以为家人路人，在阻碍了他的路，于是乎‘推’。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恶别人了，这类人物一阔气，出来的时候是要‘清道’的。”《准风月谈·“推”的余谈》。鲁迅从广州人的迷信看到他们的“认真，有魄力”，指出“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因而表示“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花边文学·〈如此广州〉读后感》。。中国人爱喝茶，鲁迅从“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中指出“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步为限”《准风月谈·喝茶》。。鲁迅在《偶感》中从一位留德学生证明“灵乩”合于“科学”之类的社会现象看到：“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这就是说，救中国的根本在于“立人”，在于改造“害人利己”的一切卑怯的品性。
《鲁迅其人》第一部分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社会的伟大思想家（4）
鲁迅毕生憎恶空谈，崇尚实干。老子以五千言传世，注家起，号称大思想家。鲁迅认为他“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并且在创作上将老子的形象“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韦素园不过一介书生，又厄于短年，仅仅译成几本书，只因为他不仅有“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而且实干，认真办事，鲁迅深情地赞美他，认为“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这很能反映鲁迅的一种气质。鲁迅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会玩文字游戏的国家。他多少同意这样的意见，即“中国的国民性”之一是“善于宣传”《二心集·宣传与做戏》。，把做事和做戏混在一起。他攻击国民党不要实际的宣传。他揭露“豪语的折扣”，指出“这故作豪语的脾气，正不独文人为然，常人或市侩，也非常发达”《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他对于“还可以骗人的是说英雄话”《鲁迅书信集下·1180致王冶秋》。的社会心理表示叹惋。鉴于中国的读书人不注意世事的居多，鲁迅注重世事，强调实干的气质，希望人们做“好事之徒”的思想，在改造中国社会上，就格外可贵了。
的确，在中国思想史上，鲁迅不仅以其独特的思想占有一席崇高的地位，像他那样实干，那样自觉地及时地紧密地联系社会实际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以实践自己的“立人”的思想也是稀有而卓异的。鲁迅不好作离开人生、离开世事的抽象的哲学思维，而极善于透过纷繁的、无论巨细的社会现象概括出某种人生哲理，予以独到的充满人情的褒贬抑扬，引导人们进行切实的改造。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鲁迅是一位致力于“立人”的实践型的思想家，他和坐在菩提树下、关在玻璃窗内冥思苦想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的思想家的气质和风格完全不同。
怎样“立人”呢？鲁迅的认识也经过了一段长期的摸索和发展。
最初，鲁迅坚定地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1907年作的《文化偏至论》就是着重论述“立人”和如何“立人”的。“立人”就是“立国”，这是目的，“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更具体的表述，就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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