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筏重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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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极好，救了性命。不久他就回来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关节发硬又是风湿痛。回到海军船坞里，筏木已经运来了，他来开始建造。医生还要他诊治几个星期，他能否和我们去航行还成疑问。他本人虽然初次在太平洋怀抱中便遭到粗暴的对待，却从来丝毫不怀疑能和我们同行的。　　　　
　　　　接着艾立克从巴拿马飞来，纳德和我从华盛顿飞来，我们全部集中到出发点利马了。　　　　
　　　　在卡亚俄海湾中建造筏木木筏，几百年来这是第一次。　　　　
　　　　这个十分现代化的船坞给了我们极好的帮助。我们由班德当翻译，赫曼当主任建筑师。使用了木工和帆工车间，半个仓库来堆藏我们的配备，以及一个浮动的小码头。建筑开始时，木料就放在这码头旁边的水里。　　　　
　　　　单单造那木筏，选用九根最粗的木料就够了。木料上刻了深槽，这样，把木料捆扎成木筏的绳索便不会滑走。整个构造中，不用一只钉子，一根铅丝。那九根大木料先是并排放在水里，使它们自由自在地、顺乎自然状态地浮着，然后再牢牢地捆扎起来。最长的一根木料有四十五英尺长，放在中间，两头都突出一大段。两边对称地放着短之又短的木料。这样扎成的木筏，两边是三十英尺长，筏头像犁头般突出。筏尾上，中间的三根木料伸出一点，其余的锯齐。伸出的部分上横放着一短段很粗的筏木，是长橹的座子。九根筏木都用一英寸多粗的麻绳捆紧后，上面再横拴了较短的筏木，每隔三英尺拴一根。　　　　
　　　　木筏本身现已扎成，总共辛辛苦苦扎了约三百根长短不等的绳索，每一根都牢牢地打了结。木筏上用劈成两半的竹子铺成一片甲板。竹子都一长条又一长条地缚在木筏上，竹子上面再盖一层细竹编的竹席。在木筏中部偏于筏尾的地方，我们用竹竿搭了一间开敞的小屋，小屋的墙是用细竹编的。屋顶以竹片作椽，坚韧的香蕉树叶一片盖着一片当瓦。小屋前面，我们树立了两根桅杆，相对斜倚着，桅尖可以扎在一起。桅木是用海柳造的，其硬如铁。那一大片长方形的帆是用一根帆桁扯起来的。帆桁是用两根竹子并扎而成的，这样可以加倍牢固。


第二部分：到了南美到了南美（5）

　　　　那九根要带我们过海的大木料的头部，是按照当地形式向前突出的，使木筏容易分水滑行。在筏头露出水面的部分，低低地拴上了挡水板。　　　　
　　　　在木料之间有大缝的几个地方，我们一共插下去五块坚实的枞木板，插到木筏下面的水里。木板有一英寸厚，两英尺宽，插进水五英尺，是没有秩序散开插的，并用楔子卡紧，用绳索捆牢，作为并行着的、薄的龙骨板。在印加时代，所有的筏木木筏上都用这种龙骨板，早在发现太平洋上群岛之前就用了，用处在于使平扁的木筏不至被风浪横着漂去。我们没有在木筏四周装上栏杆或者什么保护设备，只是在木筏四边都安了一根细长的筏木，可以使脚站得住。　　　　
　　　　木筏的整个构造，是忠实地按照秘鲁古代的木筏式样进行的，只有筏木上低低的挡水板是例外，事后证明这挡水板是完全不必要的。在造成木筏本身之后，我们当然可以根据我们的喜爱来安排筏上的具体事物，只要安排得不影响木筏的行动和质量就可以。我们知道，将来这木筏便是我们的整个世界，因此木筏上每一个细枝末节，都会随着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消逝，而扩大其范围，增加其重要性。　　　　
　　　　所以我们把小小的甲板装置得尽可能花样多端。那些长条竹子并没有铺满全筏，只铺在竹屋前和右舷一带。竹屋靠右边的墙开了一个进出口。竹屋的左边像是一处后院，堆满了拴紧了的箱子杂物，只留一条窄边走路。在筏头和竹屋墙后的筏尾，那九根大木料上并没有铺甲板。因此，我们绕着竹屋活动时，是从黄色的竹子和细竹席上，走到筏尾灰色的、圆圆的木料上，再走到竹屋另一边，走向堆积东西的地方。这没有几步路，但是这种不同情况所起的心理作用，使我们感到有了变化，可以补偿我们活动范围狭小的不足。在桅顶上，我们装了一个木料做的平台。这并不全为了在最后我们登陆时作为望台，主要是为了一路上可以爬上去，从另一个角度看海。　　　　
　　　　木筏越来越像样了，黄竹绿叶，精神抖擞，躺在战舰之间。这时，海军部长亲自来看我们。我们对这木筏是十分感到骄傲的：一个印加时代的小小遗物，勇敢地置身于威武的大战舰之间。但是海军部长见了大吃一惊。我被传到海军的办公室里，签了一纸文书，说明我们在军港中的一切建造，海军不负任何责任；又为港口管理局局长签了一张声明：如果我带了人货驾筏离港，全部责任和一切风险，概由我自己负担。　　　　
　　　　动身的日子接近了，我们到护照管理科去办手续，准备离境。班德是翻译，站在最前面。　　　　
　　　　“你叫什么名字？”一位礼貌周全的小书记问道。他从他的眼镜上面怀疑地望着班德的大胡子。　　　　
　　　　“班德·伊默立克·但尼孙。”班德恭敬地答道。　　　　
　　　　那人拿起一张长长的表格，夹进他那打字机。　　　　
　　　　“你是坐什么船到秘鲁来的？”　　　　
　　　　“嗯，这个，”班德弯下身，对这和善的小个子解释道，“我不是坐船来的，我是坐独木艇到秘鲁的。”　　　　
　　　　那人看着班德，惊奇得发愣，一边在表格的一处空档里，打上“独木艇”字样。　　　　
　　　　“你将来坐什么船离开秘鲁？”　　　　
　　　　“嗯，这个，又是，”班德很有礼貌地说道，“我不是坐船离开秘鲁。我是坐木筏离开。”　　　　
　　　　“说得倒真不错！”书记愤怒地叫道，把表格从打字机上一把抽出来，“请你正经回答我的问题，行不行？”　　　　
　　　　在我们动身前两天，食粮、清水和我们所有的配备都搬上木筏。　　　　
　　　　班德和陶斯坦占用竹屋的一角，安置无线电。在竹屋下的横梁中间，我们紧拴着八口箱子。两口是为放科学仪器和照相胶卷用的。其余的六口，我们每人一口，只要箱子里装得下，谁爱带多少私产都可以。艾立克带了几卷绘图纸和一把六弦琴，箱子里太满了，只得把他的袜子放在陶斯坦的箱子里。班德的箱子，找了四个海员才搬上筏。他什么都不带，只带书，居然在箱子里设法塞了七十三本关于社会学和人种学的著作。我们在箱子上面铺了细竹编的竹席和睡觉用的草垫。于是我们准备出发了。　　　　
　　　　1947年4月27日，木筏上升起了挪威国旗。在桅尖的帆桁上，飘动着曾给这次远航实际帮助的外国的国旗。码头上挤满了人，都想看看这只怪东西的命名仪式。其中有不少人的肤色和面貌轮廓，表明了他们的祖先坐这种筏木木筏沿海航行过。但是也有从前西班牙人的后裔，为首的是秘鲁海军和政府的代表。此外还有美国、英国、法国、阿根廷和古巴的大使，英国太平洋殖民地的前任总督，瑞典和比利时公使，以及我们的朋友，以总领事巴尔为首的、当地很少的几个挪威侨民。记者成群，电影摄影机拍个不休。大概除了一个军乐队和一面大鼓之外，什么都齐全了。有一件事是我们大家都认识清楚的—如果木筏出了港口散开了，那我们情愿每人抱一根木料，拍打到波利尼西亚去，总比老脸厚皮回到这里来好些。　　　　
　　　　格特�q伏特，远航队的秘书和大陆上的联系人，准备用一只装了牛奶的椰子来为木筏命名，这一方面是由于要和石器时代协调，另一方面是由于那瓶香槟，出于误会，装在陶斯坦的私人木箱底层了。我们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向朋友们宣告，这只木筏将以印加伟大的先驱者的姓名来命名：他就是太阳之王——1500年前由秘鲁航海西行失踪而又在波利尼西亚出现的。格特·伏特便宣布命名木筏为“康提基”。她拿起椰子（预先砸好的）向筏头掷去，用力很猛，牛奶和椰子的碎末，都飞到恭恭敬敬站在四周的人的头发上去了。　　　　
　　　　接着，用竹子捆成的帆桁拉起来了，帆展开了。帆的中心，是我们的美术家艾立克用红笔描绘的、带胡子的康提基头像。在荒废了的提华纳科城中，有一尊用红石雕刻的这位太阳之王的像。这张画，是完全按照这石像的头部画成的。　　　　
　　　　我们在启程前，都去晋见总统，向他告别，然后我们都去旅行。


第二部分：到了南美横渡太平洋（1）

　　　　在我到码头上的时候，只有赫曼在那里看着木筏。我有意老远就让汽车停下，沿着防波堤从这头走到那头，尽量松松腿，谁也不知道要隔多久才能再走路哩。我跳上木筏，筏上乱七八糟，到处是香蕉串、水果篮，在这最后时刻扔上来的口袋等等，这些东西都收藏起来，捆扎好。在这一大堆东西之中，赫曼无可奈何地坐着，手里拿一只鸟笼，笼里有一只绿鹦鹉，是一位利马友人的临别赠礼。　　　　
　　　　“你照看一下这只鹦鹉，”赫曼说道，“我一定要上岸去喝一杯啤酒，动身前的最后一杯。拖轮要过好几个钟头才来。”　　　　
　　　　他刚上码头，拖轮“江防号”正绕过堤端全速开来。它没法开到“康提基”旁边，沿途帆墙如林，航道壅塞。它远远地停下了，派了一只大汽艇来把我们从帆船丛中拖出来。汽艇上站满了海员、军官和电影摄影记者。于是命令高声喊着，摄影机嗒嗒响着，一根坚实的拖索便紧紧系在筏头上来了。　　　　
　　　　“等一会儿（西班牙语），”我带着鹦鹉坐着，绝望地叫道，“太早了，我们一定要等别的人—参加远航的人（西班牙语）。”我一边解释，一边指着市区。　　　　
　　　　但是没人懂我的话。军官们只是有礼貌地微笑着。岸上的水手已经把碇泊木筏的绳索解开了。长长的巨浪翻过防波堤滚滚而来，波浪激荡，我们束手无策地荡来荡去。木筏正向码头的木桩上冲击，我急了，拿起一枝桨，妄想避免这一猛撞。这时，汽艇开动了，“康提基”一震，开始了它的远途航行。　　　　
　　　　我惟一的同伴，是那说西班牙话的鹦鹉，它正无精打采地在笼子里呆望着。我孤苦伶仃，站在木筏上，遥望我失去的同伴，却一个也不见。不久，我们到了“江防号”，它已生起火，准备拔锚启行。我瞬间上了绳梯，到上面拼命大叫大喊，总算把开船时间延迟了。他们派了一只小艇回码头。　　　　
　　　　这时候，艾立克和班德手里捧满了书报和各式各样的东西，逍遥自在地走向码头。他们碰见的人群都在向回流，后来，被警察岗口上的一位和蔼的警官拦住了并告诉他们，已经没有热闹可瞧了。班德用他的雪茄烟做了一个活泼的姿态，告诉那位警官，他们不是来瞧热闹的，他们自己就是要乘木筏出发的。　　　　
　　　　“没有用了，”这位警官不容置喙地说道，“‘康提基’已经在一个钟头前开走了。”　　　　
　　　　“不可能的，”艾立克说道，掏出一包东西来，“这是风灯。”　　　　
　　　　“他是领航员，”班德说道，“我是膳务员。”　　　　
　　　　他们硬闯了过去，可是木筏不在。他们在防波堤上焦急异常地走来走去，碰上了另外几个，他们也正竭力寻找失踪了的木筏。后来他们看见小艇来了，于是我们六个总算聚齐了。“江防号”拖我们出海，海水在木筏周围翻滚。　　　　
　　　　等到最后我们开船的时候，已将近傍晚。“江防号”要到第二天早上拖我们离开沿海的航道后，才解索离开我们。我们刚离开防波堤，就碰到海上吹来的一阵顶头风，跟随我们的小船都一只接一只回去了。只有几只大游艇跟我们到海湾入口的地方，看看那里的情况如何。　　　　
　　　　拖轮整夜缓缓拖着，只出了一两次小毛病。游艇早就向我们告别了，从筏尾望去，岸上最后一点灯光不见了。黑暗之中，只有几只轮船上的灯光在我们面前经过。我们轮班值夜，看看拖索，每人都睡了一会儿好觉。第二天破晓，秘鲁沿海起了浓雾，而在我们前面西边，蓝天晴明。海浪长长地、静静地带着白色的小浪峰，翻滚而来。我们接触到的衣服、木料和各种东西，都被雾水浸湿了。天气很凉，在这南纬12°的地方，我们周围的海水却冷得出奇。　　　　
　　　　晨光熹微之中，我们看见拖轮就靠在近旁，我们小心又小心，把木筏泊在离开船头远些的地方，然后把我们那小小的、打足气的橡皮艇放下水。小艇在水上像一只足球。艾立克、班德和我上了艇，摇到“江防号”，抓住绳梯爬上船。我们由班德当翻译，在海图上找出我们所在的正确位置。我们是在卡亚俄西北方向，离岸有五十海里。以后头几个晚上要点灯，免得被沿海船只撞沉。再出海去，我们便一只船也碰不上了，因为在太平洋上的这一部分，是没有航线经过的。　　　　
　　　　我们在船上向全体人员郑重道别。许多人很不自然地看着我们爬进小艇，在波浪上颠抛着回到“康提基”。于是拖绳解开了，木筏又自顾自了。“江防号”上的三十五个人站在栏杆旁边挥手，一直挥到我们看不见他们为止。“康提基”的六个人坐在箱子上，一直望着拖轮，望到望不见为止。后来拖轮的黑烟散了，消失在地平线上，我们才自己摇摇头，彼此对望。　　　　
　　　　“再见，再见，”陶斯坦说道，“小伙子们，现在该我们升火待发了！”　　　　
　　　　我们听了都笑，先看看风势。这时风小，从南风转成东南风。我们扯起带着大方帆的竹桁。帆懒洋洋地挂着，使得康提基的脸起皱纹，不满意的样子。　　　　
　　　　“这老人不高兴哩，”艾立克说道，“在他年轻的时候，风要更带劲些。”　　　　
　　　　“看上去我们在打败仗。”赫曼说道，说时，他扔了一小片筏木到筏头边的水里。　　　　
　　　　“一，二，三……三十九，四十，四十一。”　　　　
　　　　这片筏木还是静静地浮在木筏旁边的水里，还没有漂到木筏的半中央哩。　　　　
　　　　“我们还得再扔一次。”陶斯坦乐观地说道。


第二部分：到了南美横渡太平洋（2）

　　　　“希望我们不随着晚风向回漂，”班德说道，“在卡亚俄说再见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