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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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大使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派到中国前曾任驻英国、德国和法国大使，熟悉欧洲事务，为人老成持重，处事谨慎，是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深为信任的朋友。1973年中美决定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时，他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联络处第一任主任。　　　　
　　　　中美两国为什么要在1973年互设联络处　　　　
　　　　中美互设联络处是有一个过程的。　　　　
　　　　中美之间通过秘密接触导致美国将派特使访华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5月开会讨论，确定对美8条原则，其中一条是，“如果建交的条件不成熟，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这是设立联络处的最初设想。当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双方没有谈及此事，实际上条件也不成熟，中方就放弃了这一设想。　　　　
　　　　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他向中方提出建立联络处的建议，为中方所拒绝，中方认为双方有事可通过中国驻法大使黄镇进行联系即可，后来又改为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纽约与美方联系，因此没有必要建立联络处。　　　　
　　　　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时，重新向中方提出此建议。美方急于设立联络处的出发点是：中美在1972年打开关系后，尼克松大力推进对苏缓和战略，中美在此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上都迈不出步子，因此想在互设联络处问题上做出安排，造成双方关系有所进展的势头，有利于美国继续施展均势外交战略。基辛格在提到此事时，还同时承诺，美方将逐步撤退和减少在台军力，并在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内的后两年内（即1976年以前），以日本方式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此情况下，建立联络处实际上是一个向关系正常化过渡的措施，因此中方同意互设联络处。此外中方还认为，随着双方交往的发展，相互联系日增，设立联络处也是必要的。　　　　
　　　　美方在提出这一建议时，曾考虑过以何种形式为宜，如“贸易使团”、“联络处”、领事馆等，研究结果认为可仿效日本与中国建立的“贸易办事处”方式更为方便、妥当。当基辛格提到这些设想时，周总理事前已有准备，当即同意互建“联络处”，而且明确规定，双方的联络处是“相互对等的”，其人员可享受外交特权待遇，通讯往来不受干扰，办公和住处相互协助解决。中方一开始就认定这不只是领事机构，而是政治机构，这是在美台还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暂时采取的过渡形式，其地位已相当于全权外交代表。　　　　
　　　　双方宣布互设联络处后，迅速确定了各自派往对方首都的第一任代表。中方确定由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黄镇为第一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为副主任。美方确定由布鲁斯大使为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副主任分别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霍尔德里奇和国务院的詹金斯担任。　　　　
　　　　美国派出地位显赫的资深外交家布鲁斯为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戴维·布鲁斯当时是美国资历和地位最高的外交官，曾先后任驻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西欧盟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其中以法、德、英三国最重要，布鲁斯在三个关键国家任过大使，在美越举行巴黎会谈期间，布鲁斯又是美方特派代表，这在西方外交界是无人可比的地位。尼克松总统选此人当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是有特别用意的。“联络处”顾名思义显然低于大使馆（联络处官员名字甚至列不到各国驻华外交官名录上），但中美关系又十分重要和极为敏感，在当时的大三角关系中起着关系全局的作用，因此尼克松刻意选拔一位最资深的外交官担当此任，由此可见其用心良苦。在中国方面，毛泽东主席确定黄镇大使的职务后，于1973年4月12日召见黄镇主任和韩叙副主任及外交部几位领导人，曾幽默地问黄镇：“你是升了还是降了？”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足见中国领导人对这一职务的重视程度。　　　　
　　　　布鲁斯被任命为驻华联络处主任之前，他还有一段与中美关系“擦肩而过”的机会，即1971年4月中方通知美方可派特使秘密访华时，尼克松正在考虑派何人访华。开始，尼克松不愿让基辛格占此头彩，只想选一个二流角色为自己访华铺路。当时他想到了布鲁斯，但又怕中国政府不满意，因为布鲁斯参加了美越巴黎谈判，担心中方会由此误解为美国同中国打开关系只是为了解决印支问题。这时基辛格又提出布什、黑格、洛奇（曾任驻联合国大使）等人选，尼克松犹豫了一天，最后还是决定由基辛格当此重任，但又提出，希望基辛格第一次与中方会谈不在北京，可在第三国。基辛格认为不可行，只能到北京。结果尼克松头上的光环被基辛格占去不少。　　　　
　　　　尼克松宣布布鲁斯的新任命，还有一个特别的背景。这就要谈到美国当时的政局和美国领导人的办事风格。尼克松上台后开始大力调整美国外交战略，从亚洲收缩兵力，力图摆脱越战泥潭，集中力量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和加强美国在全球，特别是欧洲的战略地位，为此需要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以便施展“均势外交”战略。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调整外交战略时，不太信任一般职业外交官和国务院这种“官僚机构”，总想把对外大权集于白宫，便于发号施令和进行秘密外交活动。基辛格1971年第一次访华就是秘密进行的，他当时同苏联的谈判也是通过秘密渠道进行。那时中美关系刚刚打开，双方之间有很多敏感问题，因此尼克松和基辛格选派了布鲁斯这位赞同“均势外交”战略而又谨言慎行的资深外交官作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布鲁斯是1973年3月15日被宣布任命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当时在美国引起一阵轰动，舆论发出不少赞誉之词。《洛杉矶时报》和美联社的评论都说，布鲁斯是美国外交界资格最老的外交官之一，他一直受到新闻界的尊敬，因为他办事稳妥，手下专家班子也强，他的新任命表明尼克松政府重视对华关系。布鲁斯在英国多年，与报界颇有人缘。英国《泰晤士报》对他出使中国也寄予厚望。该报评论说，布鲁斯为人老练而有经验，足智多谋而又行动谨慎，是美国最能干的外交家。该报评论说，布鲁斯善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这次去北京，他不仅会设想20世纪70年代的美中关系，还会考虑2000年时的美中关系。


第一部分布鲁斯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接待

　　　　中国建立驻美联络处的先遣队是由韩叙大使率领赴美的，一行10余人于1973年4月18日抵达华盛顿，住进了美方已安排好的暂时住处——五月花旅馆。美方告知，选中此旅馆有两层意义，其一是象征早年“五月花”号轮船由欧洲首先抵达美国的殖民者的先驱精神，中国先遣队也是中美打开关系的先驱者；其二是此处与白宫近在咫尺，表明中美关系十分密切。韩叙到达后，受到了高规格接待。正如《三国演义》中讲的，曹操对关云长是“一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韩叙最初一周，几乎是“中午请午餐，晚上排大宴，上午下午有会见，一周七天连轴转”。这其中也包括布鲁斯夫妇4月20日晚举行的家宴。布鲁斯在家宴开始时热情洋溢地发表了祝酒词。他说：中美互设联络处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做法，是个很好的创举。他本人有幸到有古老文化的中国感到十分高兴。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意愿，他将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个人对中国瓷器很爱好，到中国后一定去景德镇参观访问，实地接触和欣赏中国的古老文化和艺术品。在宴会过程中，他还纵论天下大事，讲到台湾问题时，他认为此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可谈出一项协议，类似香港的情况”，美国不会反对。他个人希望在纯内政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遗憾的是，“目前不是一个剧变的时机”。　　　　
　　　　基辛格这个大忙人事前向韩叙一再解释，华盛顿有121个使馆，他不敢出席中国外交官的活动，否则各国说他厚此薄彼，但他当晚还是来出席了布鲁斯欢迎韩叙的家宴，并赞扬布鲁斯是最受总统信任的人，是一个将忠实履行总统对华政策的人。　　　　
　　　　1973年5月14日，布鲁斯夫妇抵达北京。　　　　
　　　　布鲁斯夫妇到了北京机场，意外地发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和美大司司长林平已等在机场欢迎他们。姬鹏飞外长很快会见了布鲁斯，接着乔冠华副部长在风景如画的香山饭店会见和宴请他们夫妇。更令布鲁斯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5月18日会见了他，使他感到这是一生中少有的荣幸。　　　　
　　　　一向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对所有驻华使节一视同仁的中国政府为什么破例地高规格接待这位美国使节呢？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其一是，当时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先期到达华盛顿后，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破格接待。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派出高级官员远道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欢迎韩叙一行。韩叙一到华盛顿，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多次宴请，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本人亲自会见。周总理得知这些情况后即指示外交部，对美国派来的联络处主任要提高接待规格。国与国之间讲究“对等”，既然美方以高规格接待中国外交使节，中国当然还之以礼。其二是，当时中美领导人之间经常有一些重要口信需要传递。周总理5月18日会见布鲁斯，除了对他表示欢迎外，也确实有事情要谈，要他转达给华盛顿。正是以上原因使得这位连名字都不登记在驻北京的“各国外交官员名录”上的联络处主任，受到了许多驻华使节羡慕的待遇。


第一部分布鲁斯言行谨慎，彬彬有礼

　　　　布鲁斯到北京任职时已73岁高龄。他的妻子叫伊万杰琳·布鲁斯，在她四岁时（1948年）曾跟随其父亲（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在北京待过一年，长大后又学过一些中文，总算同中国有一定缘分。布鲁斯没学过中文，但他一生爱好艺术，喜欢收藏古玩和艺术品，晚年来中国任职对他是个早已渴求的机会。　　　　
　　　　美国任命驻外大使时有个习惯做法，即第一把手可选择第二把手，这样在工作上易于协调合作，不致引发矛盾。至于下面的外交官，则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选派。布鲁斯选择了当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霍尔德里奇当副主任，负责政治事务，即两国关系事务。为了不引起国务院的反感，又选择了国务院当时的“中国和蒙古处处长”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副主任，主管领事、行政等事务。一个驻外机构任命两个副主任，这在美国外交界也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美国政府对其驻华联络处的重视，也是美国政府处理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关系的特殊措施。　　　　
　　　　布鲁斯主管下的联络处还有多名高级外交官，如政治部主任尼克拉斯·普拉特（后来先后任驻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大使）、政治部助理唐纳德·安德森（后为驻香港总领事）、政治部助理詹姆斯·利利（中文名字李洁明，后为驻华大使），经济部主任是赫伯特·霍罗威茨，其他如文化部、领事部主任等都由得力官员担任。　　　　
　　　　美国驻华联络处第一批人员由詹金斯率领于1973年5月1日抵京，暂在北京饭店居住和办公。布鲁斯到达后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居住和办公，同时加紧装修日坛公园附近的官邸和办公楼。7月1日，新址正式启用，布鲁斯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并开始在他的官邸接待客人。初期他的两位副主任霍尔德里奇和詹金斯都住在三里屯的外交人员公寓，又称“九层办公大楼”。按照中方规定，美国联络处雇用中国工作人员（厨师、会计、翻译等）都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局”申请和安排。　　　　
　　　　布鲁斯的任务是尽速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联系，开展两国间的各种交往，沟通两国间的高层外交信息。他在最初两个月内就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拜会了外交部有关司、局领导、国家体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卫生部负责人等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对一些重要的美国访华团他都要出面招待，介绍情况，并派联络处官员随同访问。他在官邸接待的第一个访华团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由会长查尔斯·约斯特率领。该团成员都是学术界的泰斗，如鲍大可教授、斯卡拉皮诺教授等知名的“中国通”。第二个较大的访华团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由会长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率领，成员都是企业界知名人士。布鲁斯也招待中国访问美国的重要代表团，如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团等。这些活动使他忙于应付。对于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的大型活动，他一般都不参加。　　　　
　　　　布鲁斯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上面提到的周恩来总理5月18日的会见，主要谈了印支问题，周总理强调解决印支问题对缓和远东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催促美国在结束印支战争问题上早日采取实际行动。布鲁斯把这一重要口信及时传回了白宫。过了不久，周总理又在6月25日会见布鲁斯，这次主要谈美苏关系问题，周总理以严峻的态度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反对立场，认为该协定限制不了苏联扩充核军备的势头，反而对世界人民造成虚假的安全感。在这种场合，布鲁斯很少讲话，仅表示将如实向白宫汇报中国领导人的口信。　　　　
　　　　周总理还向他指出，毛主席1973年2月会见基辛格时已向美方讲过，“美国是踩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他甚至估计到一旦中苏打起来，美国会等中国把苏联拖得差不多了，再从屁股后面戳它一下。中国是准备坏的，争取好的，两种情况都估计到了。布鲁斯急忙表示，美国同苏联不一样，不会对中国搞霸权主义。周总理这次谈话把美国将对苏缓和政策的底牌都讲明了，有很深刻的用意。布鲁斯通过这次谈话，清楚看出了中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