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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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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即价值5亿多美元的改装歼—8飞机项目以及大口径炮生产线和TBO鱼雷项目。洛德还参与了在北京进行的由中国发射美国卫星服务的有关议定书的谈判，洛德代表美方草签了该项协议备忘录。该协议明确规定，中方不从发射过程中谋取任何技术机密，美国卫星在运输至发射基地和装配到中国“长征3”号火箭上全过程都由美方派人监管。根据该协议，1986年和1987年中国先后为美国卫星公司发射过几枚通讯卫星。
在文化教育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向美国派出的留学生大为增加。1984年派出公费和自费留学生各6000多人。1988年派出公费和自费留学生35万人。由南京大学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共同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学兼研究）1986年9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洛德应邀出席，并讲了话。
洛德多次应邀到中国的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总是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美中关系对两国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不管美国如何做，中国都会崛起成为强国，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帮助中国现代化和与世界建立联系，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这一时期，美国大力推进对华关系，洛德也积极执行这一方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关键：其一，里根总统急于争夺对苏战略优势，很愿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因此重视加强中美关系；其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走在社会主义国家前头，美国误以为中国会发挥“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羊”的作用，因此对中国期望很大。洛德对以上两点也持同样观点。
但是双方的“蜜月”时期为时不久，1988年到1989年，上述两个因素发生了变化，一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方针，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二是中国并未如美国期望的向经济“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发展。因此，中美间的矛盾逐渐凸现，洛德的言行开始与中国的现实发生冲突。
第二部分结交中国“不同政见者”，引起中方不满
洛德的夫人鲍柏漪善于交际，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她受的是美国教育，热心宣扬“自由和民主”，结交的多是崇美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其中不乏反对中国政府的“不同政见者”。这对洛德产生了影响，他同这些人的接触也逐渐增多。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成了洛德经常光顾之地。
1988年6月1日，洛德未经外交部批准，径自去北京大学出席“周三自由谈”。他与在场的几百名学生自由问答。洛德问，你们喜欢美国什么东西？有的学生答，“喜欢美国的自由、民主”。洛德又问，“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有的学生答，“中国的官僚主义和物价上涨”。当然，也有学生质问美国国会为什么老通过决议，干涉中国内政？洛德开脱说，议员不代表政府。一场杂乱无章的讨论无果而终。
此事发生后不久，中国有关官员向洛德提出了忠告：作为美国大使到中国大学活动，以谨慎为宜，至少要遵守中方的规定，办理应办的手续。在这之后，洛德尽管对劝告不满，但也吸取了教训，注意向外交部打招呼。1988年他又到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外交学院及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总的说来，他基本上是从正面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讲到对中国的看法时，表态还算慎重。对于这些活动，中方并未再干预。但他的活动并不止于此，还不断结识一些反对中国政府的“不同政见者”，这当然会引起中方的关注。果然不出所料，洛德在任后期终于因“不同政见者”问题惹下了大麻烦，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邀请方励之出席总统宴会，惹出一场外交风波
1989年2月25日至26日，刚上台不久的布什总统到中国访问。这次工作访问的意图是好的，访问也是成功的。但却发生了一件双方不愿见到的不愉快事件，为访问投下了阴影，一件大好事变成了两国间的一场外交争执。此事的罪魁祸首就是洛德大使。
1989年2月布什访华前夕，洛德大使拟定了一份布什总统在长城饭店举行答谢宴会的邀请名单。他有意地塞进了几个“不同政见者”（即反政府的“民运人士”），其中最敏感的是方励之夫妇。他把名单报回华盛顿，给白宫出了个难题：如果将方励之等删掉，则会引起人权界的抗议；如不删掉，则会引起中方不满。还有一种可能，即白宫出于疏忽或无知，让名单全部过关，将来出了问题，洛德也可推脱责任。
据说布什总统到日本访问时才有人汇报此事，但名单早已泄漏给新闻界，难以改动。结果已如各方预料的，中美双方在方励之问题上发生矛盾。当布什举行答谢宴会时，中方采取措施，阻止了方励之夫妇出席宴会。中美双方为此进行了外交交涉。这一争执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为布什的访华之行蒙上了污点。
布什事后对此十分生气，认为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洛德。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公开向记者说，美国驻华使馆应负其咎，对此事处理不当。他在同中方领导人谈话时也表示，布什本人并不知情，责任在于洛德。
洛德见到记者的上述报道后，起草了一份反驳的长篇电文，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渠道发给白宫，同时抄送国务院。这一发送方式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电报，并透露给报界。
当斯考克罗夫特看到电报时，气得连声大骂洛德，并催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尽快赴北京上任，以代替洛德之职。
1989年4月22日，洛德结束了在中国的任期，奉调返美。行前中国领导人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和吴学谦副总理分别会见了他，钱其琛外长设宴为洛德夫妇送行。中国领导人对他优礼相待，还赞扬了洛德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贡献，希望他以后继续为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国家关系的改善而努力。洛德也一再表示，他认为中美关系极为重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行之有效。今后他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多做工作。
第三部分中央情报局特工出身的李洁明大使
1988年11月，美国副总统布什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从1989年1月20日起成为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上台伊始，就任命自己的外交政策顾问李洁明（詹姆斯·利利James Lilley）接替洛德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是老布什在耶鲁大学的同学，两人一生经历虽各不相同，但政治观点接近，相互关系密切。1974年10月布什到北京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时，李洁明也在联络处工作，名义上是一等秘书，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在联络处委派的代表。从李洁明的履历看，他有三个突出特点：（一）从小生在中国，成人后一直从事对华事务，被认为是“中国通”；（二）长期任中央情报局特工；（三）长期做老布什的外交顾问，是老布什的亲信，两人私交笃深。
幼年在战乱的中国住了13年
李洁明的父亲名叫福兰克·沃尔德·利利，26岁从康奈尔大学辍学，出外谋生，被美孚石油公司派往中国。他1916年只身到上海，1917年沿长江上溯，在四川万县落脚，为美孚公司推销煤油。1919年回美休假时与纽约州门罗市的英耐兹·布什小姐结婚，一同返回中国，继续沿长江一带推销石油产品。1926年至山东省青岛市，终于定居下来。
1928年1月15日李洁明降生于青岛时，已是利利夫妇的第四个孩子（三子一女）。当时的中国内有军阀割据，互争地盘；外有列强侵凌，抢占势力范围，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李洁明之父目睹了这些惨状，青岛于1898年被德国霸占，1914年又被日军占领，1922年在国际干预下日军虽暂时退出，但青岛仍处于日本控制之下。尽管如此，作为美国商人的利利先生仍可不受阻挠地在青岛为美孚公司经营石油业务，过着优越豪华的生活。
23岁起加入中央情报局
李洁明1940年返美后，在新泽西州进入李奇德中学读书；后用军方付款上了耶鲁大学，三年后应耶大教授的劝告，1950年秋加入特工组织“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赛穆尔与OSS头子艾伦·杜勒斯是政见一致的好友，与军方和情报机构关系密切，把耶鲁大学办成了保守派的学术基地，是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招兵买马的来源地。李洁明在耶鲁大学的三年，受到了保守派学者、教授的熏陶，为一生的保守派观点打下了基础。1947年OSS改组为“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igence Agency，简称CIA）。OSS的目标主要是对付二战时期的轴心国德、意、日，但改组成CIA后，冷战已经开始，主要目标成了对付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刺探中、朝情报和实施破坏活动成了其主要任务。而置身其中的李洁明从1950年到1973年（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前）一直是从事反华隐蔽活动的特工。
第三部分反华隐蔽活动的失败记录
李洁明加入OSS后，先到OSS学习情报业务课，同时名义上编入空军作为掩护。1951年11月7日，李洁明奉调到日本东京，开始他的CIA特工生涯，时年23岁。据李洁明自己的说法，当时美国对中国的隐蔽活动主要有三项：（一）支持中国大陆上的第三种力量（即共产党和蒋介石之外的亲美势力，包括在塞班岛和冲绳岛上训练中国人，作为在大陆发动“起义”之用。（二）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并与台湾“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进行情报合作。（三）使用空中侦察、派遣特工和截听通讯等手段，收集大陆情报。
李洁明从事的就是第二和第三项任务。他奔波于日本、台湾之间，训练台湾特工，与台湾“保密局”进行联系，交换情报，发展当地特工人员，并设法将特工空投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刺探中国军队调动情况等。李洁明曾两次到汉城，亲自安排用C—47飞机把特工空降至中国东北地区，均告失败。
1953年5月，李洁明潜入香港大学，表面上是学生，实则暗地里发展特工、刺探大陆情报。为躲人耳目，以“约翰·赖特”（John Wright）的名字出现在社交场合。当时港英当局不愿美国利用香港搞特务活动，因此对李洁明多方限制。有一次李洁明发展的一个特工向香港偷运武器时被港英当局查获，按法律当判死刑，李洁明怕此案会把自己身份暴露，只得逃之夭夭。
此后李洁明先后到东南亚几个亚洲国家，从事针对中国的隐蔽活动。
1968年李洁明第二次到香港，任CIA副站长。他曾设法从驻港的中国银行、华润公司和新华社内部发展对象，但效果欠佳。
1970年李洁明返美，在CIA远东司隐蔽行动处任副处长，后又转任CIA中国处副处长。
千方百计来中国
李洁明自参加CIA后，就一直进行反对中国的隐蔽活动，他的工作地点也一直围着中国转：日本、南朝鲜、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柬埔寨、泰国、老挝……他最感遗憾的是从来也未能插足中国大陆。在香港工作时，他曾多次在边界窥测大陆，经常找逃出大陆的难民收集中国情况，但那都是隔靴搔痒，得到的情报支离破碎，看不到庐山真面目。
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访华和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交往的大门逐渐打开，1973年5月，双方决定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些消息使李洁明看到了进入中国的机会。
李洁明考虑再三，当年已45岁，时不待人，机不可失，何不鼓起勇气自我推荐去中国？他先向CIA副局长查理提出申请，遭到拒绝。他又直接找施莱辛格局长，施莱辛格将此事告予外交大权在握的基辛格。出乎对方预料，基辛格竟表示同意，但指示李洁明到中国后不得进行隐蔽活动，不得发展组织，只负责另一通讯渠道。1973年4月16日，基辛格明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大使说：美国将派一外交官赴华，曾在CIA工作。美方承诺，他不会进行任何其他活动，只搞沟通情况的通讯联络。
1973年7月，李洁明偕夫人萨莉到中国赴任。美方当时交给中方的履历表是：1946年至1947年在美国陆军服役，随后进入耶鲁大学。195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加入中央情报局，并在空军服役四年。1958年进入国务院，先后在马尼拉、金边、曼谷、西贡和香港等地的美国驻外机构任职。在美国驻华联络处将任一等秘书。给人们的印象是，他曾在CIA工作，后又在国务院任职。当时基辛格为什么同意这一任命？中方为什么没有反对？作者了解到的情况是，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与基辛格谈话时曾表示（大意）：我们之间不说假话或进行欺骗，我们从不偷你们的文件，你们可以故意放在那里试试，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动作都没有用。基辛格据此认为，双方已达成谅解，互相不搞间谍活动，美方派人到中国，可以说明身份，不致引起问题。基辛格另一个用意是，在国务院通道之外，CIA专设通讯渠道，对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大使与白宫联系也有好处。从中方来说，反正美国官员，不管是国务院的，白宫的，军方的，还是CIA的，都会收集情报和搞研究工作，对李洁明亮出身份并不特别在意。美国对其盟国也派CIA的人，但要亮出身份，以利管理。
李洁明到北京后，开始还遵守基辛格的告诫，在联络处保持低姿态。时间一长，他暗地里搞些情报收集活动，包括派人监测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附近的车辆，以判断中国政府有什么重大举动或活动，后来又通过外交邮袋，运进了先进设备，测听北京的电话通讯等。他还通过与东欧国家和巴基斯坦驻华官员的来往获取情报。据采访过李洁明的人说，李洁明一生搞对华情报，最有收获的时期有两次：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香港收集到不少情报；二是1989年5月至6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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