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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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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出所料，次日一早电话铃声就响了，是万斯国务卿呼他到国务院去。当他见到万斯时，面有愠色的万斯压住自己的怒气，冷冷地说：“我并不是多么反对你讲的内容，但讲话的时机极为不当。卡特总统正在为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事做生死斗争，你这次讲话正是交给反对派打击政府的另一根棍子。”万斯把国务院起草好的一份准备在午间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稿交给伍德科克过目，其中说明伍德科克的讲话未经政府批准，他的讲话只代表个人看法。伍德科克只得点头同意。
接着万斯提出要伍德科克做另一件事。原来是布热津斯基访华问题，万斯怕布热津斯基成行，就提出了让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卡特正在犹豫不决。万斯知道伍德科克与卡特私交很深，因此希望他在总统面前不要支持布热津斯基访华。伍德科克当时还不了解国务院与白宫幕僚之间的深刻矛盾已白热化，也就爽快答应。可是事后布热津斯基也找伍德科克，要求在选择访华人选上帮自己的忙。这时伍德科克才感到处于两难之间，有点儿不知所措。
伍德科克不经请示国务院，就在国务院内拿起电话拨通了总统秘书，提出要会见总统。总统居然同意了。这使在旁的国务院高层官员大感意外。
第二部分获得卡特总统支持，轻松渡过难关
1978年2月7日，伍德科克怀着要受批评的心情去见卡特。
卡特一见面就说，“我从报纸上读了你关于中国的讲话”。伍德科克的心突然下沉，但卡特接着说，“我同意你的讲话”。卡特解释说，他现在忙于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事，估计3月份国会将通过条约。从那时一直到1978年底，这是一段机遇期，他期望在此期间完成两件大事：同中国建交和同苏联达成军控协议。为此他可能派布热津斯基访华，万斯则去访苏。伍德科克对此十分赞同。他还顺便借这个机会谈了自己的私事，他已与使馆的护士姗伦小姐相爱，准备结婚，这次回国也是为了与多年分居的前妻办理离婚手续。卡特马上表示衷心祝福他们的婚事，并为此为他们写了封祝福的信。
伍德科克大使的公开讲话受到了国务卿的批评和责备，却在卡特总统的庇护下轻松过关。这其中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卡特与伍德科克关系密切，伍德科克大半生先后做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副主席和主席，在中西部企业界和工人中有巨大影响。当卡特竞选总统时，伍德科克倾全力支持，协助卡特在几个州获胜，因此卡特对伍德科克感激不尽。其次是二人在美国总的对外政策上观点相同，卡特此时也想设法与中国建交，在自己当总统期间多留下几项“丰功伟绩”。伍德科克的讲话只是时机稍早一些，无伤大局，不值得卡特亲自责备自己的“有功之臣”。以上因素使伍德科克“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布热津斯基与万斯两派意见之争
美国政府两派在对华政策上继续争论，这时双方辩论的焦点是，应派谁下次访华，以推进中美建交谈判。万斯提出派以反苏闻名的布热津斯基访华对苏联刺激太大，可能引起苏方不利反应，妨碍美苏军控谈判取得进展。万斯自知不受中方欢迎，只好放弃访华之行，为了顶掉布热津斯基，他建议派副总统蒙代尔访华。美国副总统一般是有职无权，名声虽大，却抢不了万斯主管对华关系的实权，在万斯看来，布热津斯基则不同，一旦出使中国，实际上就取得了对华政策上的主动权，架空了国务院。伍德科克曾答应支持万斯的建议，但后来考虑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需要，他1978年2月初会见卡特总统时，极力推荐布热津斯基访华。此前中国政府也得知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意愿，于是由柴泽民大使出面，当着万斯国务卿的面，主动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这些因素终于促使卡特总统于1978年3月做出决断：由布热津斯基访华，由伍德科克随后主持同中方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具体谈判。这一抉择基本上为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中美正式展开建交谈判
为了确保1978年7月5日开始的中美建交谈判取得成功，卡特做了如下安排：
（一）决定由伍德科克大使在北京与中方会谈，而不是在华盛顿或互派特使的方式会谈。这样做一方面可不声不响地进行，以免受国会和舆论的干扰；另方面可利于保密。
（二）在总统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开始只包括五个人：总统、万斯、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丹。后来副总统蒙代尔也入此组。为了工作方便，万斯指定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参与此项工作，布热津斯基派其中国问题助手奥克森伯格参与此组。在驻华使馆内，伍德科克主任和芮效俭副主任主办此事。这就是了解中美建交谈判内幕的全部高层官员。
（三）核心小组的工作方式是：奥克森伯格和霍尔布鲁克根据总统和布热津斯基的指示意图负责具体起草指示电报。电报经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审阅后交总统批阅签发给在北京的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据此与中方谈判，然后将每次会谈情况报告华盛顿。
（四）由布热津斯基经常地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柴泽民主任到任后则会见柴、韩二人），主要谈国际形势和美方看法、对策，保持两国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及时沟通。另由霍尔布鲁克从国务院的角度与韩叙保持联系，主要谈两国间的一些分歧或偶发事件，如中方对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进行抗议或交涉等。前者的目的是使双方在战略问题上保持共识和信任；后者的目的是把双方的分歧集中在华盛顿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在北京会谈的气氛。
（五）会谈过程中，强调严格保密，不让无孔不入的台湾情报人员或美国反华亲台势力得知内情。为了认真贯彻此规定，卡特亲自向核心小组写了一个条子，内称：“任何泄密将会使我们前功尽弃……我不信任国会，不信任白宫，不信任国务院，不信任国防部能保守秘密。”1977年卡特还做出决定，将台湾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列入“敌意外国情报活动”黑名单，并指示中情局对台湾的外交官员进行监视。
（六）建交谈判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美方方针是，每次会议只谈一个问题，把最难的问题（如向台湾出售武器和联合公报草案的内容）放在后面。美方的想法是逐步达成一致，以免一开始就遇到拦路虎，形成僵局。伍德科克认为这种策略很不高明，拖长了谈判的时间，因为中方的策略是等美方把牌全部亮出，再做通盘考虑。但伍德科克的意见没有被华盛顿接受，他只能严格执行上级指示，逐项向中方列出美方的方案。
1978年7月5日，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在北京开始。黄华外长与伍德科克分任两国代表。
伍德科克在第一次会谈时提出了双方要讨论的四项议程：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的存在的性质；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双方建交联合公报的格式。中方在会上重申了建交三项原则。对于美方提出的议程，黄华在第二次会议上表示，美方应先就中方的建交三原则做出响应，再考虑其他问题。
双方大约每月开一次会，开了三四次之后，美方的四个议题尚未谈完，进度比较慢。会谈拖到9月份，双方在售台武器等实质问题上已有些交锋，但都还未亮出底牌。美方开始沉不住气了。
第二部分中美双方领导人同意加速谈判进程
1978年9月19日，卡特总统约见中国大使柴泽民。有记者在场时，开始卡特只谈到双方的一些交流活动。记者一走，柴泽民单刀直入，点出主题。柴泽民表示，“这些交流活动有助双方关系的发展，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知道，卡特总统已下了决心，我们更愿看到美方的实际行动”。卡特听后表示：“今年可能是对我们两国关系来说十分重要的一年。我已指示伍德科克大使同中方认真讨论关系正常化问题。”他强调说，“伍德科克大使能代表我个人讲话，他在谈判中的讲话是经我批准的。假如谈判成功的话，他准备不迟延地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现在已接近完成对你我双方来说都是很困难而又重要的时刻。我们愿履行你们提出的三点原则。我们准备在短时期内结束同台湾的所有官方关系，将继续同台湾进行贸易，包括出售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我们期望你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些是美国国内政治所需要的。假如这两个问题得以解决，全面、公正解决正常化不会有其他障碍。我期待着能在美国欢迎中国领导人来访”。
这一谈话实际上亮出了美方的基本立场，一条是还要继续售台武器；另一条是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他们要表达这一期望和关切。
大约同一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奥克森伯格也找中国驻美使馆官员说了类似的话，强调要抓住时机，不可放过。
1978年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会见柴泽民，更明确地提出，按照美国国内政治现实，当年12月至次年1月将是一个特殊机遇，否则国会1979年年初开会，将先讨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将不得不推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他恳切地说，双方现在必须加快速度，做出决策。
中国领导人接到这些传话后，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和美方立场，确定了加快谈判进程的方针。11月2日，邓小平副总理做出内部指示：“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他还说，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伍德科克提出的问题谈，要较早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
同年11月2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伍德科克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共16条，把美方底牌基本亮出。这包括双方互相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美台只保持非官方关系，双方发表声明的主要内容和格式等。12月4日伍德科克又做了说明，在公报发表之后，美方将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关闭美国驻台使馆，撤出一切美国军队，在台设立非官方机构，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但不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这时中方也根据早日促成正常化的精神，提出了中方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
正在双方都想加快谈判步伐时，伍德科克突然提出要见邓小平，中方代表团立即建议中央同意这一特殊安排。
邓小平连续会见伍德科克，建交公报一锤定音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与伍德科克会见，从此刻起，双方的会谈进入了快车道。伍德科克进一步表示，公报发表后，4个月内撤走驻台美军，立即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递交了按上述意图修改的联合公报草案。伍还提出，美方建议1979年1月1日建交，3月1日互派大使，并请中国领导人提出访美时间。邓小平经审阅公报稿后同意公报内容，他提议增加一条反霸条款（随后美方表示同意）。邓当场表示，他本人拟于1979年1月访美。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伍德科克时还称赞他在大使任期内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为了解决余下的问题和确定发表公报时间，邓小平在此期间一共四次会见伍德科克，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他亲自参与谈判，使中美建交在数日内一锤定音。1978年12月16日联合公报正式发表，大大出乎美国亲台议员们的预料，他们虽极力反对，却已措手不及，难以推翻中美建交的既成事实。当时的前苏联领导人对这一重大事件瞠目结舌，台湾当局则深受震动。
中美建交公报是在美方接受中方“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的条件下达成的，随后两国正式建交，互派大使，美国与台湾断交，迅速撤走军队，并终止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这些完全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方也做了必要的妥协，包括：（1）中方原要求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但美方提出“终止”，这样可不通过国会，减少麻烦。中方同意这一做法。（2）美方希望在美方声明中表示，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同意不公开反对这一声明，但在自己声明中重申，“统一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3）美方要求允许它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中方坚决反对。最后美方同意1979年停售一年，一年后仍会出售。最后中方经过全盘考虑，同意先解决建交问题，售台武器问题以后再提出讨论，此事不影响发表公报。公报发表时，中方由华国锋总理出面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原则立场。中方根据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从世界全局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暂时搁置这一难题，同时表明反对立场，保留以后解决的权利，这在策略上是十分明智的。
第二部分中美建交后的回响
按照中美建交协议，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双方都在这一天举行庆祝仪式。
在北京，伍德科克在美国大使馆举行庆祝招待会，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出席，并发表了祝酒词。他说：中美建交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也是历史的必然。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时说，美国不是出于权宜之计才采取这个步骤的。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中国政府一向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看待中美关系，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中美双方与会者都为中美建交而兴高采烈，他们也为邓小平简短而深刻的讲话而欢欣鼓舞。
在华盛顿，柴泽民大使也举行了庆祝招待会，蒙代尔副总统出席，国务卿万斯发表讲话。此前卡特总统已在12月15日（中国时间16日）宣布中美建交时发表了电视讲话。
当卡特15日发表讲话时，柴泽民大使正在使馆为美中友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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