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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5-解读苏东坡-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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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上文潞公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苏轼现存的诗文，湖州任上最少，就因闰之一气之下，付之一炬的缘故。可苏轼后来并没怨她，反而以调侃语气述说此事，他对闰之的关爱与理解，于此可见一斑。
苏轼入狱之后，有段时间受辱至极，以为自己会死在狱中，曾写下两首绝命诗，交狱卒梁成，请他转送弟弟子由。二诗如下：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孪虻汀！ �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
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这两首诗，前面一首是留给弟弟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已成为传唱千古的名句，手足之情、胞裔相泽，读之令人唏嘘，据说神宗皇帝看了都为之动容，决意不再杀害苏轼。
然而诗中的重中之重，还是以家小相托。“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已然流露他对妻子儿女的不能尽责的悔恨，“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则是写给闰之的绝笔，一声“老妻”，包含着无限愧怍、无尽深意。
“眼中犀角真吾子”之句，历来注释者都引用史书为例，说苏轼在形容孩童长相怪异、容貌顽劣。
在《国语·郑语》里，确实有“今王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之语，《南部新书》还说“杜琮目为秃角犀……不省刑狱”。其实苏轼这里在写他与闰之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苏迨，这孩子长到三四岁，依然不会说话、无法走路，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曾亲自带着迨儿去天竺寺，请那里的高僧辩才大师给他医治，大师手到病除，还收苏迨为俗家弟子。后来苏轼又多方延请道人为他布气、医治，才使他慢慢恢复成正常孩童的样子。
“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这是苏轼《致辩才》诗中对苏迨的描写，就是狱中遗诗中所说的“犀角”儿。关于“犀角”，唐人任逍遥在相书《月波洞中记》中，有这样一段评述：
所谓九骨者，一曰颧骨，二曰驿马骨，三曰将军，四曰日角，五曰月角，六日龙宫，七曰伏犀，八曰巨鳌，九曰龙角。东西两岳高成为颧骨，势入天仓为驿马，耳齐为将军骨，左眉上隐隐而起者名曰月角骨，右眉上隐隐而起者名曰日角骨，绕眼圆起者名龙宫骨，鼻上一骨起者至脑名曰伏犀骨，耳两畔满拙骨高者名曰巨鳌骨，两眉毛入边地稍高似角者名龙角骨，亦名辅角骨。以上九骨皆三品之相。
诚如前人所言，苏轼诗文镕铸典故，犹如洪炉，铁锡俱化，诸子百家、稗史遗文、相书术数，无不容纳。当时高僧仙道，无不对苏迨施展高招，“犀角”之相，褒贬俱存。苏轼和天下父亲一样，儿子再有缺陷，也是自己最爱的宝贝，所以他才用相书的“伏犀骨”、“龙角骨”来称儿子，并以“眼中”与“身后”对举，表明在他眼里，带有病症的儿子，依然是他心魂所系、最为关心。这里不仅隐含着他对儿子的关爱，更深的是对生这孩子的母亲——闰之的最为宽容、也最体己的肯定。
“身后牛衣愧老妻”，这句诗是出自内心的对闰之的忏悔。“牛衣”是贫民百姓的衣着，《汉书·食货志》里曾引董仲舒的话说：
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苏轼在徐州当太守时，曾在词中这样记载当地农村风物：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之四
显而易见，在苏轼看来，他死之后，闰之只好回老家眉山，靠耕种为生，养活他们的儿子了。“牛衣老妻”，是他对闰之未来情形最恰当的写照。
后来谪居黄州，闰之的“牛衣老妻”风姿，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闰之篇黄州团聚 只愿人生无别离
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太皇太后等人的多般解救下，终于获释出狱，被编管在黄州，名义上团练副使，实际为流放罪人。苏轼得到自由后，马上依照原韵，自和前诗二首寄给弟弟，其中仍在关联着寄居南都的老妻：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
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之二
“彭泽”即是陶渊明，“维摩”指高僧维摩诘。陶渊明弃官归隐，用头巾自己酿酒，维摩诘是和尚，当然没有妻室，他便把诵经说法而得到的喜悦当成妻子所给的安慰。苏轼用这两个典故，表面上在说丢官投荒并不可怕，即便病了，便以诵经说法来补偿老妻不在身边的落魄，此中恰恰透露出，失去了老妻闰之的料理，他的生活将变得一塌糊涂。
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与儿子苏迈一道寄居于定惠寺。闰之带着全家，在苏辙的护送下，取道汴水东下，经淮河、运河再入长江，以期与丈夫在黄州相聚。此时苏辙自请以其官职，为兄贷罪，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管酒税。
苏轼寓居于黄州定惠寺的一段日子，是其一生最为百无聊赖的时期。生性好动、喜欢友朋宴集的他，对消息十分闭塞的黄州生活极不习惯，他在给闰之弟弟王箴的信中慨叹道：
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消息！
——《与王元直》
抛妻别子、远离乡国的苏轼，为了排遣孤独和郁闷，做出了许多看似荒唐，实则在发泄郁闷情绪之举。请看宋代笔记的记载：
子瞻在黄州……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
苏子瞻初谪黄州，布衣芒蹻，出入阡陌，多挟弹击江水，与客为乐。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极病之。
——吕祖谦《卧游录》，见《说郛》卷七十四
寂寞难耐之时，缠着路人说鬼，人家的鬼故事讲尽了，还让他“姑妄言之”，自小爱听遗闻趣事的苏轼，终于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最佳方式。后来，他将这些故事编成《志林》和《艾子杂说》，在《世说新语》和《聊斋志异》之间搭起一道桥梁。六百年后的蒲松龄，摆茶于路途之上请人说鬼谈狐，就是沿袭苏轼的路数。
当然，并非所有的过路人都愿为他说鬼，有的村夫莽汉，就对这位看上去不太正常的罪人推来搡去，苏轼自己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
——《答李端叔书》
宋代对被编管之人的行动范围，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未经批准，决不允许擅自出境，吕祖谦说他“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为守者极病之”，完全是事实。苏轼到黄州不到一个月，就曾跟随友人私自到大江南岸的武昌（今湖北鄂州）游玩，自己还不无炫耀地说：
数日前，率然与（杜）道源过江，游寒溪西山，奇胜殆过所闻！
——《与陈季常》
元丰三年四五月间，终于传来佳音：弟弟子由船至九江，他将自己妻儿老小放在江船里候着，奉送嫂嫂来黄州与哥哥团聚。苏轼接到消息，便在好友帮助下，把江边水驿站临皋亭边上的回车院（就是后来官家招待所外边的停车场管理用房）重新整修，作为全家栖身之所。得知妻子和儿孙即将到来的消息，他的心态马上换了个样子。范镇的侄子范百嘉（也是苏过的未来岳父），此时来信劝子瞻设法返回蜀川，隐归乡里，还说他本人已在家乡置办了新的宅第，望他能照此办理。子瞻在回信中说：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临皋闲题寄范百禄》
此时司马光已回到洛阳，集中精力编写《资治通鉴》，他也来信劝道：子瞻你看惯了苏、杭山水，密、徐楼台，黄州乃僻壤穷乡，没有多大意思，你就别再写什么东西了，言多必失。子瞻在回函里，又是毫无穷困偃蹇之态，反而充满诗意：
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之上，此幸未始有也！
——《与司马温公》
远在家乡的叔丈王庆源，对子瞻境遇十分关怀，他想请子瞻回到青神，与他在瑞草桥边一边嗑瓜子儿，一边谈诗。子瞻却说自己不想回去：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无此适（意）！
——《与王庆源》
夫人和家小到来的消息，让苏轼的生活再度充满阳光，处处彰显诗意。五月底，子由的船只到了磁湖的巴河口（今黄石境内），距黄州尚有四十三里。苏轼再也按耐不住了，为了迎接自己的亲人，他带着苏迈再次违规出境，一家人见面后，悲喜交集。他这时写诗说：
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
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
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
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
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
——《今年正月十四日与子由别于陈州五月
子由复到齐安（黄州一带）以诗迎之》
痛定思痛，方知家人团聚，来之不易，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闰之到后不久，便是七夕，苏轼写下两首《菩萨蛮》词。其一是：
画檐初挂弯弯月，
孤光未满先忧缺。
还认玉帘钩，
天孙梳冼楼。
佳人言语好，
不愿求新巧。
此恨固应知，
愿人无别离。
七夕本是“乞巧”之日，苏轼不再仰慕天上的鹊桥之会，却更珍爱人间的永无别离之聚。从此他便与闰之厮守在一起，直到老妻病逝，再无睽违。夫妻之情，岂是“平平淡淡”四字就能道得？另一首是：
风回仙驭云开扇，更阑月坠星河转。
枕上梦魂惊，晓檐疏雨零。
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
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
在第二首词中，苏轼不仅流露了黄州生涯的艰辛，词中也充满对闰之的歉疚之意。由于贬谪开始，低微的薪俸也没有着落，他只好过着“度日如年”的贫困生活。幸亏闰之非常节俭，善于理财，她手里还有一些往日积蓄，能让家人免受饥饿。在她的安排之下，苏轼如此分配他们仅有的钱财：
东坡谪齐安（黄州），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以竹筒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云：“此贾耘老法也。”又与李公择书云：“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五
贾耘老名叫贾收，是湖州的一名秀才，苏轼在杭州时，就通过老词人张先与他认识，后来苏轼做了湖州太守，还经常对他予以接济。将贾收过穷日子的方法借以度日，恐怕出自闰之的建议，依照苏轼那种有多少花多少的习性，用不了几天就难以为继了。
闰之篇牛衣老妻 躬耕东坡医病牛（一）
节俭只能省钱，不能生财，长此以往，坐山吃空，仅有的积蓄也会用光。苏轼到黄州的第二年，过去一直随他做“书记”官（秘书）的马梦得，从杞县赶到黄州，通过各种关系，把城东一块闲置的训练军队的营地要了过来，作为苏轼的躬耕之资。苏轼从此像陶渊明一样，过起自耕自种、自食其力的生涯，并想把自己的名号，定为“鏖糟陂里陶靖节”（陶渊明）。他在给好友王巩的信中说：
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
——《与王定国书》
“鏖糟”是湖州人的口语，意思是日子糟透了、过得窝心；“陂里”则是乡巴老的意思，苏轼后来曾用这四个字，笑骂在朝廷处处死守陈规、不知变通的程颐，说他是“鏖糟陂里叔孙通”，结果弄得对方极为恼火。其实这个名号并没多少恶意，苏轼给自己取“鏖糟陂里陶靖节”这个长长的名号时，就充满自嘲之意。无奈程颐是个极要面子的人，他和弟子们只以为“鏖糟陂里”是骂人的话，再加上为刘邦制定礼仪的叔孙通名声不太好，从此二人结下深深的梁子。以苏轼为首的“蜀学”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学”之争，自此开始，以后演变成“蜀党”与“洛党”，可见玩笑不能随便开，更不能不看对象，这些将在《交游篇》里专论。
“鏖糟陂里陶靖节”之号太长、太拗口，又不合黄州语境，苏轼的这个名号没有叫开。由于他所耕种的那块地在城东，又是山地，俗称东坡，于是苏轼便以“东坡”为号，从此人称“东坡居士”。
然而有关“东坡”两个字的文化内涵，在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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