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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在燃烧-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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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坦荡地为一艘没有功勋的沉船建设一个博物馆，我们不会向外人展示自己“不光彩”的那一面，巴金老人倡导的“文革博物馆”直到今天依然还是空中楼阁。人人都在庆祝巴金百岁的生日，却没有人愿意实施其建设“文革博物馆”的心愿。我们专门记忆自己的成功和光荣，故意忘却自己的失败和耻辱。我们不知道，失败比成功更值得记忆。因为，在失败之中，隐藏着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
尊重一艘沉船，也就是尊重一次失败的经历；而正是通过咀嚼上一次失败的体验，才可能在下一次的旅途之中拥有安全与幸福。
凤凰城里的“老先生”
在湖南卫视拍摄的一个专题节目中，我看到了这样一幕触动我心弦的细节：一名到湘西凤凰城旅游的外地游客，刚刚走下小船，码头上就有几个小女孩热情地围上来。这些十二三岁的湘妹子，拿着编好的一束束野花，七嘴八舌地说：“买一束花吧，去送给老先生。”
“老先生”是谁呢？
乡亲们口中所说的“老先生”，原来是二十年代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世界的大作家沈从文。
一九九二年，沈从文的骨灰播迁故土，场面冷冷清清。当地的报纸只是不咸不淡地发了一则几十个字的短消息。而几天后一名地方官员去世的消息却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故乡似乎忘记了沈从文这个优秀的游子。
然而，遭受半个多世纪冷遇、排斥乃至迫害的沈从文先生，在最近十几年来却日益绽放出灿烂的光彩来。即使是那些着眼于开发本地旅游业的官员们，也忘不了要打出沈先生的旗号，他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个旗号所拥有的巨大的号召力。许多官员死了之后立即化为尘土，而沈从文虽然离开了我们，却借助文字获得了永生。沈从文是在凤凰城的水边长大的，他曾经与同龄的孩子们在水边嬉戏。在《自传》中，他说过：“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我有极大关系。”沈从文忠诚地描述了自己的生活，描写了在这片青山绿水间艰苦劳作的人们。他那美丽而哀愁的文字，让越来越多的读者对湘西、对凤凰产生美好的憧憬，并动身前来游览、前来寻踪、前来“朝圣”。
一个已经逝去的作家，带动了一个小城旅游业的繁荣。而旅游业的兴盛，又提升了整个小城居民的生活水平。小小的凤凰城里的老乡们，谁不感谢“老先生”呢？对于沈从文，谁找得出另一个比“老先生”更合适的称呼来呢？
在人类文化史上，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案例。例如普希金、例如托尔斯泰，他们的墓地和庄园虽然在偏远的乡下，后来却都成为了俄罗斯民族朝拜的精神圣地。再比如莫扎特的家乡、奥地利的小城萨尔茨堡，那里成了欧洲的“音乐之乡”。这座小城虽然没有善待生前的莫扎特，但是后人却逐渐意识到这位命运坎坷的音乐家身上所蕴含的不朽的艺术价值。他们愧疚地将莫扎特的故居保护起来，他们家家户户都在演奏莫扎特的作品，用这种形式表达着对这位同乡最好的纪念。
寂寞的“老先生”沈从文，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半个世纪之后，又逐渐被他的同乡和同胞所认识、所接受。一九九六年，沈从文的侄子、画家黄永玉为表叔在凤凰城边听涛山的陵墓刻了一块碑石，题词是：“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绕了一个大圈子，经历了好多看不见的硝烟，“老先生”最后还是回归真、回归善、回归美。“老先生”回来了，有遗憾，也有欣慰；有眼泪，也有微笑；有厚厚的文字，也有柔软的心灵。他的坟上，终年都有一束束的野花。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摄影家周传荣放弃广州舒适的生活和优厚的待遇，到北京来拍摄那些正在消逝的老胡同和四合院。他在前门附近租了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没有暖气、也没有卫生间，冬天的晚上经常被在被窝里被冻醒。但是，他自豪地说：“只有亲身住在四合院里，才能够拍好老北京。”
崇文门新世界附近又启动了庞大的拆迁计划。元旦，周传荣打电话给我说，那里有好些精美的老院子正在消逝之中，再不去看看，过几天就没有了。我经常路过那巨大而空洞的新世界大厦，并没有发现附近有什么四合院。然而，周传荣带着我沿新世界西南角的一条小街道一转弯，一片已经是断壁残垣的老城区顿时充满我的眼帘。与繁华的“新世界”相比，这里的确是一个“旧世界”。居民们大多都已经搬迁了，破旧的砖头、歪斜的墙壁、枯死的老树以及坐在门口的神色茫然的老人，一切都在显示这里已经没有了生机和朝气。我们穿行在这些即将消逝的风景之中，垃圾和石灰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还有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站在墙头挥动铁锤拆墙。哪里有“精美”的四合院呢？
在一个小巷子的墙壁上，还挂着一个小小的褐色木排，上面写着“邵竹溪点穴推拿”几个字，并有标示方向的箭头。我们沿着箭头的方向，在迷宫一样的墙壁和砖头之间穿梭。胡同已然不是胡同，房屋已然不是房屋。看过了三五个小木牌，终于看到：在一片狼藉的拆迁现场，居然还残存着一个灰墙红瓦的四合院。这就是所谓的“邵家大院”吗？
开门的一位六十岁的老人。周传荣告诉我，“留守”的这位是邵竹溪老先生的儿子，是首钢的退休工程师。今年八十多岁的邵竹溪老先生是一家之主，家族破落以后就以祖传的推拿针灸为生，最近刚刚搬走。走进院子环视一番，房屋虽然早已破败不堪，却还残存着一种掩不去的富贵气。朝南的正屋还完整地保存着，它的建筑风格类似于一所气势恢弘的庙堂，巨大的红色木柱、大幅的灰色瓦片，雕花的窗户和剥落的墙壁，骨子里都有一种天然的傲慢之气。厅堂之宽阔高旷，绝非一般百姓家所能比拟。屋檐之间，雕梁画栋依稀可辨；瓦缝之中，凄凄草丛迎风瑟瑟。厅堂的地板是大块的方砖，光滑如镜，照出我们拉长的人影，它们曾经照过的前朝红粉，早已变成了白骨；卧房里则是红漆的木地板，虽然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但走在上面依然感到厚实而富于弹性，与之相比，今天的那些实木地板简直就望尘莫及。
老邵告诉我们，他们家的祖上曾经担任满清王朝的户部尚书，是慈禧太后的“财神爷”。当年，祖上深受慈禧的宠爱，家里堆满了“老佛爷”赏赐的珍宝玩物。后来，宫廷赏赐了位于崇文门的这片风水宝地，他们便大兴土木建起了这片贯穿两条胡同、总共拥有两百多间房子的老屋。一时间，真算是“钟鸣鼎食”之家了。在清末民初，他们家族弃官从商，财源广进，号称崇文门地区的首富。家中小姐的“绣楼”，是一栋实实在在的“楼”，而且还是北京城第一所安装了电梯的民居。同时，他们还专门将马厩改装为车库，因为家里买了北京城第一辆奔驰汽车。小姐的绣楼就在院子的旁边，如今只剩下两面绿色的墙壁，工人正在卖力地敲敲打打。我目测了一下空地的面积，这间“闺房”简直可以容纳一个班级的学生。忽然，我想起南唐李后主的句子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我又想起了《红楼梦》中《好了歌》的歌词：“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世上没有永恒的权势和永恒的财富，才不到两百年的时间，这所老房子就目睹了人类多少的悲欢离合呢？
老邵告诉我们，按照文物保护的法规，这片老院子应当受到保护。但是，开发商可不管什么文物不文物的，他们只想尽快拆掉老房子，然后盖商厦和写字楼。周围的居民都被连哄带吓地签字搬家了，现在只有他们一家还没有签字。可是，区上的领导也支持开发商，因为旧城改造是官员们一个显著的“政绩”。这是一场力量悬殊、希望渺茫的“拉锯战”。不得已，晚上他们就睡在旁边厢房的地上，尽管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他们担心自己的房子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老工程师哀伤地说：“真不知道还能够坚持多久。”每天听到外面工人的敲打声、听到工人们与收购废品的小贩就刚拆下木头讨价还价，他就心惊肉跳。前几天，建筑工人没有经过同意便将后院的厢房拆除了。他去论理，工人却说，那是捡垃圾的小贩所为，跟他们无关。真个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开发商有时真比大兵还要蛮横。“就只剩下这一个院子了。”他含着眼泪指点房屋的梁柱给我看。原来，整个两三百平方米的建筑，没有使用一颗铁钉，全部是用木楔子缝合的，缝合得天衣无缝。两百年前的手艺人，在饥寒交迫之中，却能够做出这样巧夺天工的活计来，今天的我们呢？
邵家老院子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着。它能够存在到哪天呢？几个没有权势的老百姓的抗争，能够阻止官员和开发商的“雄心壮志”吗？在冠冕堂皇的“雄心壮志”的背后，其实是没有止境的、贪婪的欲望。正在消逝的又何止一个邵家大院呢？在正朝着现代化道路“高歌猛进”的今天，北京城里的老院子、老胡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逝着。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过：“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现象。”他是在忧伤中去世的，因为他没有力量阻止一个充满诗意的古老世界的灭亡。那些被金钱和权力支配的、丧心病狂的商人和官员是不会倾听他的建议的。他痛苦地观察到：“到现在为止，中国城市多在无知匠人手中改观。故一向的趋势是不顾历史及艺术的价值，舍去固有风格及固有建筑，成了不中不西乃至于滑稽的局面。”他没有想到，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北京城在这条道路上更是越走越远。
历史与文化、记忆与血缘、智慧与美，都凝聚在古老的建筑里。梁思成认为：“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建筑、失去了我们生活过的老胡同和四合院以及那些可爱的树木花草，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童年的记忆，失去了我们与祖先对话的渠道。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没有灵魂、没有根基、没有美。
我不敢到崇文门去了，因为我不知道再去的时候，那个古老的邵家院子还在不在。送我离开的时候，老邵的目光里充满了对我这个“作家”的期望，他期望我能够“力挽狂澜”。我不敢面对他的目光，因为我除了写篇没有任何力量的文章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我为老院子的命运而祈祷，它就像我们的祖父祖母。建筑是有灵魂的，有工匠的灵魂，也有居住者的灵魂。让我们为这些即将消逝的建筑祈祷，也为我们的灵魂祈祷。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陈寅恪的故居
陈寅恪的故居
我在中山大学美丽的校园里瞻仰过陈寅恪先生的故居。优雅的小楼被精心保护起来，外面依然芳草凄凄。院子里那条碎石小路，据说是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专门下令为陈先生修建的，为的是让目力不好的陈寅恪先生进出方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一个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一心一意去研究冷僻学问的知识分子，能够获得如此礼遇，应当算是一个奇迹了。后来，这也成为陶铸的一大“罪状”。
陈寅恪真正的故居在江西修水——古名义宁。在中国风云激荡的近代史上，陈家有着极其显赫的地位。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新政”的领袖人物，也是变法失败之后被清廷免职的最高官阶的大员之一。陈宝箴所设想的以湖南一省为样板、脚踏实地地推行新政、继而推展向全国的改革模式，比起康梁拼命抓住光绪皇帝这根并不牢靠的救命稻草、至上而下实施变法的思路来，显然具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性。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维新四公子”之一，也是同光年间“宋诗派”的领军人物。他影响张之洞支持维新，并与梁启超共同呐喊，也是风头浪尖上的人物。而作为第三代的陈寅恪、陈衡恪、陈登恪，个个在文化上都有不凡的成就。因此，陈氏家族在江西修水的老家，其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陈寅恪故居”。在这里生活过三代人，都从各自的角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人居住在房屋中，房屋成为人当年活动的历史记忆。这所外表看上去很普通的老房子，有着相当丰厚和博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着“义宁陈氏”的风骨和品格。
然而，陈氏故居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现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倾倒。陈家的后人多在外地和国外，虽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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