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6期-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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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望远东风云变幻，寻找着最佳的机会以获取苏联的最大利益。波茨坦——既是盟国间合作的最后舞台，也是各方博弈的新阵地。得与失，利与弊，是与非，哪怕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未必能梳理清楚，说个明白。　
　　半个世纪后我来到波茨坦，秋雨中的塞两林宫竞已有些凄冷。朋友说，这已经不是旅游的好时节了。其实，对于我，能够站在雨中看看当年的老房子，想象曾经有过的场景，就很知足了。　
　　“这个窗户是斯大林的房间——这个是丘吉尔的，后来是艾德礼用——这个可能是杜鲁门的……”我们浏览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耳房，窗户一个接一个，像画框把历史定格。窗下是草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树林。撑着伞，伫立草地中央，雨敲打在伞上，像时钟的滴答声。在庭院出口处有一个石球，上面隐约可见刻着一个五星。五星旁是一个俄文单词——我在波茨坦找到的唯一可以触摸到的、真正属于五十年前的遗迹……　
　　有哪一座建筑比眼前的塞西林宫对战后世界更显得重要？对于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感受尤为强烈。　
　　自1945年年初雅尔塔会议以来，围绕着敦请苏联出兵与日作战，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而进行的大国间的讨价还价，是世界外交风云的焦点之一。抗战中的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因成为美国的盟友而一度被视为“大国”，但却先后缺席了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正是在中国缺席和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三个大国决定了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事宜。这就难怪，中国外交家顾维钧虽然没有亲临波茨坦会议现场，但他在伦敦等地焦急地关注着波茨坦，从不同途径了解着这里的进展。读他的回忆录，让人感慨万分。　
　　不过，波茨坦毕竟是决定通牒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地方。中国虽然没有与会，但仍被邀请联合签署了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宣言》（全称为《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有意思的是，波茨坦会议的一个主角——苏联，由于此时尚未对日宣战，故未列入该宣言的签署国。苏联的参加，要到十二天后的8月8日，这一天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安排波茨坦会议的苏联不是签署国，没有与会的中国却是签署国。当年历史的复杂与微妙，至今仍耐人寻味。　
　　在日本投降过程中，《波茨坦宣言》的签署和发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是，在一些相关历史著作中，除了几句概括性的叙述外，很难读到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更为具体的细节叙述。譬如，公告是如何起草的？没有与会的中方是如何参与签署的？其实，对于有着历史兴趣的渎者来说，了解它们或许更有必要。好在《杜鲁门回忆录》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　
　　杜鲁门回忆说，《波茨坦宣言》的草案，是他从美国带到波茨坦的：　
　　我来到波茨坦的时候曾携带一份号召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的草案，这个草案我想同丘吉尔讨论一下。这将成为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政府首脑们的联合公告。在我于7月24日送给他看一份草案的副本之前，我曾等待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面达成协议。丘吉尔和我一样渴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他和我们的军事领袖们一样都认为俄国的参战将加速日本的溃败。同时，丘吉尔很快地同意了那个公告的原则，并说他将把那份副本拿去进一步研究它的具体内容。　
　　斯大林当然不能参加发布这项公告，因为他同日本仍保持着和平，可是我考虑到最好是让他知道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而在会议开会的期间，我曾私下同他谈到过这件事情。　
　　丘吉尔和我都认为蒋介石应被邀参与发布这项文件，而且中国应被列为发起的政府之一。于是我就把这项文件的内容电致在重庆的赫尔利大使，并指示他从速取得蒋委员长的赞同。电报是通过海军方面发出的，同时也经由陆军的电讯系统发出。可是经过了二十四小时以上仍未获得答复或回音。丘吉尔即将回伦敦了解大选的结果去了，不过他在离去前传话给我，对公告的措词表示赞同，并同意由我自行处理发布这项文件。（《杜鲁门回忆录》，第286页）　
　　丘吉尔返回伦敦等待大选结果，重庆方面的答复却迟迟未到。随后赫尔利在电文中呈报其中的原委。杜鲁门写道：　
　　当丘吉尔动身返回伦敦时，我们仍未得到蒋介石的答复。送致给他的电报碰到了意外的困难。首先是在檀香山的通讯站传送时耽搁了。其次是檀香山和关岛之间的通讯繁忙也推迟了它的发送时间。但这份电报终于在重庆时间晚上八时三十五分送达赫尔利。　
　　赫尔利大使拍回的无线电报说，给日本的公告已经送给宋院长了，但是蒋委员长却不在重庆而在长江对岸的山上。他说那份电报将于当晚译出送给委员长。随后赫尔利就叙述了要见到蒋氏的困难：　
　　“电报的译文到半夜以后才译毕。那时我们想找到一条渡船过长江也有困难。院长不愿意在深夜出来，同我一起赴黄山。今天早晨，外交部次长吴国桢陪着我到了黄山蒋委员长的官邸。蒋委员长仔细阅读了译文，然后吴国桢把我所说的需要立刻同意的理由，翻译给他听。委员长自始至终谦恭有礼。在他对我说他同意这项公告之后，宣传部长王世杰博士来到了。于是又有必要把整个事情再向王世杰解释一遍。顺便提一下，王氏将继宋院长任外交部长。当蒋介石对这份电报表示了赞同后，我们发觉电话坏了。因此我只有回到重庆才能应用各项设备向你转达……”（《杜鲁门回忆录》，第289－290页）　
　　蒋介石基本同意公告草案，但他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希望将自己放在英国首相之前：　
　　蒋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项保留条件：他要我们把列在上面的三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的名字次序更换一下，他要把他放在英国首相之前，因为这样做会在国内对他有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这项改动。（《杜鲁门回忆录》，第290页）　
　　于是，经过此番磋商改动后，公告第一款的表述最后确定如下：“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90页）　
　　《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于1945年7月26日签署并发表，三国向仍在顽强抵抗的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　
　　（甲）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辛）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各种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转引自《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6－7页）　
　　然而，日本当即拒绝了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很快日本会发现，这将是使它付出最惨痛代价的顽固与怠慢。他们不会想到，几天后，人类历史上最有杀伤力的原子弹，就会相继轰炸长崎、广岛；与此同时，苏联对日宣战，苏军挺进中国东北，日本百万关东军一夜之间溃不成军……　
　　且让我们顺着《时代》报道的脉络，重温当年的纷繁场景。　
　　　
　　二　蘑菇云在日本上空升腾　
　　　
　　遥想当年，当读者拿到1945年8月20日出版的《时代》时，他们想必会感到新奇。这一期的刊物，居然没有像通常一样安排一个封面人物，而是一幅图像：通体白底，中央一个太阳，红得如血，上面画上了一个浓黑的大叉子。强烈的视觉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太阳旗为国旗的日本终于战败投降了！　
　　从7月26日《波茨坦宣言》发表，到8月15日东京电台播放裕仁天皇亲自宣布日本投降的讲话录音，前后一共二十天。这是远东局势最有戏剧性变化的二十天，也是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二十天。二十天里，原子弹在人类战争中首次使用，于改变战局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永远的精神伤痕；二十天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二十天里，历时四年的太平洋战争以日方失败而结束，中国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随之获得了胜利。　
　　不限于此。二十天里，围绕着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而引发的僵持不下，使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努力又多了一些外交变数。更加令人关注的，出于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防范与警惕，美国坚持在处理日本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冷战”格局的严峻，美、苏间的较量，由此也凸现出来，进而将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在二十天里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中，还有什么能比原子弹在战争中的首次使用更让人震惊？它的威力与效果，它的残酷，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即使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此重大的新闻也不免为之逊色。于是，这一期《时代》的封面虽为日本的投降，但报道重点却放在了原子弹爆炸引发的震撼。新闻事件的叙述，笼罩在深深的恐惧、忧虑之中　，即便今天读来，仍让人强烈感受到历史瞬间的沉重：　
　　规模最大、最为残酷的战争，本周竞是在一个巨大事件造成的混乱中结束——这一与战争密切相关的事件如此之大，已使战争本身显得无关轻重了　胜利消息交杂着快乐、感激、痛苦与怀疑胜利者反倒比失败者承受着更大的恐惧，经历了更致命的折磨。　
　　无论士兵、科学家，或者大政治家，乃至普通百姓，从言行来看，人们在承受巨大创伤的震撼之时表面上是平静的。但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幽暗深处，则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在涌动，在悄悄地形成：泰坦（Titan，希腊神话中天神和地神的子女及后裔一——引者注）在这一混乱中创造着一个时代，在此之中，胜利已经变成仅仅是一个孩子在街头的哀号。　
　　对原子裂变的控制，把本来就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的人类，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所有思想、事物均在裂变——并且远远无法控制。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第一颗原子弹不过是恐怖的一次孕育，与以后相比只能算是一次微不足道的预报。　
　　所以思想、事物都在裂变。胜利的突然降临，对联合国、对日本都是一种仁慈。但这一仁慈却是诞生于人类编年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之上。人类是赢了，这一武器是由文明最青睐的人们在使用；但是，它对生物的威力却是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让人类的生存意识产生深在根底的创伤。征服自然的普罗米修斯，把太阳的火和威力放进了普通人的手中。　
　　人类做好了应对这一挑战的准备否？突然之间，没有任何警告，现实已经变为不可思议的未来。未来是否有希望？如果有，希望何在？（《时代》，1945年8月20日）　
　　决定使用原子弹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他说，他在抵达波茨坦出席三国首脑会议的第二天，接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1945年7月16日早晨发出的电报，获悉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他把这称作“历史性消息”：“我们的绝对秘密和最为大胆的作战计划实现了。我们现在拥有一种战争机器，它不但能彻底扭转整个战局，而且能掉转历史和文明的方向。”随后，在会议期间，他婉转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斯大林：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杜鲁门回忆录》，第315页）　
　　精明的斯大林对于美国的新武器，其实早就有了预感：　
　　7月16日，美国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意识到有情况将要发生的斯大林给苏联远东部队司令A·M·瓦西列夫斯基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询问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如何，能不能将作战计划提前十天。瓦西列夫斯基回答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集结部队和进行补给。也许，如果斯大林能够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前发动对日战争的话，对广岛和长崎的核破坏有可能避免。或者，如果日本在7月26日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原子弹爆炸和苏联的参战就都有可能得到避免。（《真相》，第382页）　
　　历史当然没有“如果”。7月28日，东京电台宣布日本政府决心作战到底，以这一方式拒绝了中、美、英三国的联合通牒。于是，以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等日本城市的作战计划开始正式启动，美国真的如斯大林所说，要“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了。　
　　东京时间1945年8月6日八时十五分，第一颗原子弹轰炸了广岛，震惊世界的蘑菇云升腾在日本上空。一本由德国学者撰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样概括原子弹对广岛的轰炸：　
　　现在，杜鲁门认为他已有使用原子弹的合乎道义的权利。他为自己的决心所找的论据是：通过使用原子弹，战争将加快结束，这样就将拯救数十万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工业中心和人口稠密城市被选为突击目标。8月6日8时15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了广岛。它是用降落伞投掷的，脱离飞机后不久，在离地数百米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放出极高的温度。爆炸效力是惊人的。在四公里多的半径内发生了数百处火灾。大约七公里距离上都能感到空气发热，人们甚至在四点五公里距离上也受到一度烧伤，在距爆心投影点一千米半径内，放射性辐射是致命的，在全市三十万居民中，有七万八千一百五十人死亡，将近十万人受伤，约一万四千人失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716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原子弹摧毁了日本天皇乃至内阁领导人的信心，达到了美国以此迫使日本尽快投降、尽量减少美国士兵伤亡的目的。但从人类发展史角度看，原子弹投入战争又引发了其他严峻的话题，从当时乃至后来，杜鲁门等人的决定总是不断受到质疑和指责。《真相》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