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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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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部分权力机构的财政压力以及部分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在中国的股市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以，某些地方权力机构一边要极力推动企业上市，一边又要极力维护这种上市公司不负责任的格局。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在将本地的财政压力转嫁给全社会的同时，也为自己牟取源源不断的私利。正是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某些地方权力机构在中国股市的快速膨胀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不仅喜欢股市这种毫无约束的现状，而且还要拼命维护这种现状。如此，中国股市功能的畸变以及制度建设的长期停滞就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
不过，中国股市这台大戏，光有某些地方权力机构的参与是玩不转的。与地方部分权力机构合力推动中国股市发展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形形色色的垄断资本。这是一股藏在暗处但牙齿同样锋利的实力集团。所谓垄断资本，就是盘踞在权力体系各个环节中以各种关系扭结起来的分利集团。这些集团往往具有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双重身份，这为他们在中国的渐进改革中从事财富转移活动提供了最好的制度保障。而股市，正是垄断资本从事这种活动的最好平台。无论是电子交易的快捷性，还是股市本身初期必然具有的不规范性，垄断资本都有充分的理由喜欢这个市场。在地方部分权力机构通过合法的途径游说上层的时候，垄断资本也在用另外一些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同样的游说。在后期，这种游说几乎完全变成了对股市现状的辩护。在这一点上，垄断资本与某些地方权力机构的利益相当一致。而具体的情形是，他们经常是某些造假和操纵个案中的主要同谋。就像我们在那些半遮半掩的披露中已能清晰地瞥见的那样。也就是说，垄断资本与某些地方权力机构的合谋在后期已经发展到相当自觉的地步。今天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在中国股市中，他们完全就是同一回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一点，我们在以后还会经常提到。
垄断资本与某些地方权力机构从不同路径进入中国股市，并进而主动合流的趋势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股市的规模膨胀。当然，它也仅仅只推动了规模膨胀。因为除此而外的一切文化和制度建设，都与他们的利益相悖。以目前最为人诟病的“全流通”问题为例，在1992年之后就不断有人提出全面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尉文渊先生就曾经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提出过他的国有股解决方案。以当时的市场规模，解决全流通问题要比现在容易得多，引起的负面反应也要比现在小得多。但这个在当时并不难解决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并非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显然是某种垄断资本的既得利益在作祟。说穿了，全流通不仅容易瓦解垄断资本对公司的控制，也会对他们在二级市场上的操纵带来巨大的麻烦。
由于垄断资本对信息（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还是同样有用的政策信息）的高度垄断，以及发展到后期越来越明显的资金优势，在中国证券市场内活动的民间资本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主动与之结盟并在资本性质上被完全改造，要么逐渐退出市场以图自保。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况正是如此。留在市场内与垄断资本为伍的只能是那些满怀致富期望却又浑然不知其危险的中小投资者。而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这些中小投资者完全清醒过来之前，他们就已经被消灭干净。在1995年发生的“327事件”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垄断资本对不肯就范者的强大制服力量。如果垄断资本不退出市场，当年“万国”的命运就是中小投资者今后的命运。这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论证的问题。在一个零和游戏中，牺牲品只能是弱小和无组织的一方。
垄断资本对中国股市的入侵，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中国证券市场投资文化的扭曲。这可能是比制度建设滞后更为长期的一个危害。制度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模仿的，而文化则需要长期的学习。而一旦一个坏的投资文化已经成型，其纠正则可能难上加难。中国证券市场中根深蒂固的“庄家崇拜”和“政府崇拜”，就是在垄断资本介入中国股市之后逐渐形成并得以固化的。这种恶劣的投资文化，与其说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威人格在股市中的体现，倒不如说是广大投资者在长期的投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用自己的血汗钱换来的至理名言。投资文化作为一种没有明示的制度，有时候会比明示的制度和规范作用更大。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投资人在做出投资行为时，往往是按照文化暗示给他的规则去做，而不是按照制度和规范告诉他的那样去做。文化是成本更低的制度。
熟悉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人们可能都清晰地记得，自1992年放开股票价格的最初几年中，中国证券市场的波动幅度远比现在为大，但那时候并没有出现多少“救市”的呼声，所有的投资人都相当平静地接受了下跌和亏损的事实，这与近几年一遇市场下跌便鬼哭狼嚎，甚至以“社会稳定”相要挟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相比之下，那个时候的投资者的自我负责精神要比现在健全得多。其中原因非常简单，那个时候的投资主体都是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民间投资者。他们即便想去改变政策，也无力改变政策。这其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某种不可克服的劣根性的。恰恰相反，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早期，以草根上市公司与民间投资者为主体的证券市场是具有自我约束精神的。这种文化的逐渐蜕变是从垄断资本及地方部分权力机构相继介入并逐渐成为主流后开始的。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次大规模、高规格的救市行动发生在1994年的3月12日，即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所宣布的所谓“四不政策”，这包括：55亿新股上半年不上市；当年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税；国有股、法人股年内不在交易所上市，不和个人股并轨；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等系列配套措施。但市场对此的反应则仅仅是向上短暂跳升旋即恢复平静。这足以说明当时的投资者对政策是抱有足够的警惕态度的。这也同时说明，中国证券市场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一开始就是“政策市”。它的逐渐蜕变是从越来越大的权力介入股市之后开始的。如果说当时的政策市还是平等施惠于所有市场参与者并旨在维护市场稳定的话，那么，随着权力越来越深入地涉入这个市场，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政策在以后将越来越具有偏向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倾向，也越来越具有其他与市场本身无关的目的。但这是后话，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时期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在股市中的作用。
诚如前述，从1992年之后，中国股市的发展主要是在看得见的某些地方权力机构及看不见的垄断资本的合力推动下展开的。但这一时期中央部分权力机构与某些地方权力机构却有不太一致的政策取向。从总体上说，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对股市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与中央部分权力机构与地方部分权力机构在股市中所具有的不同利益有关。因为在股市中，某些地方权力机构是纯粹的获利者，它甚至完全不需要担负任何责任。但中央部分权力机构的处境却非常不同，它在股市中的利益非常小，除了可以推荐几家部委的公司上市以及收一点印花税之外（比例非常小），它并没有什么其他起眼的利益，相反它却要承担股市的全部风险。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时期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对股市基本上采取了以防范风险为主的政策。某些地方权力机构通过股市转嫁负担、垄断资本从股市中牟利与中央部分权力机构防范风险的政策冲突，在1996年年底达到了顶峰。这就是1996年12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由来。在这篇文章中，中央部分权力机构用罕见的严厉表达它对证券市场的愤怒情绪。但这个时候，股市中的垄断资本已经相当强大，股市在短暂下跌之后，随即创出新高纪录，以接近嘲讽的姿态对中央的警告做出了回应。
中央部分权力机构与股市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对应于这样一种改革背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全方位展开的一次收权与分权的争斗。这场争斗由两位学者撰写的《国家能力报告》为肇始，最后发展到其中一位学者与深圳的地方领导人公开对阵的程度。这种较量反映到中国证券市场中，就是中央政府不断从地方政府手中收权。从印花税的分享比例，到《上海证券报》被新华社收编，再到深圳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归属问题，都是这一改革背景在证券市场上的体现。
在这样一种改革的背景下，中国证券市场在这一时期的功能大致可以这样描述：某些地方权力机构通过股市向全社会转嫁当地国有企业的危机；垄断资本利用股市洗劫社会财富；而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参与客观上成为了上述两种实质功能的掩护，他们更多成为证明股市合法性的花瓶。
虽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这一时期，垄断资本对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已经具备相当强大的游说能力。但中央部分权力机构与地方部分权力机构及垄断资本在股市政策中的冲突还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侯，这种冲突还相当激烈，就像我们在1996年12月所看到的那样。这一方面归结于利益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出于最高经济管理者的个人意志和品格。然而，这种紧张关系很快就会得到化解。一个意外事件使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地方部分权力机构及垄断资本在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取向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他们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合作蜜月开始了。这个事件就是发生在1997年7月之后的亚洲金融危机。
第一部分 从草根到权贵第5节 危机中的盛宴
一场让几乎所有亚洲新兴国家都丧魂落魄的金融风暴，竟然在中国催生了一次特大牛市，这或许是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无法想象的事情。然而，这就是中国股市的奇特逻辑。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虽然由于外汇管制而幸免于难，但中国经济却遇到来自外部的强劲遏制，与此同时，大型国有企业的困境也日渐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再也无法固守一直持有的谨慎立场，他们对股市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决意冒险利用一次中国证券市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5·19”行情。最能体现这种急迫心情的，是《人民日报》另外一篇同样著名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这篇题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文章中，《人民日报》以权威的口气指出：“近期股票市场的企稳回升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是股市发展的良好开端；……证券市场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人民日报》1999年6月15日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懂得《人民日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人，都能明确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最高政策含义。至此，从1992年开始并一直延续的博弈格局彻底失去了平衡，中央部分权力机构放弃了此前的中立立场，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地方部分权力机构、垄断资本以及民间投资者，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空前庞大的“多头”联盟，一轮特大牛市已经在所难免。
这轮牛市从1999年5月开始，到2001年7月结束，整整延续了两年时间，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宏大，堪称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之最。在全球证券市场一片凋零之际，中国证券市场这一轮醒目的牛市，被许多人轻率地夸耀为中国股市的“一枝独秀”。不过，这场牛市与证券市场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些灾难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这场牛市与其按有些人主观愿望那样被称之为中国股市的“跨越阶段”，倒不如按其可能具有的真实含义被称之为中国股市的“大跃进时代”，其明显的“人为”和“泡沫”特征很可能开启中国经济的系统风险之门。
中央部分权力机构成为中国股市的多头盟主，同样有其深刻的改革背景。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危机已经从前一阶段主要集中于地方性国有企业，开始蔓延到大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长期困境和新一届政府的短期目标加在一起，给中央部分权力机构直接干预股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实际上，在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证券市场成为为国有企业缓解危机的最好资金来源。事实上我们看到，大型国有企业目前已经成为股市圈钱大军中的绝对主力。从中石化到宝钢，再到招商银行，这些寡头式的大鳄已经将中国股市变成了他们最好的饕餮场所。虽然这一切都是打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时髦旗号进行的，但其通过股市缓解财务困境的本质一望便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千疮百孔的国有银行也准备拼命挤上中国资本市场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这可能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不能承受之重。
导致中央部分权力机构态度转变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社会保障资金的匮乏。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失业问题已呈现高危态势，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却相对大大滞后。情急之下，有些人打起了股市的主意。他们不切实际地以为，国有股在股市中的变现，将是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和填补社保基金空账的一个好办法。然而，不久后“国有股减持”令人沮丧的实验结果证明，政府对中国股市的理解仍然是非常想当然的。“国有股减持”闹剧般的结尾实际上已经彻底否定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单方面的美好设想。
不仅如此，一群经济学家的鼓噪也动摇了中央部分权力机构对股市的一贯信念。在这群经济学家眼中，股市不仅可以增加税收，还可以制造财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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