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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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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缓苡小氨尘啊保惫绯ぁ⑿⒁迨忻禾烤志殖ず吐懒旱厍茉垂揪恚值秸饫锏笨蟪ぁＳ谑牵桓鲋挥�3万吨生产能力的小矿，竟然无偿地划拨了12平方公里的煤炭资源，是谁给他划拨的？划拨的依据是什么？
赵、陈两位还谈到了某些百姓眼里的好干部和近年来国内媒体上频频出现的一个热点人物吕日周。前者往往被人们忽视，后者则常常被人们、乃至新闻界所推崇。作家的目光却有几分独到，独到的目光虽可能偏颇，但也可能发现当今隐形的另一种官本位意识……
山西的整个社会思想意识体系，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长期围绕着一个“官”字转，这是有现实和历史原因的。
山西今天经济的整体不发达，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些文化的负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重政治而轻经济，重惟上、惟书而轻惟下、惟实。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5）
赵瑜：在中国的不发达省份，官本位特色都比较鲜明，山西尤为突出。人们曾这样调侃，不到广东，不知道自己的钱有多少；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有多大；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有多土；不到山西，不知道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有多高……山西的整个社会思想意识体系，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长期围绕着一个“官”字转，这是有现实和历史原因的。
从革命历史的角度来讲，经过早期的井冈山、洪湖、鄂豫皖等苏区革命根据地，到陕北以后才开始壮大的红军，东渡黄河挺进到山西，与阎锡山拼抢地盘，创建了太行、太岳两个根据地，后来以此为中心形成了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权和土改经验诞生于此，最早的农村劳动模范也诞生于此。这里更培育了大批领导干部，这批干部随军南下北上大量地撒落于长江南北，为中共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建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山西籍干部遍布中央各部委，而且所占比例相当高，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可视为他们的杰出代表。在各省市的山西籍干部更是多如牛毛……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了一些山西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至今仍有着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一些山西人的官本位意识，你要想出人地，你就得去从戎从政。我们国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时期，从戎难成，要从政的意识便根深蒂固地保留了下来。
山西的大中型企业非常多，像大同矿务局、潞安矿务局、晋城矿务局、太原重型机械厂、太原钢铁厂、太原化工厂，它们都归中央直管，是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工业、化工基地。建国以来这些大企业为国家做过巨大贡献，现在各方面都老化了，像大同矿务局连家属带职工将近20万人，现在全部下岗。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向上伸手、等上面指挥的观念，企业自身的造血机能不强。这些企业也出了很多干部，像现在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曾在太原重型机械厂当过党委书记，山西前任省委书记胡富国曾在潞安矿务局和大同矿务局当过技术员，后来任煤炭部部长，又回来当省长、省委书记；原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也是从大同矿务局出来的……这种隶属关系和干部们的升迁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企业的政治意识。
在山西还有一个现象，农民也能当大官，陈永贵官至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比陈永贵还早的是李顺达，一个农民当过几届中央委员。即使到了今天，还有一个老太太申纪兰，当过一至十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全国惟一的一位。本届她还当选为人大常委，现在成了国宝。郭凤莲、申纪兰所在的太行山区过去也是穴居生活。陈永贵曾对李顺达说，我得叫你李老师，你在太行山头，我在太行山尾，咱们都是艰苦的地方，要很好地团结。李顺达所在的西沟地区，石头更多一些，所以他们不以粮为纲，而搞多种经营，特别重视种树，改善小流域气候及整个山区的资源。陈永贵这边是土比石头多一点，所以他们要开垦平地种粮，对外号称“虎头山下是粮仓”，这在客观上迎合了毛泽东以粮为纲的思想。现在大寨有毛纺厂、煤矿、衬衫厂、水泥厂、运输队，但总体上效益不太好。西沟利用山里的果子办过饮料厂，还曾经办过非常费电的硅铁厂，也基本上失败了。这两个地方都不尽人意，老百姓还是没有脱贫，这些劳模一生的资本主要还是政治资本，比起人们所熟知的华西村、大丘庄差得太远，今后也很难赶上。这两个地方正是因为艰苦才出经验，而且又迎合了当时领袖的心态和思想，所以像陈永贵这样的典型就容易出来，一开始生产搞得好，后来政治味越来越浓，赋予了更多的阶级斗争色彩，慢慢地由乡村集团演变成了政治团体，大寨一度变成了山西的政治中心。山西农村很长时间里有两大派系，一边是陈永贵、郭凤莲为首的大寨，一边是李顺达、申纪兰为首的西沟，两边都获得过很高的荣誉。郭凤莲、申纪兰都曾当过省厅级干部，前者当过省妇联主席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后者被传说得最多的事迹，是省委让她当省妇联主席，她却在城里不习惯，要回家种田。就是因为出了这么一个不愿当官的典型，申纪兰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荣誉，这或许是她本人没有料到的……
一些民营企业家也难免“俗”。晋城一带的煤层埋藏很浅，开采非常容易，煤质也非常好，可以拿煤直接炼铁，不需要转化成焦炭。不少乡镇企业便依靠采煤完成了原始积累，一些乡镇也由此实现了小康。不久前被杀害的海仓集团老总李海仓也是这样起家，在煤窑附近建电厂、钢铁厂，创造了所谓的坑口经济。这些人有了经济地位以后，又纷纷去追求政治上的地位，有的当上了市、县的政协副主席，有的觊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山西搞引黄工程的时候，有一个做焦炭的私人老板开着车送了20万斤白面到工地，一位省领导很是高兴，这个人后来果然当了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对外号称有几十亿资产的李海仓也不甘寂寞，终于坐上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位子。
由此，山西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企业文化是中央直属企业多，革命老区文化是产生革命干部多，农村文化是产生农民政治英雄多。山西今天经济的整体不发达，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些文化的负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重政治而轻经济，重惟上、惟书而轻惟下、惟实。在几年前，你在山西干好干不好不是主要的，关系是主要的，要看你跟人跟得对不对……
在一个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客观上说只有当官才能克服资源匮乏、出路很少的局面，即使做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也会在工资、分房子、子女读书、就医等方面占有优势，日子才能好过一点，这就带来了社会上另一种风气——重学习，但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当官。在西藏最优秀的人才都学佛教，一家三个儿子中最优秀的总会送到庙里，只有在庙里才能上天堂，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因而西藏的佛教文化发达，其他的智力资源总是紧缺。山西则是最优秀的孩子都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去读书了，毕业以后很少有人回家乡。再加上留在本省但日后又流失走的一部分精英，这对山西来说真是一件非常令人无奈的事情。在北京的电视界中，从编导到管理者，以及各部门的技术人员，山西人完全可以组成一个中央电视二台。经商不错的山西人也慢慢转移北京，文化界也出来了不少人，留守山西的文化界朋友也多是因为年龄偏大不便出来，但多数人把子女都送出来了，省作协十个专业作家中有九人把子女送了出来。山西作家田东照晚年写的系列小说《跑官》写得非常好，深受读者欢迎。他没有离开本土，却将本土的官场文化表现、批判得入木三分，这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离开”。
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6）
赵瑜：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抱愧山西》，他把农民走西口的行为、卖苦力的无资本劳动与晋商文化联系起来，给外界造成了一个误会，认为山西人很会做生意，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晋商确实有过辉煌的历史，过去有种说法是“金太谷，银祁县，平遥古城出票号”，这只是集中在晋中、忻州一带，不能代表全部的山西。大多数人出去不是做生意，而是出于无奈走西口。走西口就是现在的外出打工，西口是指长城的某一个豁口，往北是内蒙古肥沃的土地，过去山西和陕北的农民到那里主要是从事挖煤、挖药材、盗墓、割麦子、拉骆驼等苦力活，春出秋回，谈不上建立什么业绩，也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塞北、雁北、大同等地区的人跟游牧民族差不多，生活习惯也是吃整羊，是一种不成熟的农业文明，商业也不发达，所以大多走西口谋生。而晋中是一个富足的地区，太原一带人口稠密，物产丰盛，如面食品种层出不穷，可以做出几万种花色。而且这个地方煤炭资源丰富，当地人可以烧小火慢慢地做，客人远道而来，他可以给你做一碗份量适中、火候正当、面好汤清的面食。因为有充足的燃料，还可以蒸、煮、烧、炒，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像河南、河北就是烧一把柴草，大火一下就起来了，得赶紧往锅里放面，只能出大锅面、裤带面这些粗糙的面食，做好以后又得赶紧吃，形不成精细的面食文化。
晋中除了有成熟的农耕文明外，又是前哨地带，离长城很近，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直接过去。晋商最初外出经商，不过是在成熟的农业文明与不成熟的游牧文明之中获利，用糖布烟酒茶换回牛马骆驼羊，原始资本就是这样积累的。后来晋中一带的商人生意最远的做到了俄罗斯，他们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票号基地，也就是现在的银行。票号的出现是因为后来银子多得都驮不动了，像渠家大院曾经达到年进2；000万两白银的程度，相当于今天的几亿美金，这么多银子怎么搬呀？何必把整麻袋的银子驮来驮去呢？加上沿路有土匪强盗，还要请保镖，准备快马，很麻烦也不安全，所以想出了用银票兑现的办法。最早的银票完全是一张秘密支票，里面有暗语或密语，后来就形成了今天的存折。北京过去的著名商业区像琉璃厂、厂甸、大栅栏都是晋商开发出来的。然而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不过在晋中这一局部地区将传统的“仕农工商”颠倒，变成“商”字当头，“官”字退而居之，然而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陈建祖：长期的根据地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些别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武乡县的文化馆长，在搞抗日战争纪念馆题词时，他自己背着小米到北京，结果一趟下来拿回来180多个将军和部级以上干部的题词条幅，连邓小平都写了，邓朴方的奶妈还活在当地，你说厉害不厉害？听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拿着彭总自述所得的稿费，想到老区建一所小学，结果当年的房东老太太堵着门不让她进去。老太太说你这几十年干什么去了？我们这里穷得这样你不管，当年我是怎么对待你们的？你说口气大不大？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你在太原的路上很少看到急匆匆走路的人，永远都是“胜似闲庭信步”，去年北京有一家报纸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太原的尴尬》，说太原人见面互相打招呼很少叫“老板”，不管你是不是领导，见面就叫“领导”，这里始终是崇尚官僚……
全省的思想解放力度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领导者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
近年来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了干部廉政和支持舆论监督的典型，我认为这是个人与媒体炒作的结果。这说明一些官员，即使是颇有才华、确实是一个干才的官员，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热衷于个人形象的塑造。
陈建祖：这几年山西虽然变化比较大，但我个人感觉全省的思想解放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领导者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一位前省领导在山西干了不少大工程，比如修太旧高速公路、引黄工程、改造汾河。客观地讲，如果没有他，山西在20世纪就没有高速公路。但他在调整产业结构这件大事上用心太少，措施不力，使得山西经济的发展缺少后劲。而且那几年搞了一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政策，比如实行包税制，规定每个地市每月必须上缴多少税，本来一些企业可能在下半年才开始盈利，上半年没有多少利润，这样做就给一些新上马的企业造成极大的压力。再比如每辆车上车牌必须高征税，有一年省征费局征了30多个亿，与省煤炭运输公司的收入相差无几，逼得一些地区的车辆纷纷到邻省去上车牌。当然，这些千方百计征收来的钱都用在了搞大项目上。要评价这样的领导有些复杂，一方面他有点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另一方面他又确实做出了不少政绩，而且还具有浓厚的亲民情结。下农村的时候，他拉着农民的手坐在炕上，看到老百姓生活得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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