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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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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还有一个特点，不甘居于人下，有一点钱可能都想做老板，没有钱也想做生意。实在没有钱，他会从外地人最不屑于做的苦活累活脏活做起，积累起原始资本。然后会想办法开个小店，雇一两个人，好歹也是个老板……
浙江人虽然喜欢往外面跑，要拓展事业，哪里能发财就往哪里跑，但还是有故土观念的，就是在外头赚了大钱，在家乡多少还会有一些产业。虽说我的家乡仙居可称是穷山恶水，给人的感觉不是很好，但还是想回去看看。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回来，这时候你来看停在宾馆、饭店门口的小车，全国各地的牌照都有。因为现在都不在家里吃年夜饭了，都在饭店吃，有的甚至一家人过年那几天都住在宾馆。好多人在外面赚了钱就回家买房子，所以现在房地产的价格抬得很高。县城里面稍微好一点的地方，一亩地能卖到300万以上，在黄金地段临主要街道的地方，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最高的可以卖到140万。
将在家乡的产业搬迁走的也不少，因为仙居交通不发达，运费比较高。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出口蜡烛的，他需要的原料——蜡烛油、石蜡要从宁波、上海拉过来，然后又将成品拉回上海、宁波去出口。他一年的产值是5000万，而一年的总运费是五、六百万，这样一算当然划不来，现在他也要把厂子迁到上海或者宁波去，已经在看土地了，所以地理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原来浙江和上海的关系很好，现在有些意见了，因为浙江不少企业都搬去上海。上海现在老是招商引资，而且周边那些县市、郊区的土地很便宜，三、四万块钱一亩地，并且可以不付钱先用，等你厂房建好了再给钱，所以好多企业而且都是品牌企业，像杉杉、雅戈尔、嘉士达、吉利、德力西这些企业慢慢都搬过去了……
浙江人形式上的东西比较少，政治上的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不管上面或是左邻右舍刮什么风，他们照样做自己的生意。
浙江的理论界可以讨论姓“社”还是姓“资”？温州模式到底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实践中还是让大家干。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浙江；自下而上的力量（3）
陈荣富（浙江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在全国来讲是比较典型的，因为它的矿产等资源都不丰富，在“文革”前国家对这里的投入就很少，改革开放以后也不多，外资的投入相对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来讲也不多。浙江的经济发展是民间推动型的，是靠老百姓自己干起来的，所以浙江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民营经济，在全省GDP值中所占的比例占主导地位，全省大概占70％～80％，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90％。全国各地下岗问题比较严重，而浙江的下岗问题不严重，特别是温州一带没有下岗职工，那里不叫下岗叫转岗，而且似乎都很正常。温州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民营经济，市场化程度特别高，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是相得益彰的。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只有市场经济发展了，才能有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两者可以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人是从很小的生意做起的，从挑着担子“鸡毛换糖”干起来的。
浙江的市场经济发展主要是有一种商业文化的支撑。浙江历史上没有经过多少战乱，从历史上来讲它是吴越国，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当时越王勾践手下一个叫范蠡的谋士，便日后经商成为一个大商人，后人称为陶朱公。温州、宁波一带的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浙江人普遍能够吃苦，有很明确的财富观念，他就是要发财致富，而且没有限度。他们不仅善于经商办企业，而且以经商办企业为乐趣。整个社会对有钱人都有一种认同感，没有什么“红眼病”的事情发生，你有本事赚钱，那我也要去赚！从他们的行为模式来看，功利主义当头，讲究“实干和实效”，形式上的东西比较少。在政治上的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不管上面或是左邻右舍刮什么风，他们照样做自己的生意。而且浙江各级政府对自己的功能定位得比较好，过去讲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放手让群众去干。
我1993年以后来浙江亲身经历过几次浙江理论界的讨论，自由讨论的氛围相对来说较好，“扣帽子”、“打棍子”的事情很少听说。比如对温州模式的讨论，过去就有各种观点，有人认为温州就是在搞资本主义，有人认为就是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实践最后证明观点正确的人，不会趾高气扬地说“我胜利了”，那些在讨论当中坚持认为温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在实践面前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有些学者像史晋川，还有我们学校一个副院长，也是研究温州模式很有名的，他们当时可以说与正统观点相对，但一直坚持肯定温州模式。官方对此虽然也会有一些说法，比如：某个宣传部长有时候也会说这观点不对，但是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还是允许知识分子谈自己的观点。我们学校的那个副院长当时讨论的时候是一般的学者，后来还是提拔当了副院长。
浙江的理论界可以讨论姓“社”还是姓“资”？温州模式到底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实践中还是让大家干，政府主要所做的事不是用行政手段去干预市场经济，它认为市场的问题应由市场自己去解决，市场以外的、市场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由政府来解决。政府所抓的工作就是进行宏观的规划，比如到哪一年应达到什么目标。还有就是提供公共产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设施，这个问题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建设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比如说一条路建好了，谁都可以走，当然谁都不愿意投资，因为它没有回报。所以就要由政府来提供诸如公园、剧院、通讯设备等公共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投资环境。
因为政府的功能定位比较好，群众又有一个工商传统作为支撑，所以这么多年来浙江的经济发展势头不减，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在全国其他地方的经济出现滑坡的时候，它仍然没有滑坡，这就表明民营经济充满着一种内在的活力，也说明浙江人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浙江人，特别是北欧、西欧这些地方，他们许多人也没什么文化，也不懂外语，但他们就是敢到处闯。这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新兴的资产者为了发财敢于冒险，找遍全世界的角落都敢去冒险。
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很快，规模很大，收入很高，在温州百万富翁是很一般的，很多都是千万富翁，还有不少甚至是亿万富翁，在温岭百万富翁也不算富，整个浙江有钱的人真是太多了。我认为这里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按我们国家的情况叫中产阶级，而不叫资产阶级。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一个中产阶级形成的标志是什么？就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人数增多了，而且在产业结构中出现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型。
我觉得企业家这支队伍对社会推动作用是相当大的，私营企业家队伍形成以后，对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影响，因为政府要出台一个什么政策，要看看是不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那就要听听这些人的意见，甚至要看这些人的脸色行事。所以现在不是有人说，浙江有些乡镇里面掌权的不是政府，而是一些有钱的主，我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人有钱，有能耐，有开拓精神，那么他可能会看得高一点、远一点。比如说按传统观念去搞企业的话，企业可能会亏钱，而这些人用新的理念管理企业往往会挣钱，企业搞好了，地方的税收自然就增加了，像浙江这几年税收的增长就非常快。前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了800个亿，这是指纯利，上缴国家的还不算，有了这些钱可以做很多事情。再说民营企业老板有钱以后，一个人的消费毕竟是有限的。这时他们的资金主要用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再生产，只要一扩大再生产，社会上就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可以缩小贫富的差距。因为原来没有工作的人现在有工作了，可以拿到工资了，贫富差距当然也就缩小了。再一个他们还会投入一些钱做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像浙江一些私营老板，对社会捐助过很多钱，比如：捐钱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这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有好处的。
现在对民营企业家究竟怎么看？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说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三个代表”的提法是在广东高州讲出来的，但在这之前，江泽民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都来过浙江考察私营企业，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无疑给他们以深刻印象，他们肯定看到了民营企业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你说国有企业这么搞，那么搞，但投入的钱大多像丢到了无底洞，在总体上总不见成效。浙江的经济却没让国家费什么事就发展得很好，而且还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对国家领导人的决策是起了作用的。他们对浙江企业家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浙江的企业家在成为私营企业主之前，有90％以上都不是手头早有启动资金，他们原来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机关干部，都是白手起家。他们原始资本的来源有50％以上是个人劳动所得的积蓄，还有的是向亲友借的。当然在起步阶段对打工人员也可能存在剥削或其他什么的，但他们的成功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投入了资本等要素，再一个就是管理。
一个社会如果像浙江这样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不一样，比如说发展旅游事业，在这里有很多私人老板投资去搞，国家只要制定政策从宏观上去约束就可以了，比如规定要保护好生态，你投资开发的土地只能占其中多少，要保持多少绿地。一般来讲有了这些民间资本的注入，当地的旅游业很快就会活起来。再比如，农业是政府最发愁的，传统农业怎么转化在哪里都是令人头痛的问题，但民营企业投资搞农业，可以加快传统农业转成现代农业的速度，至少浙江现在是比较快地朝这个方向转。有的民营企业也愿意投资教育，像浙江的万里学院等民办学校就有不少是民间老板投资的。投资教育应该是非盈利的，至少是盈利比较少，但他们投资办教育对促进整个社会的教育发展起了蛮大作用。
此外，民营经济的大量发展，对于形成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需的道德观念也十分重要，比如说现在的道德观念就是要讲诚信。为了诚信，会派生出许多社会的中介组织。因为有的问题市场解决不了，政府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就要通过社会来解决，所以社会就产生了一些中介组织，像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信息中心、技术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技术转让等等社会组织。这些年浙江的中介组织发展得比较好，它们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这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走向完善的一个标志。
浙江人对解放思想的认识要比其他省区更加深刻，更加切身。这是浙江现代化进程重要的基础，也是浙江现代化道路从民间迈出的根源。
浙江民营企业家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分量日愈加重的同时，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影响也日愈扩大。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浙江；自下而上的力量（4）
史晋川：浙江现代化的进程到底是怎样启动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复杂。无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是直接的导因，但问题是，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某些省区的现代化进程则不如浙江。由此判断，浙江肯定存在着一些其他省区所不存在的特殊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浙江现代化的内因，则是浙江民间长期潜存着的物质利益冲动。
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许多地区，地下包工队、黑市交易、长途贩运、高利贷等，与当时的体制根本冲突、有着巨大政治经济风险的牟利行为，就已经普遍存在。许多人曾为此轻则挨斗，重则判刑，甚至丧命。直至1982年，在当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中，乐清县柳市镇还打击了“八大王”。“八大王”实际上是该镇具有代表性的八大个体经营专业户。当时7人被判刑，1 人在逃，全国通缉。
改革开放之后也不太平，尤其是温州，由于温州的经济特色是以家庭、个体为经济主体，这一模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数量比例日渐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成分日益上升，迥然有别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因此，它招来的非议也屡屡不绝，此长彼伏，引来了一些人对温州是“资”是“社”的担忧。随着家庭工业、个体企业的发展，雇工经营成为温州经济又一特色，而且“雇”的数量在日益增加。这“雇”与“被雇”的关系很容易让人与“资本家”和“工人”关系相类比。马克思说过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资本家。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基本上是手工业为主，还不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的效率不高，利润率也不高，他计算出8个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供1个人不劳动，这个人就是资本家了。教条主义者们从马克思的理论中照搬出来，以“8”这个数字硬往一百多年后的现实生活中套。
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与一支能干的购销员队伍分不开，他们为温州商品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购销员队伍中确有少数“假冒骗”的现象，致使一些人认为他们是“行骗全国、行贿全国、流毒全国”。由于家庭、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得其分配关系也显示多种形式，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股分配在温州客观存在。这些分配方式使得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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