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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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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在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中共上海市委就指示各有关单位，对这个大冤案逐一进行复查。经过为时一年多的努力，市委发出文件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对遭受株连的群众和家属，也予以落实政策做好善后。
拨乱反正鼓声急文化、统战、工会方面纷纷落实政策
也在1979年3月，国家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抓住毛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那一句话，就说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存在一条所谓的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文艺黑线”和大批“黑线代表人物”等等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对所有因此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以彻底平反。
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大会，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摘去“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帽子，为所有由此而遭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平反昭雪。
统战系统的这个冤案，源起于“文革”前的1962年。当年，就有人指示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进行了公开“不点名”而内部大点名又广发文件的批判，并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专题报告”，对统战系统的实际工作和干部思想，起了破坏性的作用。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更把中央统战部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把各级统战、民族、宗教、侨务部门打成“牛鬼蛇神庇护所”、“资本主义复辟部”或“投降部”；把长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普遍当做“专政对象”；把广大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把民主党派诬蔑为“反动党团”，把归侨和侨眷的海外关系视为“敌特关系”。许多为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被打成“特务”、“间谍”、“反革命”，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惨案。为发展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和奉献的党内老同志和爱国民主党派负责人徐冰、张经武、高崇民、吴晗、车向忱、阎宝航被迫害致死，给党的统战工作造成了空前大浩劫。
在中共中央批准召开的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上，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根据中央的决定宣布：对李维汉、徐冰等中央统战、民委系统一批领导干部所强加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各种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对中央和各级统战、民委、宗教、侨务系统中被迫害的同志，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同样，经党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召开了大会，为1961年的《科研十四条》和1962年的“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为受到株连迫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平反昭雪。
1961年，经党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是一个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尽快发展国家科学技术的重要政策性文件。1962年，分管全国科研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周恩来、陈毅都到会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反右”后萧瑟秋风的全国科技战线，从此复又生机勃勃，涌现出了成功试验原子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一大批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
可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的科研成就，把《科研十四条》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把“广州会议”打成“向党进攻的黑会”；把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科技战线上的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反党集团”或“走资派”；把一大批一大批的科技人员，打成“修正主义基础”、“反动学术权威”——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使全国科技工作更加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1979年春天，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在为《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平反的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批示。批示说，对强加于《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和全国科技战线的一切诬蔑之词全部推倒，对在这一系列冤案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都一律恢复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全部平反昭雪，档案中的有关材料全部销毁。
到1979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各种冤假错案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全院八百多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丢掉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的政治包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过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建立起来的思想理论工作阵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们，却说这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一统天下”、“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那个“理论权威”康生和陈伯达、姚文元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等人，更肆意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党政干部进行摧残和迫害。当时只有两千多人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被立案审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二人，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五十，有的人被迫害致死。
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同年夏天，由中组部牵头，在民族饭店召开了如何正确处理“右派”问题的五部会议后，中国社科院就加紧了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相继平反纠正了大批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问题。这些冤假错案和问题是：
杨献珍、张友渔、邵荃麟、杨述等同志的所谓“叛徒”案；孙冶方、刘大年同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俞平伯、罗尔纲同志的“反动学术权威”；吕叔湘、丁声树、翁独健、钱钟书等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顾颉刚同志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关山复、刘导生、姜君辰、何其芳、黎澍、尹达、夏鼐、冯至、张棣华、石明远、韩幽桐等同志的“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徐懋庸、温济泽、林里夫、荣孟源、杨思仲、陈梦家、许良英、顾准、荒芜等同志的“右派分子”，等等。被逮捕审查的杜任之、赵洵、林利同志的错案，也都得到了纠正；被戴上多种帽子并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的杨献珍、杨述、孙冶方、侯外庐、邵荃麟、何其芳、黎澍、刘大年、陈冷、骆耕漠、罗尔纲、蔡美彪、林里夫、顾准等同志，所有被强加的荒谬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
紧跟着，全国总工会九届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准，为全国工会系统的一个重大错案彻底平反。
这个重大错案是：1958年，在全国总工会的整风会议上，全总主席团委员董昕和王榕、八届执委陈用文和杜存训等同志，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工会要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负责地开展各项活动；工会要反映职工疾苦，支持群众的合理正当的意见与要求，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等等。
毫无疑义，这些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人断然指责这是“工团主义”、“经济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在整风会议之后举行的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上，有人又根据这一错误批判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撤销董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职务、王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职务、陈用文的全总八届执委和主席团委员职务、杜存训的全总八届执委职务。决议还要求各地工会系统，根据全总整风会议精神，开展“拔白旗”运动，使全国各级工会有同样意见和主张的大批干部受到了批判，有的还被戴上了“反党”的帽子，受到了组织处分。如此种种的倒行逆施，严重挫伤了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大大削弱了工会和职工群众的联系。“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又利用这一错案，把“文革”前十七年的工会工作说成是“黑线统治”，大搞“砸烂旧工会”，给全国工会工作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1979年秋天，全国总工会九届二次执委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的批准，宣布为董昕、王榕、陈用文、杜存训等同志恢复名誉；各地工会对所有被株连批判和受到处分的同志，也随之一律予以复查纠正，解除了压在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头上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的帽子。
不久，中共文化部党组为所谓的“二流堂”平了反。
何谓“二流堂”？
说来这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大笑话！
抗日战争期间，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士吴祖光、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家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落脚地，回国参加抗战活动的爱国华侨唐瑜，为他们搭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周恩来指派在南洋时与唐瑜的兄长就很熟悉的夏衍，经常去关照他们；周恩来本人和郭沫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们。黄苗子、郁风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这些“流浪者”吃住在一起。
1943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年，举办文艺演出晚会。戏剧家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造好了不爱劳动、有点“二流子”劲的哥哥。由于借住在唐瑜竹制简易房的文化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于“流浪”式的生活，对“二流子”一词又颇感新鲜而有趣，遂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也说了句玩笑话，“我看你们这里就叫做‘二流堂’吧”，还随兴题了块匾。
这样，“二流堂”就叫开了，一时传为笑谈。
1955年“肃反”，有人硬把这开玩笑开出来的“二流堂”说成是“反革命小组织”。1957年，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戴浩、高汾等人被打成了“右派”，经常与吴祖光来往也被打成“右派”的影剧界年轻人杜高、田庄、陈敏凡等人，就被定为“‘二流堂’小家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们更把“二流堂”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许多人因此遭迫害摧残。
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平反通知指出，“二流堂”原来是中共和党外一些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对“二流堂”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凡因“二流堂”受冲击、受牵连的同志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拨乱反正鼓声急“文革”中被错判的十八万四千多名“反革命”被平反或改正
1979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沙甸，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回民聚居村。1968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推行极左路线，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在沙甸和文山、玉溪等地回民村庄，采取了侮辱回民的恶劣做法，引起回族村民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又进一步混淆敌我，激化矛盾，酿成了1975年7月的武装对抗的沙甸事件，造成了死伤众多的严重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平反，使沙甸等地的回族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说“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终于被洗刷干净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终于又回来了。
在平反善后工作中，负责平反善后的同志关心群众疾苦，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依靠群众共同做好抚恤救济等工作；同时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继续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受到了沙甸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及至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说，“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万五千多个、十八万四千余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
江华说，“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百分之四十上下，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既有错捕错判，就应该有人出来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在这方面，中共广东省委和山西省委带了个好头。
1974年11月，广州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广州街头贴出了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了江青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出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各阶层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争论。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下，中共广东省委有人误把这张大字报当做“反动大字报”，又错误地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也是1974年，山西太原市的国家干部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人，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心，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指出：“批孔是作批判周总理的准备”，“是想‘以新换老’大换班”。他们揭露：“张春桥、姚文元把别人打下去，自己上台，是真正的托派野心家”；江青飞扬跋扈，横行一时，必将“千古遗臭，万人唾弃”。他们还对“四人帮”们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破坏生产的罪行，进行了一系列批判，并指出：“四人帮”们“在阶级斗争、文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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