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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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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按照耀邦同志今年三月对江一真同志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政策问题的建议的批示精神，继续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凡是问题较多、任务较重的地方和单位，必须组织一定的力量，善始善终地做好这项工作。
当月29日，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印发了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江一真给中央的建议和耀邦的多次批示以及中组部的这个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根据耀邦的批示精神和中组部的意见，认真检查这方面的工作，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党委领导要亲自过问，一项一项地认真地尽快抓紧落实。
后来很快，福建“老大难”之一的地下党遗留问题，终于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李之琏与周扬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看待“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1）
李之琏与温济泽，都是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近一年之后，于1958年秋天被“反右补课”补为“右派”的。
在这之前，李之琏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党的“八大”代表，同时为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之一；温济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既然他们都曾被打成过“右”字号人物，但没把他们的不幸与解放融入本书开头的《一次大解救》而专立一章，一因他们的遭遇颇为奇特，非寥寥数语可涵盖；二因他们的系铃人都是周扬，解铃人都是胡耀邦……
1955年夏季，全国大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肃反”运动。当年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约70人参加的党组扩大会，对丁玲、陈企霞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斗争。会议结束后，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写成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9月30日，由部长陆定一主持的中宣部部务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上报党中央。
当时，李之琏也参加了这个部务会议。他作为中宣部秘书长，又是分管作协党组织生活的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早就听到了作协一些党员对批判斗争丁、陈问题的一些反映。同时他个人也考虑到：“肃反”与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范畴，作协党组为什么不去搞“肃反”，而把重点放在对丁、陈的批判上？一年前，周扬还赞誉丁玲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描写农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成就中的优秀作品”，转眼间却又由他主持批判丁玲的“反党活动”，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这些做法确实令人费解，李之琏在参加这次部务会议时，对作协党组的那份报告看得特别入神，从而发现这报告矛盾百出：
首先，这报告的题目和内容就分道扬镳：题目是《反党小集团活动》，内容却是抽象的思想作风、工作态度之类的表现，还说了丁玲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过的问题，等等，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
其次，报告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被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托派嫌疑”，从而“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然而“嫌疑”毕竟不等于事实，何况这二人正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中，还未做出审查结论，为何要急于开除他们的党籍？
再次，既然决定把“反党小集团”成员陈企霞和一个非成员李又然的党籍都开除了，为什么对“反党小集团”的首领丁玲的处理，反而“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再考虑”？
再说，按照党章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对党员的任何处分，必须经过其所在基层党组织讨论，并允许本人申诉；现在避着正被“隔离审查”的当事人及其所在的党支部，作协党组就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不觉得这有违党章吗？……
面对如许矛盾，李之琏觉得自己有责任开诚布公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他说作协党组报告中的“决定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二字，应该改为“建议”才合适；因为对所揭发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核实，同时也避免向中央反映的情况有不确之嫌。
可惜，他的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主持部务会议的部长陆定一的重视，作协党组的报告以及代中央起草的对报告的“批语”，就被草率地通过并上报中央了。
随后，作协党总支才写了《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送中宣部机关党委审批。李之琏与机关党委的几位副书记认为，在“肃反”高潮中，对于政治上还没搞清楚的党员就这样开除党籍，肯定不利于运动的正常开展；虽然部务会议已通过了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多方听取意见为好。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同意这个提议，决定机关党委与机关“肃反”五人小组共同审议作协党总支的这个决定。
审议的结果认定：因不能肯定的“托派嫌疑”而开除陈、李的党籍是不妥的；如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党籍，而“反党小集团”为首者丁玲却尚未处理，这也不合适。另外，“反党小集团”除丁玲、陈企霞外，还有一个第三者；这位第三者只因为对丁玲、陈企霞“反戈一击”，就立刻变成了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而得以豁免，这就充分证明“反党”与否，完全由主管者个人意志所决定，显得很不严肃。联席会议最后确定：作协党总支的这个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事实根据不充分，应拿回去研究重写。
1955年12月15日，作协党总支改写的决定还没写出来，中央书记处批发了原先中宣部部务会议通过的作协党组的那个报告，“开除陈企霞、李又然二人党籍”已随着整个报告之被批准而成了既定事实。随后立即召开中央各部门的骨干大会，传达了这个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报告。
可是，待到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终于被作协“肃反”五人小组与公安机关所否定。5月22日，他们二人就恢复了自由。张际春立即决定：不能向他们宣布他们的党籍已被开除，而只能说这与整个“小集团”的问题仍在处理过程中。
恢复了自由而又被蒙在鼓里的陈企霞、李又然，都立即要求与机关党委谈话，说作协党组对他们的批判斗争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陈企霞在申诉中，还把他与周扬之间在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相互关系中的问题做了全面陈述。他认为作协党组向中央的那个报告是捏造事实，是对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他与周扬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陈企霞还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机关党委。
这样，对陈、李二人的党籍问题如何处理，就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织中央的那个报告，以及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不得不举行部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的结果是：同意陈企霞、李又然继续参加党的生活。关于他们的问题，由张际春主持，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和党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查清事实并听取各方意见，然后再提出处理意见。
这个结果得到了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首肯后，中宣部机关党委就组织郭小川、阮章竞、严文井、康濯、葛洛等人，对陈企霞的问题一一作了复查；然后由张际春主持，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李之琏等人参加，提出了处理意见；最后再由作协党组起草成《关于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
这个结论认为，陈企霞在主持《文艺报》期间，工作还比较积极并获得了一些成绩；但由此而骄傲自满，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
对于陈企霞与丁玲的关系，结论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损害了党的团结。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不应作“反党小集团”论。
这样的结论经陆定一审阅同意，陈企霞却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彻底平反”。
关于丁玲，中宣部组成了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琏和作协党总支的一位同志为组员的专门小组，审查丁玲当年被国民党逮捕的历史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早于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就做出过审查结论，肯定“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副部长李富春都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
因此对于这一次的重新审查，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特别作了这样的指示——
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李之琏与周扬的主要分野，就是如何看待“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2）
张际春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在专门小组与丁玲谈话时，都没让也是小组成员的周扬参加。
专门小组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以及其他方面作了大量调查，都没有发现丁玲在1933年5月被敌人逮捕或绑架后，有变节自首或叛党投敌的证据。她只是向敌人表示以后回家奉养老母，不再从事社会活动，从而拒绝为敌人服务。在敌人认为她态度消沉，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时，她就利用多种线索找党，最后终于在冯雪峰等人的秘密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送到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保安。
专门小组起草这些历史的结论时，李之琏加了这两行字：“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最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了党的怀抱。”但这两行字因周扬的极力反对而被取消。结论一共逐字逐句地讨论修改到第七稿。最后按照周扬的意见，写成了丁玲被捕后犯有变节性错误。
这样的结论与丁玲见面时，丁玲一方面对否定了“自首”的说法感到满意，另一方面对“有变节性错误”表示不能接受。同时她表示，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说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接着她就写了个声明。
李之琏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和审查结论一起报送党中央审批。中宣部随之又组成一个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问题。李之琏将这些调查材料以及丁玲、陈企霞等人历次所写的声明、申诉材料和丁玲给李之琏送交材料时附加的一封信，全都印发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作参考。
周扬对李之琏的这种做法大为恼火。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李之琏只好放进文件柜，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
但是不论周扬个人如何恼火，于1956年冬季才结束的对丁玲等人“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活动，在中国作协内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人们又全都看到，因为“托派嫌疑”而被公安机关“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然，都被无条件释放了；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也由张际春做组长而不再以周扬为领导了。所有这类“反常”的现象促使人们纷纷发问：周扬在作协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还能站得住？
于是有些在1955年积极揭发批判丁玲的人，纷纷声明过去都是某某叫他们那么说的，都要求准许更正。再加上大量的调查核实，证明作协党组1955年9月给中央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绝大部分都属子虚乌有。比如：
原说中国文联党组决定丁玲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与萧殷为副主编，丁玲竟违反党的决定，把陈、萧也列为主编；事实是丁玲与周扬商量后，周扬同意才这样做的；
原说丁玲1953年在文学讲习所招待德国作家时，居然把她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高挂；事实是这个会场并非丁玲所布置，当她闻讯时立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谁也打不倒；事实是丁玲有一次与青年作家们谈话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要写出书来；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还算什么作家呢？……
1956年12月，陆定一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听取了这些落实情况的汇报，感到十分尴尬，当场埋怨周扬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是这样的！”至于今后如何处理，他也同意专门小组的意见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此刻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出于他的建议，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说了丁玲的不少好话。
李之琏对于周扬的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并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既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结束批判后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写那样不负责任的报告？现在又说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不少好话，这又出于什么目的？
归纳起这一切，不能不使李之琏和机关党委的同志感到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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