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 作者:王松山等-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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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宗熙宁初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执掌朝政，他很赏识章惇的才华，用其为中书校正。当时朝廷正在经制南、北江少数民族，又任命章惇为湖南、湖北查访使。提点刑狱赵鼎说峡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百姓苦于其酋长的剥削，正在商议内附朝廷。辰州一个叫张翘的布衣百姓也说南、北江的一些少数民族欲归附大宋。王安石于是把招附少数民族的事下派给章惇。章惇招募流人李资、张竑前往两江招附。这两个家伙却是好色之徒，只顾和当地妇女淫乐，被酋长杀死并发兵讨宋，一时两江煽动。神宗深怪章惇扰命误事。贬修起居注，后召回京师。

　　宋哲宗继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章惇知枢密院事。他和蔡确一唱一和，矫称拥立哲宗定策有功。不久，司马光以旧党领袖召拜门下侍郎，次年闰二月，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情郎，废新法，黜新党。很快蔡确被罢官，章惇心中惴惴不安，索性背水一战，上疏驳司马光的更役法，洋洋数千字，大意说：“如果保甲法，保马法一日不罢，则一日害存。象役法在熙宁年间急改成免役法，这生弊端。今复为差役，应议论尽善，然后实行，不应该急剧变革，以贻反日之悔。”吕公著说；“章惇所论固有可取之处，但是专意求胜，有失朝廷大体。”废新法之举并未因此而停止。章惇十分愤恙，与司马光、吕公著在帘前争辩，言辞激烈，触怒宣仁太后，被黜知汝州。

　　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宣仁太后离世，哲宗亲政。次年四月，改当年为绍圣元年，明令绍述神宗新法，罢免宰相范纯仁、昌大防，执政苏辙等旧党，重新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专以“绍述”为国家重事，凡是元祐年间所废除的一切役法全部恢复。

　　章惇又提拔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周侠、翟思、上官均等人居要职，互相拉拢协谋，朋比为奸，官报私仇，凡是得罪过他们的人，无论大小无一幸免，死者祸及妻儿。甚至低毁已故宣仁大后。很放肆地公开说什么：“无祐之初，老好擅国。”又请哲宗下令挖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劈开棺木，扬尸暴骨。哲宗以为不可，章悼心里很不痛快，再请编类元祐党人章疏。又治刘安世、范祖禹谏禁宫中雇乳媪之事；又以文及甫诬语劝诱蔡谓去上告刘挚、梁焘有谋反之心，起同文馆狱；命蔡京、安悼、骞序辰等挖根究底想要竭尽全力置这些人于死地、转而又商议派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尽杀流人。这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宋哲宗的反对，他说：“联遵守祖宗遗制，不曾随便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尽管如此，得罪过他的人还是其位难保，多被满徙出京。

　　章惇任用邢恕为御史中丞。邢恕俨然是章惇的得意走狗，指哪儿咬哪儿。他诬陷司马光曾对范祖禹说：“当今天下主少国疑，宣训事犹可虑。”这“宣训事”是指什么呢？宣训原是北齐娄太后所住的宫殿名，这位娄太后曾废他的孙子少主而立他的儿子常山王演为帝。邢恕从此影射司马光诬陷宣仁太后有废哲宗而立其子雍正之意。邢恕又奉命诱逼高土京上书，说他父亲高速裕临终前曾屏退左右对高士京说：“林宗皇帝弥留之际，王珪曾派高士充来问：“不知皇太后欲立何人？”我怒斥士充出去。”这些凭空捏造的谎话都是为了诬蔑宣仁太后所设。章惇于是据此追贬司马光、王洼，追赠高速裕奉国军留校，还暗中勾结中官郝随，上疏请追废宣仁太后，遭到皇太后、太妃们全力反对，哲宗焚其妻章。郝随得知，连忙密合章惇、蔡卞。第二天上朝，章惇又提及此事，哲宗厉声呵斥：“卿等如此作为，是不想让朕死后见英宗皇帝吗？”章惇这才不敢再提废宣仁太后之事。但他仍不甘心就此罢休，就又陷害元祐年间宣仁大后所立的孟皇后迎合郝随，劝哲宗起掖庭秘狱，将孟皇后废居在瑶华宫。事后，哲宗十分后悔，常独自长叹：“章惇坏我名节！”

　　早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神宗就用王安石之言，开边熙河，谋灵、夏之地，此后十几年，宋一直对西夏用兵。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种谔取西夏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宿州（今陕西靖边西北的内蒙古境），但并未留兵把守。第二年，宋神宗采纳徐禧的建议，在银州东南筑永乐城，作为银州的治所，谋占寺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今银川）。永乐城建成之后，西夏倾全国之兵进攻，败宋军于城下，然后又久围城不退。城中缺水，大半将士被渴死，最后西夏兵终于攻破永乐城，杀死徐禧。神宗闻之，当即恸哭，被迫停止对西夏用兵。后来元祐辅臣认为西夏用兵并非抢夺城砦，只是想收回故地，所以把元丰四年攻占的三州还与西夏。章惇认为元祐辅臣的做法蹙国弃地实不可取，于是，大肆开边，绝西夏岁赐，进驻汝遮城，在陕西各路兴役五十余听，而结果却损兵折将，复弃青唐之地，死伤士卒不可胜数。使无数父母、妻子失去了儿子、丈夫和父亲，一时怨声载道。章惇欲阻塞民议，请下语中外暗中监视，百姓有言此事者，按违律处置。而且大赏“举报者”，一时攻訏告密之风大盛。有一个人喝了酒大谈此事，被章惇知道，立刻拘捕入狱，皇帝下诏说姑且念他酒后失言，宽免为是。章惇哪里肯听，竞残忍地把那人杀死以儆天下。但是，残暴的酷刑只能阻止人们明论章惇，却无法遏止心头的愤恨。

　　章惇不仅对黎民视如草芥，对皇室也不放在目中。公元1100年，宋哲宗驾崩，因为哲亲无子嗣，皇太后招集大臣共议所立，章悼无视母仪，厉声说：“按照礼律，当立先皇一母之弟，神宗帝庶子简王为帝。”皇太后说：“哀家无子嗣，那么诸王都是神宗帝的庶子。”章惇又说：“如此则以长幼为序，申王当立。”太后又说；“申王体弱多病，恐不当立。”章惇还要进一步挟持太后，言辞犀利，大臣们无不反感，知枢密院事曾布看不下眼，大声指斥道。“章惇，听太后处分！”皇太后决定立神宗的儿子，哲宗之弟端王赵佶为帝，即宋徽宗。特进章惇为申国公。

　　章惇与各朝代道臣一样欺上压下，恃强凌弱，扶植党羽，铲除异己，但他却不封官爵给自己的亲友，他的四个儿子除二子章援曾作到校书郎，其余都庸庸碌碌做个小官，终无显达。他的结发之妻张氏。端庄贤淑。当他入相时，正逢张氏病体垂危，她临终前叮嘱章惇：“相公为相主政，千万不要恃权报私怨。”张氏去逝后，章惇悲痛欲绝，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一直难以忘怀，常对陈瓘表达自己不堪悼念亡妻的悲痛。陈瓘冷言相激：“与其徒自悲伤无益，何如念其临终所赠之言？！”章惇则无言以对。



　　






古今奸海翻脸不认人的吕惠卿






翻脸不认人的吕惠卿

　　来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7年），王安石变法失败，被罢相，贬判江宁（今江苏南京），居住在江宁的半山园中。深居简出，尤其每到黄昏，他常常一个人呆坐在书房，望着窗外夕阳笼罩的草色山光，深悔当初用人不当，为其所误。悔恨之极，往往奋笔疾书，可落到纸上的却总只是“福建子”三个字。这“福建于”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给王安石留下这许多悔恨和痛苦的回忆呢？

　　他不是别人，正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吕惠卿。宋仁宗嘉祐初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吕惠卿便中了进土，任真州推官，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很快秩满转入京师汴梁。在汴梁，他结识了王安石，两人常在一起论经讲义，谈古道今，竟有许多共同的见地，遂成莫逆之交。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拜参政知事，主持变法。当时吕惠卿正在集贤院编校《集贤》书籍。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举荐吕惠卿：“惠卿的贤德，非但今人无法追步，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对先王之道能够学以致用的，恐怕唯惠卿一人而已。”稍后，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任用吕惠卿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巨细，都要先同他商议，然后才实行，凡所提议的请议、奏章都由吕惠卿代笔。不久又把他提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判司农寺。

　　王安石对吕惠卿热得象一盆火，吕惠卿对王安石也是如事父师。可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司马光曾对神宗说：“吕惠卿险巧乖滑，并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内外者，皆其所为。可惜安石虽贤德，却刚愎自用，不通世故。吕惠卿出主意，安石就身体力行。再者安石时常进擢亲近之士，也恐众心不服。”神宗为吕惠卿辩白说：“吕惠卿进对明辩，也似美才之士啊。”司马光连连摇头：“吕惠卿确实通文博学，明辩聪慧，但却用心不正，陛下慢慢观察就知道了。”神宗听罢无言以对，默不作声。司马光又写一封信致王安石，提醒他：“啊谀谀媚之士，现在对您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一定会出卖您的。”王安石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同，所以对司马光的话很反感，并不放在心上，相反倒以为司马光在挑拨他俩的关系。

　　这时王安石变法遇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举步惟艰。王安石罢相求去，他力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很害怕王安石一去，新法动摇，自己作为新法的同谋者也要被连根拔掉。所以他指使党羽变换姓名写信投入匦中以挽留安石。匦，是类似今天信箱的一种木匣，平日放在朝堂上，大臣有什么意见、建议可投其中。又亲自作书遍告监司、郡守，言新法一旦动摇的利害，并且对皇上说不可以因为某些小吏违法造成的一些恶果而废弃整个新法。这样一来，虽然王安石罢相，新法愈坚，吕惠卿自己的地位也愈加巩固。他马上扶植亲信，先把自己不通学术的第弟吕升卿引为侍讲，又用另一个弟弟吕和卿的建议，制定五等了产簿，使百姓如实申报，尺寸之地也被搜刮无遗，连鸡肠也遍抄输官，有隐匿不报者则在其财产三分之一充赏。一时百姓不胜其苦。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指斥吕惠卿朋比为奸；雍蔽上听，冯京也屡次非议吕惠卿。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素来与哥哥政见不同，更看不惯吕惠卿奸诌狡猾，竟当面污辱他一番，吕惠卿此日已不比往日，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将三个人一同贬谪赶出京师。王安石虽说与王安国政见不一，也到底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他有些不满吕惠卿的作法，吕惠卿再也不肯买王安石的帐，而且一下翻了脸大骂王安有误国害民，凡有陷害王安石的机会，他都绞尽脑汁决不放过。这时的宰相是韩降，他谨守新法，被讥为“传法沙门”，但他优柔寡断，对付不了吕惠卿，就密请神宗，复用王安石为相。

　　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6年），壬安石又由江宁返朝复相。这时他再看吕惠卿已不是贤非人比了。御史蔡承禧又上书弹劾吕惠卿，王安石罢相后颇附吕惠卿的御史中丞邓绾也指斥吕氏弟兄强借秀州富民钱买回，于是吕惠卿被贬出知陈州。

　　不久，其母病逝。神宗怜恤巨子，下诏除吕惠卿原本奉禄之外特加五万钱治丧。吕惠卿却厚着脸皮要求添支一万五千钱。御史上疏弹劾他借了母之忧索钱不忠不孝，要求处置他，神宗摆手制止：“吕惠卿的确贪财冒进，但也曾为执政，为顾及脸面暂不处罚，姑且责之以义罢了。”

　　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神宗加吕惠卿为大学士，知太原府，镇守麟延。吕惠卿却对神宗皇帝说：“陕西之师，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为形势而、已。”神宗大怒：“以卿之言，是说陕西可以放弃了？如此之人岂可委以边地重事？”遂贬知单州。

　　后来来哲宗即位，右司谏苏辙条奏其奸：“吕惠卿胸怀张汤之狡辩奸诈，身负卢杞之奸佞乖邪，诡变多端，敢行非度之事，王安石强恨傲诞，于吏事无所知。吕惠卿从中阴谋，以助其恶。又兴起大狱，欲株连蔓引，诬陷公卿。只因先帝仁义圣明，每事裁抑，否则，安常守道之士早无尚生存之人。王安石对吕惠卿有以翼覆卵之恩，如父如师之意。吕惠卿求进之时，则附之若胶因为一，及王安石去势之日，则化为仇敌，不遗余力辱骂诬陷。犬豕不屑之事而吕惠卿做了。昔日三国时的吕布，认丁原为父则杀了原，认董卓为父则又杀董卓；东晋的刘牢之事王恭则反王恭，事司马元显则反司马元显。所以后来曹操、桓玄到底畏其反复无常难以信用而杀掉他们。因此，象吕惠卿这种人，即使不正刑典，以示天下，也应投畀到四裔之边，以御魑魅。”哲宗读罢奏章，深感斯言极是，于是贬之为光禄卿，今司南京。再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建州。忠义之士无不拍手称快。



　　






古今奸海弃明投暗的邢恕






弃明投暗的邢恕

　　终来三百年，不乏贤士明哲，但奸佞之臣亦非鲜见。一旦小人得志，便退其狡谋，屡设奸计，误国误民。邢恕便是其中的一个。

　　邢恕，字和叔，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他自幼博览群书，精通典籍，古今成败故事尽在胸中，每每高谈阔论，口若悬河，颇有战国时游说干七国之间的纵横家气度。后来又师从当时的著名哲学家程颢，写得一手好文章，一时贤士争相与之交往，他也经常出入当时朝廷重臣司马光、吕公著等门下，不由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邢恕这个人天资反覆、善为表露，外持正论却内藏奸滑。

　　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9～1077年），邢恕考上进士，补为永安主簿。经吕公著推荐任崇文院校书。邢恕很不知足，就对王安石的儿子王滂讲了一大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的弊端。王安石大怒，想要处置他，谏官也上疏神宗说邢恕本是新科进士，未历官即处馆阁，多有不妥，于是二罪归一，邢恕被赶出朝廷，出任延陵县的知县。不久延陵县被撤消了，邢恕也没被另调他职，变成了“无业游民”，游荡在陕、洛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