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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冤案-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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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王力在旁边插话问：“毛主席现在还在韶山的那个滴水洞里吗？”
“不，已经到武汉了。”陈伯达显得非常潇洒、得意。“主席昨天和我通了活，让我把这几天的运动情况写一份报告派人送去。我说总理哪，你就放心吧。主席什么情况都了解，有些事我们还不知道呢，他老人家就知道了，而且正反两方面的情况都了解。”
周恩来给陈伯达使了个眼色，陈伯达站起来，和周恩来一块进了隔壁的小会议室，这里没有任何人，便于密谈。
“你知道主席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极其重要的信吗？”周恩来问。
陈伯达打了个沉：“信好多呢，你指的是哪一封？”
“就是7月8日的那一封信，信十分重要，是谈论党内极其重要的大事的。”周恩来本想和他商量一些卡，但看他那个神色，立刻判断出他不知道那封信，于是马上刹住话头，改口问：“江青同志也没回来过吗？”
“没有。”陈泊达说，“不过也快回来了，她给我们捎过话，最近几天是要准备回来的。总理，我看有些事也只有等她回来后才能决定。我们准备分头到几所院校去了解一下情况，不然的话，不好决定问题啊！”
周恩来知道他这是打官腔，现在的人都学会了打这种官腔，而唯恐担负什么责任。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
十
毛泽东在汹涌澎湃的长江里，舒适自若地畅游了整整1小时零5分，才上了汽艇，得以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私下里进行交谈。此时此刻，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对于这位年轻的秀才书记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已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但他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的迹象，如同往常那样，他和王任重谈笑风生。
“主席的身体真好，我真不敢相信，你能游程近30华里！”王任重说，“游了1个多小时。”
毛泽东说：“我知道有人一直盼望我死，但我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去见马克思的。因为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马克思不要我的。”
王任重笑着说：“主席万寿无疆才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呢。我看，中国的右派分于成不了气候，我看了主席7月8日的那封信，我觉得主席可能把形势估计过重了，我认为当前形势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是一派大好的。”
“现在不说那样的话。”毛泽东摆了摆手，站起来，走出汽艇大舱，这时江里的游泳健儿和岸上的群众一下子认出了毛泽东，大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确信这位身材魁悟、满面笑容的人就是自己的领袖时，大江水面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和我们一起游泳来了！”
毛泽东频频招手，向身旁那些欢欣雀跃，争相竞看的健儿们高呼：“人民万岁！”
那种人民无限崇敬领袖的场面，就是再大手笔的作家也是难以形容的。这里既有群众意识的作用，也有领袖威严的力量，还包含着人们渴望一睹领袖风采的那种心理和欲望。汽艇在警卫人员的催促下，很快地开走了。
回到下榻的东湖宾馆，王任重看到毛泽东还无倦意，就坐在他的对面想说什么，没等他开口，毛泽东就问：“你不是说我把形势估计过重了吗？能否具体谈一谈啊！”
“主席7月8日致江青同志的信我看后，产生了这种感觉。主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主席的这个估价是对的，但我总觉得中国不是这样，也不会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王任重说，“不过，我还是同意主席的断言和预见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主席的这些活，写得非常精彩！”
毛泽东听着，暗暗为王任重的记忆力而感到吃惊。自己的这封信写好后，正赶上周恩来到武汉汇报工作，便把信让他和王任重看了一遍，很快收了起来。这位秀才书记便过目不忘，记得如此熟悉，几乎连字句都没什么错误。
王任重走后，毛泽东伏在台灯下，再一次思考起湖北的文化革命和王任重这个人来。
王任重现年49岁，河北省景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冀南平原游击战争，是位学生牌的基层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地委书记、行署副主任、区党委书记等职。新中国一成立便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接着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刚调中央，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令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王任重在1954年夏季担任武汉市防汛总指挥的时候，领导人民群众战胜特大洪水，几天几夜战斗在第一线，身先士卒，受到了群众的好评。1958年他又参加了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研究工作，成为一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省委书记。因此，他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但是，这一次毛泽东从长沙到武汉，和他谈起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却对他产生了一种反感。
“听说武汉也派了不少工作组。你把它撤出来。”毛泽东说，“让学生娃娃们闹腾一阵子嘛，不要怕乱。乱一阵子有好处。”
“乱不得呀，主席。”王任重口才很好，汇报起工作来头头是道，他说：“中南局的工作是在陶铸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们总不能给陶铸同志丢脸呀！”
“噢？”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问：“那你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个搞法呀？”
“根据中南各省报上来的情况看，我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收尾了。”
“收尾？”毛泽东一怔，“你们都取得些什么样的胜利啊？”
“目前，各地已经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广东省作协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随着运动的深入，可能还会有一些黑帮黑线人物落网。”
“我看有些人不一定是黑帮，将来要平反。”毛泽东说。“你这名单里有个李达，是湖南零陵人。早在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是党的一大代表，而且被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等职。后来在革命艰苦的时候脱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又重新入党。他的问题你们要出面讲一下，把他保护起来，不要揪斗了。上了岁数的人，有些事也不一定能想起来，总之是让你保护他一下。”毛泽东讲到这里时，眼睛是潮润的，神情陷入了往事的烟云之中。
王任重说：“这个好办，我和武大的工作组打个招呼就行了，他们很听省委的话。”
“看得出来，你是主张派工作组的人。”
王任重并不知晓毛泽东的用意，很诚恳地点点头：“没有工作组不行。事实证明我们党搞群众个争，离开工作组就会出偏差，这是成功的经验。当然，文化大革命来势汹猛。工作组出些偏差是难免的。正如少奇同志讲的：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前进途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曲折和错误，但这毕竟是支流。”
毛泽东笑了笑：“你倒是很会用辩证法来看问题哪。看来你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还没有深入到学生中去多了解些情况，可以多和伯达、康生同志交换一下思想，然后再表态好不好呵？”
王任重一下子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思路和党中央主席的思路相撞了！
整整几夜，王任重睡不好觉，但毛泽东好像已经忘记了和他的谈话，依然是那么笑呵呵的，说话幽默、风趣，很叫人神清气爽。是的，他王任重那大刀阔斧干练泼辣的脾性，也一向很中毛泽东的意，他决不会因为一时的认识冲突而改变自己的看法的。说起来真是叫人难以置信，自己在党性原则上毫不含糊，怎么会跟不上毛泽东的观念呢？
王任重陪同毛泽东畅游长江回来，一面忙着安排新华社记者撰写通讯，一面向正在北京的陶铸汇报情况，其中特别详细地汇报了毛泽东在武汉的活动，当然要提到毛泽东7月8日致江青的那封信，他和陶铸多年在一起工作，彼此感情非常深厚，这一段由于忙碌，他和陶铸并没有多交谈，但许多话，许多事好像心照不宣，在很多方面，他都把陶铸当作老师而不耻请教，和他相处，他常常感到一种彼此十分理解的愉悦。
电话里的声音经过扩大设施的处理，特别清晰。陶铸听完王任重的汇报，急切地问：”你知道毛主席什么时间回北京吗？”
“不清楚。”王任重说，“好像还要住一段时间，昨天他还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让我给他到各图书馆去找，看来不像很快要离开这儿。”
“哎呀，北京的同志盼望他很快回来呢，关于派工作组的事他有什么明确指示吗？”
“好像他不同意派，但对武汉地区文化革命的进展看来还是满意的。不过，他也提出要撤工作组的事。北京情况怎样？”
“天天开中央工作的各种会议，忙得很！”陶铸说，“不过中央内部的关系很微妙，一时半时也说不清。等你陪同毛主席回北京后我们再聊吧！”
放下电话后，他才觉得自己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又好像搅着一团乱麻，到底下一步该怎么走，他胸中竟无数了。虽然并没有要紧事非和毛泽东立时碰头不可．但他忽然觉得眼下最好还是找他谈一谈。因为，据他所知，关于北京运动状况的各种材料他都要亲自看，而武汉正眼巴巴地瞅着北京，是他们“取经”的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弄清毛泽东对北京运动的态度实在是愚蠢极了！
电话打到东湖宾馆时，毛泽东的卫士说他还没有起床，正在休息，但他却从听筒里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毛泽东那洪亮的声音，好像在和什么人谈话，偶尔还传出爽朗的笑声。这说明，党中央主席的有些行动对自己是保密的，这并不奇怪，他知趣地放下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他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声音还是那样诙谐、幽默：
“任重同志，我今天正式向你告辞，我得回北京了，我想家了。”
这么突然！不是说得好好的还要游游龟山、到黄鹤楼旧地重新凭吊一番吗？怎么说走就走呢？
“我怕上了黄鹤楼再也下不来呢！”
毛泽东还像往常那样，信口开着玩笑。
陶铸在办公室迈着细碎的步子，来回走着，额头上挂着几滴汗珠他也顾不上擦，雪白衬衣上的纽扣全都没有扣上，他平时衣冠整齐，言谈举止很有外交家风度，并且极爱面子，但这一段忙得什么都顾不上了。这两天，为了北大、清华、北师大部分学生反工作组的窄，康生和邓小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他竟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了康生。事情过后，特别是一起在场的刘志坚提醒了他以后，陶铸有点懊悔，也感到了一种歉疚。当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批评错了，只是觉得方法不当，特别是当着许多下级和邓小平的面，他不该越趄代庖，让康生下不了台。
不过，康生的态度也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了！
清华大学附中冒出一个不三不四的叫什么“红卫兵”的组织后，接二连三发表文章和大字报，许多口号耸人听闻，简直叫人难以捉摸。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但康生竟要他出面支持红卫兵，建议他批准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他们的一论、再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不纯粹是胡闹吗？你听听，这些大字报写的是什么东西：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撼山易，憾红卫兵难！
还是刘少奇说得好：“什么一论、再论，看看里面的提法就知道他们完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什么里面只字不提党的各级领导？为什么里面完全否认共青团组织的作用？过激的口号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乱揪、乱斗、乱批的打砸抢行为！一切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应该有勇气把这话拿到各学校大会上去讲一讲，给全北京乃至全国沾染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甚至是违法乱纪的青少年敲一个警钟！”
而康生却要把这类组织和青少年的破坏行为当作榜样来提倡，来支持，来发表，这就叫发动群众吗？这就叫搞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针和措施吗？实在难以恭维！
这就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持两种态度的人聚在一起开会，能不发生激烈的争论吗？
院外传来轿车的刹车声，陶铸从窗口一看，是刘少奇走了进来。这在平时是很少有的事，除非发生重大的紧急的事件，他慌忙走出迎接。从面部表情看，刘少奇神色疲顿，但却在他身上保持着某种东西，尤其是他的眼睛仍然英气逼人。他只和陶铸点点头，就径直走进客厅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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