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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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烂文章你还写不出来呢。”陈伯达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也顾不得斯文了，站起来吼道：“都在一个锅里吃饭，谁还不了解谁！”
　　这下，江青马上不吭气了，因为有几位工作人员闻声走了进来，她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中央文革内部的矛盾。同样，陈伯达也不愿那么做，所以，他们之间风风雨雨了一阵子，紧接着便都消了气。再接着，就是握手言欢。
　　“我们文革小组民主搞得好，可以吵架，可以尽情地发表意见。我这个人，是不会打击报复的，如果有这种情况，你们可以炮轰我！”江青说。
　　陈伯达也说：“我是一个穷秀才，有话藏不住，说错了你们全当我没说。”
　　只有康生城府深，既不轻易表态，也很少检查自己，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观察、不失时机地决定着启己的态度。”
　　中央文革要员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种很难用语言说清的徽妙的关系。
　　“……那不用说，这些消息都不得外传。江青现在把矛头都指向了周信芳、白杨，赵丹这些名演员，实在没多大意思。把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都定成走资派、我们的党还能叫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吗？我真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想的。现在，总理也来劝我作检查，不作看来是不行了。我准备先主动一步、看他以后怎么对待我……”刘少奇的声音消失了，磁带在录音机上发出嘶嘶的响声，然后就停住了。一只大手把录音机关掉，那人向后倚着身子，把目光转向坐在椅子上的谢富治，可以听出、这是刘少奇和王光美以及某个省的负责人的谈话，声音或高或低，完全是在对方毫无知晓的情况下偷偷地录下来的。这种秘密的监视和侦听，一般都要经过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和批准。
　　那人把磁带从录音机上取下来，又把磁带重新安在录音机上。另外两个人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当然是陌生的、但王光美的声音是可以分辨出来的。毫无疑问，刘少奇、王光美以及和他们谈话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是不满的，其中也杂夹着对毛泽东的不满，但对江青、陈伯达、康生的鄙弃和仇视，占了更大的比重。
　　“毫无疑问，这是很有价值的资料。”谢富治听完全部录音后，对那两个人作着指示，“你们给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头目们最近的活动及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我感谢你们。希望你们继续抓紧侦察，争取在两条路线斗争最关键的时刻再立新功。”
　　他鼓励他们一番后，将录音带装人一只大口袋里，匆匆出了他的办公室，乘车向钧鱼台驶去。他知道，这样的差事交给任何人办都是不可靠的，而且最容易走漏风声，只有他亲自出马。
　　很快，江青、康生、张春桥便掌握了全部资料。在谢富治眼里，只有他们三人，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真正核心。他有事必须先征得他们的同意。而他们，也把谢富治当作他们真正的心腹。但这一回，江青却出来制止了！
　　“别，这些情况先别向主席汇报。主席一旦追问起消息来源、反而把我们自己全装进去了。这件事，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当然，搞侦听这类活动，我们的性质和杨尚昆不同，我们是为了查地下活动，是用来对付党内分裂主义者的！”
　　“啊，是的。我已考虑过了。”谢富治轻声说道，“万一有人查起来，此事由我负责，我会应付的。”他正紧紧地握着一个精致的茶杯，眼睛盯着杯子上那美丽的金鱼图案。
　　张春桥凝视着公安部长，心中并不怀疑谢富治作的这个保证。他对中央的机构及其隶属关系虽不是那么熟悉，但对政治斗争中各种策略的应用却是很熟悉的。他轻轻地把搪瓷茶杯推到一边，点着头说：“在政治斗争中，一切从目的和需要出发，手段是不必多加考虑的。我最近看到了彭真的有关材料，现已证明他是叛徒，而刘少奇的历史状况本身就很复杂，建议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
　　康生摇摇头：“组织少奇同志的专案组，现在还没有这种可能。除非已经有了确凿的历史罪证，才能说服政治局。”
　　江青也说：“现在审查刘少奇，主席就不会通过。但春桥也的确掌握了他的一些情况，我看你还是提点线索，供富治同志调查使用。”
　　张春桥说：“大家知道，少奇同志是1921年加入共产党的，1922年至1925年他一直在安源矿区搞工人运动工作。但他执行的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攻击中国工人阶级是‘幼稚’的，说‘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做各种经济斗争’，实际上是搞经济主义。”
　　江青问：“他与资本家有勾结吗？”
　　“他到处训斥工人‘瞎闹’，提倡什么文明斗争。”张春桥显然作过一定的调查和准备工作，所以说起这些事实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当工人不听他的训戒，举行罢工斗争时，他又命令工人‘当比平时更加文明’，要‘能够维持秩’，并一再向当局表白‘我们的罢工，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1923年7月，少奇同志与资本家签订了七条协约，实际上是为日本人效劳的。”
　　江青插话：“安源煤矿所属汉冶萍公司有一半股份属日本。”
　　“当时，安源煤矿每天平均煤产量是2100吨，而协约上规定却要工人每天平均出煤230ａ吨以上，并规定今后工人‘不得动辄聚众暄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后来，少奇同志果然把‘恶劣分子“的罪名强加到’聚众吵闹’的工人的头上了，一下子把140多人开除了所谓‘俱乐部部籍’。而少奇同志亲自写的《救护汉冶萍公司》、《整顿萍矿意见书》等文件中，向人们呼吁：“中国国民呵！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强大基础的实业汉冶萍，要停工破产了呵！其速起救护吧！’干这些活动，我看他不像一个共产党员！”
　　几个人都没有再表态，都在思考着。
　　康生说，“这还不足于对他进行审查，还要再作考虑。”
　　谢富治说：“我看这样吧，我们该做什么事还做什么事，成立不成立专案组与我们所干的工作没什么大的关系。有的调查任务可以以别的专案组的名义进行，比如以彭真、陆定一的专案组，或者以军队的名义进行嘛。”
　　江青两眼放光，“富治的意见好极了，就这么办！”
　　“行，这就是合法斗争。”康生点着头说。
　　
　　二十六
　　“主席，我看还是开一次中央会议，让刘少奇、邓小平作个检查，给他们作个结论，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周恩来说，“要不，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毛泽东慢慢地呷了一口啤酒。
　　他平时不喝酒，但最近喝起了啤酒。这种特制的酒微微发热，不是冰镇的，但它潮湿。毛泽东两手捧着酒杯，半天才品尝似地呷那么一小口。
　　“刘少奇、邓小平可不是李雪峰啊，”毛泽东抬起头，挥手让周恩来坐下，“我和李雪峰谈话以后，他很快代表北京市委作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但刘、邓至今没有检查的表示。”
　　“不，”周恩来说，“少奇和小平也愿意早点给他们的错误作出恰当的结论。他们见到我时，表示愿意作检讨。而且准备写出检查稿后送主席审阅。”
　　毛泽东用微红的眼睛看着这个不苟言笑的总理，说：“你打算怎么个开法呢？会议上发什么样的文件，怎样才能使大家统一认识？”
　　周恩来显然已经胸有成竹了，他说：“我建议过了国庆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都是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的负责人，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刘邓的错误路线。以便肃清他们的影响。建议把林彪同志在8月13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1至9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作为会议的文件发下去，以便在此基础上统一认识，促进全党的团结。”
　　“还应该把记录红卫兵丰功伟绩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筹文件也发下去，让我们的同志都看看，正是革命小将们在运动中挖出了一批潜藏根深的反革命分子，没收黄金100多万两，这样的成绩有些人是不愿看到呀。”毛泽东慢悠悠地说。
　　“可以，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你召集陶铸、伯达、康生开一个碰头会，把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事先研究一下。会不会发生争论，我看也难说。”毛泽东放下面杯，微笑着说，“因为相当一批人思想还没通，不通就可以吵嘛。”
　　“那倒不会，不过意见很可能要提。”周恩来说，“还有个问题需要请示，国庆节的时候，少奇同志的位置怎么安排？”
　　“你是和事佬，这件事交给你去办，问题肯定错不了。”毛泽东打趣地说。
　　是的，19周年的国庆节，是在不寻常的政治气氛中度过的，经过周恩来多次协商，并报毛泽东批准，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是：毛泽东在观礼台中央就站，他左边是林彪，右边是刘少奇，依次把宋庆龄、董必武排在刘少奇旁边，以便突出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副主席。这天。当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周恩来迎上前去，告知他所站的位置，刘少奇迟疑了一下说，“既然我被定为犯了错误的人，还是靠边站些好，我还是挨着你吧。”
　　周恩来说：“今天不行，你是国家主席，应该突出一下，不然对国际舆论不利。”
　　刘少奇不再推辞了。他等庆典活动开始时，神态自若地站到了毛泽东旁边，轻声说了句：“请主席保重身体。”
　　毛泽东只是报之一笑，并没多理睬他。
　　等林彪讲完话后，毛泽东便离开他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各个方向向被检阅的人民群众招手、致意。这样，他便甩开了刘少奇。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下，紧跟他的，只能是林彪和周恩来。
　　“看来，主席的气还没有消下去。”邓小平到了刘少奇旁边，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看来，我们的确需要好好检查一番了。”
　　刘少奇的嘴巴哆嗦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决定一切事，不必和我商量。有责任述是推在我身上好，能解脱一个就解脱一个。”
　　“你的想法不错。”
　　“你们都可以说成是执行者。”
　　“关于这件事，不是你希望我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邓小平叹了口气，“我看出来了，主席和我们之间绝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具体方向和路线上的分歧。他不允许我们搞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试验，不允许我们离开他的基本思想。”
　　“那就一切按照他说的办吧。”
　　“只能有这么一条选择。”邓小平说，“此外的选择没有，对我们来说。如果有的话，那只能是死亡。”
　　1966年10月9日下午，酝酿很久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幕了。
　　这里常常是召开重要决策会议的地方，会议厅并不是很宽敞的。里面没有更多的铺设，但一排长桌横摆在主席台上，桌面上铺着绿色的台面呢。
　　一直到林彪坐在主席台中央时，陈毅才知道今天毛泽东并不来参加会议。他左边照常是周恩来，右边则是陶铸，陈毅眯缝着眼睛盯了一会主席台，才隐约感觉到林彪这个接班人并非是简单的摆设，而的确要掌握很大程度上的实权了。他听到周恩来在问林彪，“主席怎么不来参加会议了？”林彪说：“这两天主席受了点凉，今天不能到会，让我来主持会议。”
　　陈毅心里一沉，这小子果然要掌大权了。他早已有一种不安的预兆，预料到这个看上去一阵风就会吹倒的稻草人会红得发紫，但他前头有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周恩来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他不会蹿得太快，没想到这小子竟乘刘、邓犯错误之机一跃而起，成了全国的第二号人物。是福？是祸？人们拭目以待。
　　林彪向站在会议厅门口的一位军官打了个手势，让他把黑色文件包给他打开，取出一叠讲稿；这时，会议便开始了。
　　“同志们，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两个多月了，现在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一下这一个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有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希望同志们联系自己本地区本部门运动的实际情况，切实拿出具体措施来。”林彪那双黑溜溜的眼睛扫视着会场，最后盯住了李井泉，李井泉深知林彪的为人，不禁有点战战兢兢，双手握着被汗水浸湿了的讲稿，朝着林彪笑了笑。“你们西南局的文化革命总是前进不了，需要推动一下哟。主席亲自点名要你作报告，请讲吧，李井泉同志。”
　　李井泉马上回答：“我的报告还没有准备好，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讲吧，我们稍后点讲。”
　　看得出来，所有的与会者谁都不想打头炮，谁都想观望一段后再看看风头。
　　林彪讲话后，会场一片寂静。
　　除了他说过的那些，其他人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只有陶铸尽力解释了十六条中的几个有关的政策性问题，一是建议不要再提“保皇派”的口号，二是乱批乱斗会造成失误，强调报纸上点名批判要经过相应党委的批准。他强调各地出现的一些打死人的现象并非是中央提倡的，建议有关领导予以制止。大厅里的气氛很沉闷，没有多少人愿意站起来发言。
　　康生发言了。
　　“我们开了那么多会议，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冷场过！我看，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应该首先表态，有你们在场，许多人的情绪都受到了压抑。”
　　“那么，是否我该退场呢？”刘少奇冷若冰霜地反问。
　　周恩来马上回答，“你不能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你应该很好地听取一下各部门的同志的意见！”
　　可是，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井没有多少人讲话。偶尔发表意见的，也是泛泛而谈，避开错误路线的提法而来个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来说几句吧。”叶剑英站了起来，他看了看林彪和周恩来一眼，以郑重的口吻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大喜事是确立了林彪同志的副统帅地位，这是一件大好事，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