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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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几句吧。”叶剑英站了起来，他看了看林彪和周恩来一眼，以郑重的口吻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大喜事是确立了林彪同志的副统帅地位，这是一件大好事，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感到了幸福。但既然这样，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看，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毛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4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的运动，所以要很好地总结经验。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毛主席和我们几位老帅谈话时，估计可能要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好，而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连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召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什么都不怕了，你们说对不对啊？”
　　大厅最后面，张春桥和江青在小声地议论：
　　“这个叶老头子，讲了一大堆活，尽是隔靴搔痒！”江青说，“那些东西、触动不了刘少奇、邓小平半根毫毛。”
　　“而且越讲离会议的主题越远，竟扯到战备上去了，其实和战备是风马牛不相及。”张春桥撇了撇嘴巴。
　　江青叹口气：“有什么办法呢？都是老丘八，水平就是那么高了，又不喜欢学习，几乎是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只好靠老资本混日子吧。”
　　“不能把他们换下来吗？”
　　“慢慢来，他们那个层次的人，都是那么一个水平，是一伙子人呢。”
　　张春桥考虑了一下，心目中的那些开国元勋们，一下子变得分文不值了。他只觉得自己的地位在迅速地提高，其他人则在拼命地下降着。这种感觉早就有了。中央上层原来也不过如此。
　　不仅是他，几乎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们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接连几天，都是这样。
　　报名发言的人寥寥无几。原定7天的会议不得不延长了。
　　曹获秋在谈到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的时候，重点讲上海市委的功绩。他很少提到张春桥，甚至绝口不谈中央文革，这自然引起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的不满。
　　吴德汇报北京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时，代表市委检讨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也提到了群众对市委的冲击。他的讲话既没有对运动的抵触，也没有表现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热烈拥护，仅仅是就事论事，同样使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感到不悦。
　　新华社负责人熊复的发言，立刻使人感到了一种冲天的怨气，他说：“新华社现有500多名记者，28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还要靠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我很难解释，中央究竟信任不信任新华社？如果不信任，还要这个机构干什么？”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各小组的讨论情况他都要一一问到，甚至连会议的细节都不放过。他清楚，现在的与会者，大多受到了当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猛烈冲击，让他们转变立场，真正和红卫兵站在一起，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只有凭着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来扭转这种局面。也只有如此。
　　10月14日晚上，毛泽东把政治局常委，各大区的书记和会议各组组长召集到他的住处，商量怎样把会议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
　　“看来，原定会议的时间不够了。”毛泽东说，“会议既然开起来了，就只有开下去，开好。既然有些人不那么主动，不愿意自觉，那么我们就在他们的背后狠狠击一猛掌，推他一把嘛。”
　　林彪说：“现在有的人连什么是革命路线，什么是反对革命的路线还分不清。”
　　“是吗？”毛泽东显得很惊讶。
　　周恩来说：“也可能从理论上能说清，但一到实际问题中就划不清了，连我也说不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好！”毛泽东将烟头掐到烟灰缸里，那张古铜色的面孔抬起来，很有信心地说，“让陈伯达同志给与会者作一个报告，专门讲一讲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依我看，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跟着谁走的问题。”
　　陶铸说：“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并不是敌我矛盾，还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那要看他们改不改。”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并没有绝对不变的界限，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历来犯路线错误的人，为首的都难改，当然，我们不希望少奇、小平同志滑下去，所以要帮助他们，这次会议就是帮。依我看，这样的机会不是太多的了。”
　　陶铸听得出来，这是毛泽东再给他们施加压力。
　　而林彪、陈伯达、康生则从这几句话里仿佛得到了某种暗示，他们可以放开手来，干他们想要干的一切事了。
　　
　　二十七
　　10月16日下午，对陈伯达来说，是他政治生活中最辉煌的时刻。
　　全体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都集中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他的重要报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你的报告是对两个多月来的运动的总结，集中到一点，就是告诉与会者，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心跳得很厉害。但是他竭力装出若无其事、沉着老练的样子。很快，他发现他的两个靶子来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几乎是一前一后同时到达的，他俩并不知道陈伯达讲话的内容。这更使这位秀才政治家兴奋，以便出其不易地发起一场进攻，他认为他一定会获得成功。
　　陈伯达有了足够的理由证明他的判断将完全正确。
　　时间到了。
　　当林彪宣布他讲话后，他头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宣告失败。”
　　他很想领略一下他的讲话所引起的反应，但他很难看得出来。会场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人轻易走动，也没有任何人大声说话或发表意见，就连掌声都没有。他只好照本宣科了：
　　“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
　　刘少奇不动声色地听着，不时地作着笔记。
　　邓小平环抱双臂，微闭着眼睛躺在沙发靠背上，好像睡着了，其实脑子还在飞快地盘算着各种对策。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陈伯达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咕咱了一番工作组的错误后，又提出了当前所谓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用其他形式来代替。例如，在一些学校、机关中，有那样的人，他们完全违背党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则，预先指定，暗中操纵，成立所谓‘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或者是别的什么组织，甚至当各地大量的革命师生来到首都见毛主席的情况下，也有的地方组织一批人跟着前来，宣传自己反对中央十六条的决定，企图打击那些来京的革命师生……”
　　一连串的问号在刘少奇脑海里旋转着，他听得出来，陈伯达是指他在清华大学的活动。叶林撤出工作组后，清华大学的师生选举自己的女儿刘涛作为校文革筹委会的主任，他们的许多活动显然又记在了他的名下。把它作为错误路线的新罪行，这能联系得上吗？
　　突然，陈伯达全文宣读起毛泽东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了。而在前不久，即陈伯达8月24日在北大讲话，周恩来9月10日在首都红卫兵座谈会上讲话，都说要禁止传抄这张大字报。怎么现在陈伯达又突然在大会上公开这篇东西了呢？
　　刘少奇显然又吃了一惊。
　　陈伯达话锋一转，沉下脸来大声指责说：“毛主席批评的，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两人。但是，他们至今仍然顽固不化，对毛主席的批评，置之不理，而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在他们的头脑和行动中起作用，又是什么呢？”
　　要在往常，刘少奇是肯定要站出来说话的，起码要反驳他几句。现在，他忍住了，他知道陈伯达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其实他也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究竟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革命路线的内容，他自己未必就能真上懂得。那声声慷慨激昂的语句把他拉回现实，他从一闪即逝的回忆中又清醒地意以到自己所处的地位，看来，自己一定要面临一场面对面的交锋了。
　　刘少奇非常清楚不这样做的后果。那样一来，自己马上要付出可怕的代价，甚至要流血。
　　陈伯达很会在大众场合下塑造自己的形象，他不需要那副威风凛凛、冲气非凡的外表，但满篇讲话中却透漏出不容迟疑和逼人的内容。刘少奇和邓小平几乎同时摸到了他讲话中真正值得思考的地方：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给我与信，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六条以前是否全国凡属派了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部在对待大串连、多数少数关系等问题上，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否都要承认是继续执行了‘反动的错误路线’。”陈伯达下意识地把目光对准刘少奇，含着嘲讽的意味笑了笑，颇有一副权威的风度说，‘我想，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对错误路线的认识和估计问题，对待消除错误路线影响的问题。我不妨在这里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我的看法。”
　　陈伯达仲出指头，在舌头舔了舔，翻开另一页讲稿，很庄重、很严肃，那神态不亚于法庭上的法官给被告人宣读判决书。
　　“第一，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他们要负主要责任。”陈伯达说，“第二，党内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刘少奇感到屈辱。
　　他下想辩白，他曾经用同样的语言批评过党内一些人，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了他的批评是正确的，那是种纪律。现在，这些话又被人几乎原封不动地端了过来，扣在了他的头上，他却说不出话来，也许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吧。自己同毛泽东毕竟有过近30年的战斗友谊，毕竟是相互了解的，他难道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
　　“第三，派出大量工作组去镇压乍命的学生，这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派多少工作组的地方，或者没有派工作组的地方，如果那里镇压革命的学生，同样是犯了路线错误。当然，其中有自觉执行的，这是少数。或音不自觉执行的，这是多数，这些错误当然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之分……”
　　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个政策，都注意记下了这些，特别是那些被定为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交头接耳，悄声议论起来。
　　“第四，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陈伯达加重语气，两手比划着说，“第五，如果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于是，第六点出来了，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例如，对待大串连，对待所谓少数多数，对待所谓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他们都有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问题。”
　　邓小平暗暗觉得可笑，这本来是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矛盾，怎么把它和错误路线挂在一起呢？而且又怎么能记在自己头上呢？他注视着这一切，倒希望干脆把一切责任都堆到自己头上，越违犯了科学的界限，越能使人们看到了报告人的语无伦次和观点的荒谬……
　　陈伯达还在继续滔滔不绝地演说：“第七，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这不是说，执行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洋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二类干部，也还可能发展成为一类干部。必须说明，即使原来的一类干部，犯了这种性质的错误，也必须承认犯了错误……”
　　对于刘少奇来说，他深知这是毛泽东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贯用策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威慑面前，即使自己并没有认识到错误，也会违心地低下头了，眼下他们不在乎自己看上去像个什么，而只企盼着能够顺顺当当地过关。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看到中央的这种格局，旋即便作出了自己聪明的选择：先检讨错误，求得和中央保持一致，然后再考虑其他的事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受这场考验。现在还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后还将长期考验着我们每个人……”
　　不管你承认下承认，陈伯达的这些话都像重锤敲击着大钟，震动着尽一个人的心。
　　大厅里，200多位党的高级干部沉闷地听着这篇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