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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冤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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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莫名其妙地眨巴着眼睛问：“谁？”
“江青！”张春桥说，“江青最近也收到不少材料，说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们都闹起来了，公开反对工作组。听说6月21日清华大学有位20岁的学生叫蒯大富，他公开写了一张大字报，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这等于向工作组下了战书。这个学生已引起了江青同志的重视。”
姚文元轻轻“哦”了一声，眼睛眨巴起来。
六
“清华大学是刘主席的点，我们一定要把这里的工作搞上去！”“王光美同志是工作组副组长，大家都要尊重她，照她的意见办，她的话就是刘主席的话。”
当清华大学出现了势头凶猛的反工作组大字报及其他活动时。叶林用这两段话结束了他在工作组核心成员会上的报告。
三四天以前，一辆高级加长红旗轿车开到了清华大学附近，坐在前面的一位年轻秘书模祥的男子下了车，走到轿车尾部，取出一辆小型飞鸽牌自行车，很快从轿车里又钻出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年妇女，她剪发头，鹅蛋型的面孔上浮出笑容，一笑就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接过自行车冲那位年轻男子笑了笑，将衣服往下拉了拉，骑上自行车进了清华大学的大门。
到了工作组办公室门口，正巧碰上刚出来的叶林，这位军队干部怔了一下，立刻认出来了，急忙迎上去：“哎呀，想不到您骑自行车来了，这种精神本身就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光美同志，快进办公室吧！”
不错，来人正是王光美。
她跟着叶林进了办公室，随后和各系工作组的负责人见面，再接着由她传达了刘少奇对文化革命的若干指示，随后听取各工作组组长们的汇报。
“现在，反工作组的声浪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有几个代表人物是死硬派，其中最顽固的是蒯大富。他是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今年21岁。父亲是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农民，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共产党员。对这样一位青年堕落成为右派势力，我们很难过。”
“这不奇怪。”王光美说，“根正苗红的好人最后变成反革命的例子多得很，这样才能从实质上理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这个叫蒯大富的学生我早就听说了。他连薄一波同志都敢顶，薄一波是国务院副总理、工交党委第一书记，他于6月19日代表中央和蒯大富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认识错误，他就是不听。现在公开提出要夺工作组的权，怎么办呢？我看只有斗争，发动群众批判他，把他搞臭。”
叶林和工作组的人都大为惊诧，虽然王光美刚刚报到，但整个清华运动的形势她早已成竹在胸了。
于是，叶林亲自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号召大家开始反击蒯大富这些人的反革命行为，他说：“李雪峰同志在市委工作会上说，一个游鱼三尺浪，现在反工作组的波浪中都有这种右派游鱼在活动。为了使文化革命能够健康地搞下去，我们必须集中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抓‘游鱼’运动。在清华大学，就是开展反蒯斗争，一定要彻底地把他斗倒斗垮斗臭斗彻底！”
工作组一声令下，许多师生员工立即闻风而动，将蒯大富等人揪出来批判又批判，斗争又斗争，其中有一名学生自感前途绝望，上吊自杀了。
这下，整个学校内外议论纷纷，对工作组不满的情绪骤然而升。
王光美秘密回到中南海，和刘少奇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刘少奇不主张对反工作组的人心慈手软。他看出全国到处都有人反工作组，绝非偶然。6月20日，自己女儿刘萍萍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两个叫陈永康、何芳芳的学生，写了一篇《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里面写道：“工作组的老爷们，你们有什么资格代表党的领导？你们对学校情况一无所知，凭什么下车伊始，指手画脚，大发议论？我们要正告你们这些工作组的老爷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他气得拍着桌子连声大骂，这明明是变看法子分裂党中央的语言嘛，如果容忍这种现象，整个运动就会转向！
他将刘萍萍和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负责人召到自己家里的办公室内，准备接见，就在这时，王光美也回来了。他稍微了解了一下情况，决定和他们一起谈话。
除了家里的人，工作组那几个军队干部都东张西望，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到处打量他的家庭摆设。跟喜欢雍容华贵、奢侈豪华的某些常委不一样，国家主席以艰苦朴素而出名。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白桦本，没有装饰，经济实用，除了公家发的腥红色地毯外，客厅里还挂着齐白石的几幅画。那里有两个檀木桌子，周围是几个椅子，靠墙壁摆着几个沙发，他们没得到允许，谁也不想坐下来。王光美认识他们，他们也点头打招呼。
“敌人出洞了，北师大第一附中的这两个学生其实就是小右派，这两条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们就容易了，要把他们贴出来的大字报作为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来讨论，然后发动群众斗争他们。”刘少奇那已出现寿斑的脸上呈现激动色，手指在空中不住地点动，好像那两个学生就在他的屋中。
王光美喜欢恰到好处地插话：“同志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有人在这种时候目标一致地反对工作组，我怀疑有后台。”
“是的，是有后台。”一位工作组干部说。
“有什么线索吗？”刘少奇问。
“还没调查清楚，他们经常外出串连，传播小道消息。特别是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在5月29日就秘密组织了一个组织，叫‘红卫兵’。在他们影响下，6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大附中、北京第25中学等校的学生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一类的组织，没有后台行吗？”
刘少奇显然大吃一惊：“这无须多加解释，明明是非法组织嘛。我们既有学生会，又有共青团，还成立什么‘红卫兵’？我看这纯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要不要解散他们的组织？”
“当然要！对一些反动骨干要抓！”
“抓？谁来抓？”
“工作组先审查，把他们隔离，然后再由公安机关出面侦察。关键是要证据。”刘少奇说。
一提“证据”，那几位工作组的头头像想起了什么，马上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材料，说：“证据大多了。他们的红卫兵除了发宣言、贴大字报外，还印了不少小报。他们公然鼓动造反，写了一篇《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鼓吹这种谬论。”
“什么？造反精神万岁？乱弹琴！”刘少奇把桌子一拍，震得上面的东西乱跳。他接过工作组头头手里的那些材料，王光美赶紧给他递过去眼镜，他戴上眼镜把材料铺在桌子上，轻声读起来：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刘少奇看到这里，摘下眼镜往桌子上一扔，连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胡说八道！这种极左言论是歪曲毛泽东思想的！”
王光美接着往下念：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六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惯促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大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到一边去！
“够了！不要念了！”刘少奇的脸色涨得通红，激动地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向我们整个共产党宣战，告诉他们，绝对不允许这样干！对跟着他们跑的多数青少年，是争取教育的问题，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呀！”
“好，我们反击！”工作组的人一起说。
王光美用高倍望远镜把1．5公里之外的批斗蒯大富会场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有两三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回给她住的楼上传递纸是，而她则通过电话不住地给叶林下达指示。会场上的师生不断地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
她望见有几位学生和教师朝着那位留平头、戴眼镜的小伙子吐唾沫、扔石头。她想，那小伙子肯定就是蒯大富。她记得她刚到清华大学，蒯大富所在的那个班就要开什么会，她很想见识见识这位反工作组的骨干，让工作组通知他们她将要去参加他们的会。由于临时有事。她没有如约赴会，便招来学生们的愤怒。第二天，蒯大富为首的一些人便贴出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公开质问：“王光美为什么出尔反尔？莫非要捉弄人一大学生？”
“简直狂妄到了极点！”王光美气愤地说。
“我想我们不能听凭蒯大富胡闹，”叶林说，“我们要采取斗争措施。”
“对，少奇同志指示我们：要对蒯大富当活靶子打，只有把他批倒了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那就斗到底吧！”王光美索性公开了刘少奇的底牌。
现在，蒯大富果然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她心里顿时产生出一种说不出的舒心解气。她知道，现在反工作组已经成了一股浪潮，不刹住这股风后果不堪设想。按照刘少奇的布置，她要像在桃园搞四清一样，也在清华大学总结一套搞文化革命的经验，以便将来推广全国，指导整个运动。
无论是她还是刘少奇，都绝对有这个权力！
事情也真到了令刘少奇难堪的地步。6月20日凌晨，地质学院的一名党委常委竟组织一些干部和教师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用最激烈的语言指责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说工作组“起了黑帮分子们起不到的作用，我们强烈要求要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可不是普通学生，而是干部们都出来指责、攻击工作组，足够引起震动了。
陶鲁笳、何长工亲自出马，指示工作组要“硬着头皮顶住”，并公开到地院发表讲话，批评反工作组的人是“闹事”、“围攻工作组”、是“右派翻天”。
薄一波6月22日致北京地院的公开信发表，他以领导人的身份说：“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间题，派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工作组不可，那势必夺工作组之权，亦即夺党的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组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公开信还没念完，一些入就公开骂起来：
“放狗屁，薄一波是什么东西，他是不是黑帮还有待考察呢！”
“他和彭真的关系必须追查，我们不听他的，他倒是应该滚回来，听听我们的！”
想到这一切，王光美觉得喉头堵上了一团又酸又涩的东西。那多时不曾有过的酸痛感觉，涨满了她的心胸。哦，一股泪泉也像是马上要通过她的眼眶涌流出来。一刹那间，她觉得所有那些出生入死为革命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革命遭到如此待遇，真是岂有此理！只觉得他们可怜，越是可怜他们，她就越恨那些右派学生，恨不得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光美同志，有几个学生昏倒了。”
“你别信他们的表面，他们可会装呢。”
“蒯大富的团籍怎么办？”“他还配当共青团员？开除悼！”王光美不容置辩地说，“对右派的任何宽容都会给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
当然，王光美绝对想不到，她在清华大学的这些活动，早被人一一记录下来，密报给正在上海的江青了。
江青对王光美早就看不惯，在她的眼里，王光美是个卖弄风骚、喜欢打扮，总在各种政治场合下出头露面，到处插手作指示、发号令的政治扒手。
这时她再次看到土光美在清华大学蹲点的消息时，不禁想起许多人对她讲过的对王光美在1963年底至1966年春，多次跑到河北省抚宁、新城、定兴等地搞四清时的许多反映：
“王光美二次进桃园时，在贫下中农大会上公开说：‘这次是少奇同志让我来的，少奇同志让我转达一句话，如果有人敢于打击贫下中农，你们可以直接找我们，找少奇同志，他给你们撑腰。’有的工作队员要求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她就气愤地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强加于人嘛，四清是搞革命哩，不是学习。’王光美在四清时搞大轰大鸣，实行武斗。在她亲自安排的定兴县万人批斗大会上，她鼓动搞体罚，有个支部书记散会后没有到家，在半路上就自杀了。”
“王光美平时大讲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而她自己到群众家里吃饭则自带碗筷，饭前除了碗筷必须用开水消毒外，还要用从北京带来的酒精球擦干。有时筷于没有消毒，她就把筷子插到社员家里的饭盆里消毒，实在损人利己。她下乡带着柬埔寨的枕头，缅甸的香水，印度的防晒膏，美国的指甲刀，日本的收音机、录音机，苏联的照相机，提兜里装着胭脂口红，自己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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