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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集 作者:韩少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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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
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
行行又行行兮天坳口，奶奶和公公兮真难受。
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男女们都认真地唱，或者说是卖力地喊。声声不太整齐，很干，很直，很尖厉，没有颤音，一直喊得引颈塌腰，气绝了才留一个向下的小小滑音，落下音来，再接下一句。这种歌能使你联想到山中险壁，林间大竹，还有毫无必要那样粗重的门槛。
这种水土才会渗出这种声音。
还加花，还加“嘿哟嘿”。当然是一首明亮灿烂的歌，象他们的眼睛，象女人的耳环和赤脚，象赤脚边笑眯眯的小花。毫无对战争和灾害的记叙，一丝血腥气也没有。
一丝也没有。
人影象一支牛帮，已经缩小成黑点，折入青青的山坳，向更深远的山林里去了。
但牛铃声和歌声，还从绿色中淡淡地透出来。山冲显得静了很多，哗哗流水声显得突然膨胀了。溪边有很多石头，其中有几块比较特别，晶莹，平整，光滑，是女人们捣衣用过的。象几面暗暗的镜子，摄入万相光影却永远不再吐露出来。也许，当草木把这一片废墟覆盖之后，野物也会常来这里嚎叫。路经这里的猎手或客商，会发现这个山坳和别处的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溪边那几块青石有点奇异，似有些来历，藏着什么秘密的。
丙崽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他居然没有死，而且头上的脓疮也褪了红，结了壳。他赤条条地坐在一条墙基上，用树枝揽着半个瓦坛子里的水，揽起了一道道旋转的太阳光流。他听着远方的歌，方位不准地拍了一下巴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咕哝着他从来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那个人：“爸爸。”
他虽然瘦，肚脐眼倒足足有铜钱大，使旁边几个小娃崽很惊奇，很崇拜。他们瞥一瞥那个伟大的肚脐，友好地送给他几块石头，学着他的样，拍拍巴掌，纷纷喊起来：“爸爸爸爸爸！”
一位妇女走过来，对另一位妇女说：“这个装得涌水么？”于是，把丙崽面前那半坛子旋转的光流拿走了。
（原载《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
《爸爸爸》作品鉴赏
董炳月
这是一部有意识把主题掩藏起来的作品，或者说它的主题比较隐晦。它呈现给读者的，首先是其奇特的美学风貌：神秘、悲壮，而又有一层淡淡的喜剧色彩。这种美学风貌使小说具有了无穷的魅力。神秘性的形成得力于多种艺术手段。
首先是作者有意淡化故事的背景，把鸡头寨放在白云缭绕的深山里。从小说提及的汽车、报纸看，故事是发生在不久以前，而从人物原始、愚昧的生存方式看，故事又似乎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于是故事的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都有些游移不定。
其次是写出人物、事物的怪异。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小说主人公、永远长不大的小老头丙崽。他含意不明的两句话、怪异的外貌乃至喝完毒汁而未死的结局，都难以理解。那用公鸡血引各种毒虫干制成粉，藏于指甲中弹到别人茶杯中致人死命的妇人，山里那鸟触即死、兽遇则僵的毒草，都具有神异色彩。
其三是有意识写出人物活动的不确定性。比如关于丙崽爹德龙的去向就有好几种说法，于是德龙这个人物也变得晃晃忽忽、难以捉摸了。其四，神话传说的引入直接给作品造成神秘色彩。比如关于刑天的传说、关于五支奶和六支祖跟着凤凰西行的传说。上述诸种手段造成的神秘色彩是这部中篇小说的基本美学风格。
小说的悲壮美主要来源于对鸡头寨人们惨烈的死亡与凶悍的“打冤”的描写。
在鸡头寨人的意识中，坐到削得尖尖的树桩上去死最慷慨、最惨烈，是君子的死相，所以仲裁缝要去坐桩。他们认为为了宗族的生存而死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老小弱残那样认真、坦然、自豪地去喝毒汁，让青壮年男女无牵无挂地去寻找新天地、创造新生活。“打冤”中的砍牛头占卜、杀个男人和牛一起煮了分给大家吃，已经不仅仅是悲壮，甚至散发着一股原始、野蛮的气息。
小说的喜剧色彩主要来源于仲裁缝的儿子仁宝这个人物。他的故弄玄虚、不新不旧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因与其生存的环境不和谐而显得可笑。在准备“打冤”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和许多人告别，好像马上就要去赴汤蹈火，但告别之后却什么也没干，依旧穿着大皮鞋壳子在寨子里晃来晃去。这个带些喜剧性的人物缓解了小说的神秘气息和悲壮色彩给人的压抑感。
如何透过小说奇特的美学风貌把握其思想内涵呢？应当注意：小说富于象征意味的表象世界为多种解释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小说的思想蕴含必然是丰富的。但从总体上看，它表现的是一个生命群体（鸡头寨的人们）从愚昧、衰败到走向新生的艰难历程。在这个意义上，丙崽和鸡头寨的人们具有某种一致性，虽然鸡头寨的人们厌恶、羞辱丙崽，但在愚昧这一点上他们和丙崽没有区别。在他们眼里，丙崽一会儿是可以随意羞辱的白痴。一会儿又成了被顶礼膜拜的大仙。他们不理解丙崽，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自己。丙崽的永远长不大，暗示着生命与时间的停滞。鸡头寨的人们也同样陷于这种停滞中。他们祖祖辈辈重复着同样的生存方式，就像丙崽永远是同一副面孔一样。
小说对鸡头寨大迁陟时的焚烧房舍、毒杀老小弱残的描写，可以理解为一种隐喻：新生命只能诞生在火的洗礼与去腐生肌的蜕变中。不过，对于《爸爸爸》这样一部具有高度象征性的作品来说，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读出不同的味道来。
严峻深沉的文化反思
——浅谈韩少功的中篇《爸爸爸》及当前的“文化热”流
基亮
这象是一块历史的活化石。不是吗？这一片民族文化的遗迹，超越了时间的风化，悄无声息地存留下来，就象一只昆虫凝缩在透明的松脂里，最后变成了一块琥珀。
这就是读韩少功的中篇给我的一种印象似的感觉。
不过作品的内在意蕴并不仅仅如此。当作家把这一切如此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它更确乎是一种理性的自觉的采掘和淘洗；前提是文化的觉醒与自觉，人的觉醒与自觉，由此袒露了民族文化深藏的矿层。这同样是一个文学的觉醒与自觉的时代，于此通过文学表现出深刻的文化反思——在当代历史变革时期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再认识。经过此前的几个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大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层面的反思，个体人生层面的反思，由此萌发出文化的主体性意识，而到整个文化的反思。我们的文学获得了真正充满恢宏开阔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眼界和胸襟。
最有意义的是作家创作主体心态的变化。在这种重组的心理结构中，那些属于创作主体中具有久远的民族烙印的思维定式和情感定式，如感伤心理、“大团圆”愿望、道德化的情感等等心态特征正趋变异。没有喟叹和悲悯，既非悼史怀古，亦不伤时怨世，前有古人，后有来者，面对浩瀚无尽的历史文化，只有严峻深沉的思考和指向未来的选择。同样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具有特定阶段性的狭隘的伦理规范和审美观念在宏观的视野中自然也失去了它们衡常的稳态。
如果从表象上看，这篇小说似乎不加掩饰地描写了人性的丑恶和愚昧，但作品中描写的内容被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予以表现出来，仅仅使用上述概念来进行解释就显得简单化了，更不用说只是给以道德化的判定和纯审美观照。比如愚昧、作为愚昧的对立面的文明虽有其程度之分，文明本身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在任何时代，它又表现为一种局限手限制。文明与愚昧，互相对立着，斗争着，但常常又交织在一起。再如丑，在同一种意义上，作品中的丙患不同于罗丹的《欧米哀尔》和委拉士凯兹的《寨巴斯提恩》。艺术家创作的老妓的造型和官廷侏儒的画像，目的是要揭示丑中隐含的美，剥露出丑陋的皮囊中属人的情感，让一颗真实的灵魂跳脱出来，从人生的象征角度表现出外在的生理畸形和内在心灵的对立。丙总的形象是另一种范围和层次的象征，一种文化的畸形产物，其中涵映的是愚昧与文明的对立。
我们从丙患所由产生的文化环境中反思历史，发掘民族文化的“根”，一种文化形态的胚胎和原型。不是单纯为着审美的静观，而是包涵着审美的层面，但又为了更加深沉更加宽广的文化思考。选择和进取；通过对“一种原始的、直接式样中的历史”（卢卡契）的再现，“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韩少功：《文化的“根”》）。因而这种眼界和胸襟实是得之于深沉而阔大的文化意识。
由这种眼界和胸襟所萌生的创作意向，给韩少功的作品带来一种深沉而旷远的境界。在这部中篇中，值得注意的是由动态和静态的交织所形成的内在结构。
鸡头寨确乎象一块活化石，时间似乎在这里凝冻住了，似乎世世代代这里的一切都毫无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情感，民风俚俗，包括极其低下的耕作方式，寨子之间无休无止的打冤家，鬼神崇拜，占卜仪式，禁忌法规，从远古到如今，好象从来如此，代代相传。就连人也是一样，那个一辈子只能发出两种声音（一是“爸爸”，二是“X妈妈”。两种音响符号表示一喜一怒两种最简单的生理性反应）的丙崽，不就老是长不大、自生至死都是一个“睚眦大的用也没有”的“奶崽”吗？
——此为静态。
从长沙到湘西，从平原到深山，从现代文明的大城市到苗、侗、瑶、土家族所分布的寨子，留下了作家有意识考察楚文化源流的脚迹而沿着这条路似乎又无意识地探寻到了另一条文化失落的线索——
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
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
行行叉行行兮开坳口，奶奶和公公兮真难受。
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鸡头寨由于打冤家（以及其他无尽的天灾人祸的自然为害和自我找毁）直接引发的威胁整个寨子生存的危机，于是人们“赶着牛、带上犁耙、棉花、锅盆、木鼓，错错落落，筐筐篓篓”的“过山”了。唱着这支流传久远的满含民族痛苦的歌，这属于“凤的传人”的一支就这样从“东海”到“西山”，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向更深远的山林里去了”。这也是一个象征，表现了一种文化逐渐衰蔽、退化和销匿的行程——一条只遵循单向不可逆的“文化隔离”规律的行程——此为动态。这使人想起本世纪人类学考古中的那些惊奇的发现：隐匿在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崇山峻岭、热带雨林和蛮荒海岛中的稀罕的部落，自然地理环境保护了它们，却又限制、封闭了它们，隔断了它们文化交流和进步的道路。
静态的文化原型和动态的历史演化的交汇，标示出文化反思的坐标点，这对着眼于现实和未来的选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韩少功的《爸爸爸》是能给予我们某种启示的。
当前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文化热”流，包括有两个文面的倾向。一个姑妄称之为“文化人类学”派，主要致力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追思、考查。这中间包括汪曾祺、韩少功、郑万隆等作家。另一类姑妄称之为“社会心理学”派，偏重从当代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情感态度中去反映积淀在现实人生和个体心灵中的民族心理情感的底蕴。这方面的作家有陈建功、叶之蓁、张承志、阿城等。也有在创作中兼及两者而得之的作家，如贾平凹、郑义、李杭育、乌热尔图等。这样划分比较简单粗略，事实上，不少作家是常常致力于两个方面的思考，并力求在创作中获得综合的把握。
饶有意味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综合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普通社会学，可能是今天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的方向之一，这确实值得思考。
总的来说，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文化反思应视为十分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现象。
这种思考并不是社会生活前进的附属物，恰恰相反，它正是使历史向前迈进的前提。
但我们的着眼点毕竟要落在现实的土地上。因此，以民族文化为基石，以新的大文化意识——即文化不仅是归属于意识形态的精神现象，而且是表现在人类社会的一切结构构成中，是人类社会各种领域的眼本质的特征——为指针，从更宏观更开放的角度，把当代人的情感心理当作一个整体（其中也包括以一定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为范围的区域），从较长的时间跨度上进行把握，这可能是我们文学的重要的历史使命。
（原载《当代文坛》1985年第10期）
我是不是个上了年纪的丙崽？
严文井
——致韩少功
少功兄：你七月八日的信很快就收到了，十一日我就找齐了三篇小说，并立即开读，印象颇佳。为了证实我不存偏见，我发动老伴也来阅读它们。她的勇敢的称赞使我信心加强，我决心再一次阅读，目的是为了仔细品味，大约在十七、八这两天里，全部工程俱已完成。回信则晚了几天，这是不得已。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无事”之“忙”把我捆住了。
确实，近年来，我也有了些不合乎我性格的交际应酬，但这个界限很不好定。
对于和朋友们的互相探讨，我从来没有列入“应酬”范围。和朋友交谈，兴之所至，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不知晚之将至，也不知晨之将至，我不大想到掌握时间，因此老伴又颇以为我是喜欢谈和听废话、喜欢浪费光阴，说而不能行（未抓紧写）的，给了我不少好心的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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