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集 作者:韩少功-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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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把这些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作夷？

　　夷是中原古人对周边弱小民族的描述。从字面上看，弓人为“夷”、马桥人凭什么还以为地平线以外那些繁华而发达的都市还在靠打猎为生？还是一些没有学会农业生产的部落？

　　一位人类文化学教授告诉我，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只有一个小小的学派否认中国处于世界的一心，即春秋时期的名家。以至后来有些人对名家不大看得顺眼，对他们的国籍问题都产生了疑问：“公孙龙子”一类的名字，古里古怪的，莫不是一些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的雅号？郭沫若先生破译甲骨，认为中国的天干地说受到过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凌纯声先生也猜测中国古史记载中的“西王母”部族，不过是巴比伦文Siwan（月神）的译音，推论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以前，就有外来文化流入，华夏古文化的来源可能十分多杂。这些都加强了人们对名家来历的狐疑。当然，对于一国文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即便公孙龙子们真是一批外国学人，他们的声音还是十分微弱，至少从没有撬动华夏族关于自居“中央之国”的观念，也很难削弱中国人的文化自大感。马桥人的一个“夷”字，流露出明显的华夏血统，暗藏着他们对任何远方事物的轻蔑和不以为然。马桥人的先辈从来没有考虑过公孙龙子们的忠告，这种固执竟然在语言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晕街
　　

　　普通话里有“晕船”、“晕车”、“录机”之类的词，但没有马桥人的“晕街”。

　　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只在街市里发生，伴有面色发青，耳目昏花，食欲不振，失眠多梦，乏力、气虚、胸闷、发烧，脉乱，呕泻等等，妇女患此病，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包括枸杞、天麻、核桃什么的。

　　因此，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也很少在那里过夜，更不会长住。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整整瘦了一圈，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他说苦哎苦哎，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多吃腌菜。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外加多打赤脚，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

　　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汽油味、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不大可能致病。事实上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我离开马桥之后，读了些杂书，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就像催眠术。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听到说睡觉，就可能真睡了；听到说鬼魅，就可能真见鬼了。同样的道理，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一旦他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那么，事实上的敌对状态，反过来会更加应证他的预想，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

　　这一类例了揭示了另一类事实，不，严格地说不是事实，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或者说再生性事实。

　　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它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众口烁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想到这一点以后，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我带她坐汽车，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待下一次坐汽车，我预告她会晕车，结果，她情绪十分紧张，坐立不安，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这一类试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就像一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呢，“劳改犯”呢，“上帝”呢，“代沟”呢……在相关的条件下，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还会造就什么？

　　我没法说服马桥人。

　　我后来知道，本义若不是因为晕街，也差一点吃上国家粮。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在专署政府当马夫，以后很可能当干部，前途一片阳光。他像其他马桥人一样。总觉得街上的日子问。那里少见姜盐豆子茶，没有夏夜星空之下的水流声，没有火塘边烤得热乎乎的膝盖和膀裆……他的马桥后不大容易让人听懂。他也没法像街上人起床那么早。他总是忘记扣好裤子的前档总是遭同事的嘲笑。他不习惯把茅房叫作什么厕所，也不习惯茅房分男女。

　　他也学习一些同事的习惯，比方说用牙刷，用水笔，甚至跟着耍耍篮球。第一次上场他忙得满头大汗到下场时还没有摸到球。第二次上场。对方抢了球则要攻篮，他突然大叫一声“停——”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目光一齐投来。他不慌不忙走出场，揪了一把鼻涕，又回到场内，对球员们若无其事地挥挥手，“太急火了，太急火了，慢点来。”

　　他不知道场上的人们为什么发笑。他听出了笑声一有恶意。他揪鼻涕有什么不妥么？

　　伏天，街上比乡下要燥热得多，热得好没良心。他晚上在街上游荡，看见一些女学生从面前跑过、穿得真是下，短裤下露出了大腿和脚。他还看见树荫下一排排竹床，上面有陌生的女人正在摇扇睡觉。一种类似熟肉的气味来自她们的下巴、赤足、腋下的须毛或者领口偶然泄露出来的一轮雪白。他觉得全身燥热，呼吸急促，脑袋周围一圈痛得难受——肯定是晕街了。他抹了半盘万金油也没有用，请人在他背上刮出几道红红的瘀，还是脑袋炸，嘴巴也烧出了一圈泡。他挽着袖口恶狠狠地在街上转了几个来回，一脚把草料筐踢出丈多远：“老子走！”

　　几天之后，他从乡下回来了，火气尽泄，笑眯眯地拿出山里的粑粑，分给同事们尝新。

　　那时他的一个哩咯嘟在张家坊，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寡妇，身肥如桶，消除他的火气绰绰有余。

　　专署离马桥足有两天多的旱路，他不可能经常回去泄火。他向首长报告，他有晕街的病，马桥人都有这种病，享不得富贵。他希望能够回山里去作他的两亩滂田。

　　首长还以为他不安心养马，给他换了个工作，到公安处当保管员。在同事们看来，他有点不识抬举，就在到任的第二大，居然对处长老婆非礼——当时那婆娘正在研究床上的一件毛衣，两手撑着床沿，屁股翘得老高。本义有点高兴，朝触目抢眼的屁股拍了一巴掌，“看什么看什么？”

　　婆娘大吃一惊，红着脸开骂：“你这个臭王八蛋，你是哪里拱出来的货？你想做什么？”

　　“你怎么开口就骂人？”他对旁边一位秘书说，“她如何嘴巴这么臭？我只是拍了一下，……”

　　“不要脸的你还敢说！”

　　“我说什么了？”

　　本义一急，就说起了马桥话，说得嘴巴要抽筋也没有什么人能听懂。但他看见那个臭婆娘远远地躲到了墙角，听懂了她嘴里真真切切三个字：“乡巴佬！”

　　领导后来找一义谈话。本义一点也不明白领导有什么可谈的。好笑，他这也算犯错误？这也算调戏？他不过是拍了一巴掌，拍在哪里也是拍，他在村子里的时候谁的屁股拍不得？他忍着性子。没同领导斗嘴。

　　领导定要他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没什么根源，我就是晕街。一到这街上，火就重，脑壳就痛，每天早上起来都像是被别个打了一顿。”

　　“你说什么？”

　　“我说我晕街。”

　　“晕什么街？”

　　领导不是马桥人，不懂得什么叫晕街，也不相信本义的解释，一口咬定本义是拿胡言乱语来搪塞。本义感到高兴的是，因祸得福，一巴掌倒是把他的处分拍下来了，他的差事丢了，可以回家了！以后又可以天天吃姜盐豆子菜还可以每天早上睡懒觉了！他拿到回乡通知的时候，高高兴兴地骂了一通娘，一个人进馆子狠狠地吃了一碗肉丝面，喝了三两酒。

　　多少年后，他有一次到县里开一个于部会，碰到自己在专署的老同事胡某，以前的一个小通讯员。胡现在当官了；在会上说的“三个关键”“四个环节”“五个落实”，本义完全听不懂了。胡轻轻顿着纸烟的动作，向右上方理一理头发的动作，吃饭以后还要漱漱口而且用把小刀削苹果的动作，本义也感到十分陌生，十分惊讶和羡慕。他在老同事下榻的招待所客房里手足无措，对着明亮的电灯也盼不开眼。

　　“你呀你，当初是亏了一点，也就是一件小事么，不该处分得那么重。”胡抚今追昔，给了他一个已经削皮的苹果。

　　“不碍事的，不得事的。”

　　老同事叹了口气，“你现在是不行了，文化太低，归队也不合适了。你有娃崽没有？”

　　“有，一男一女。”

　　“好呵，好呵，年成还好？”

　　“搭伴你，锅里还有煮的。”

　　“好呵，好呵，家里还有老的？”

　　“都调到黄土公社阎家大队去了。”

　　“你还很会开玩笑。你婆娘是哪里的？”

　　“就是长乐街的，人还好，就是脾气大一点。”

　　“好呵，好呵，有脾气好呵……”

　　本义不知道对方的“好呵好呵”是什么意思，以为对方这样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会为他作出什么安排，给他什么好处，但终究没有听到。不过，这个晚上还是很令人愉快。他感激老胡事还没有忘记他，对他仍然客气，还接济他十斤粮票。他还回想到多年前处长婆娘的那一个圆圆臀部，有片刻幸福的神往。散会的那一天，老同事还要留他多住一晚。本义说什么也不同意。

　　他说年纪大了，现在更晕街了，还是回去好，老同事要用他的吉普车送本义一程，本义也连连摇手。他说他怕汽油味，平时路过加油站都要远远地绕道，根本不能坐车的。他旁边的一位干部证明，这不是客气话，马桥一带的很多人都怕汽，情愿走路也不坐车。县汽车运输公司不久前把长途线路延伸到龙家湾，意在方便群众，没料到一个月下来没有几个人来坐车，只好又取消那一趟班车。

　　老胡这才相信了，挥挥手，目送本义的身影上了路。　

　
黄皮
　　

　　“黄皮”是一条狗，极普通的黄狗，没有更多的特征成为我们取名的依据，它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没有主人。因为知青的粮食多一些，父母还多少给些贴补，知青户的锅里就多一些好闻的气味。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气，脏了的饭。馊了的菜，随手就泼到了地上或倒进沟里。日子一久，黄皮在这里吃油了嘴，几乎就在这里生了根，满怀希望的目光，总是盯着我们的碗。

　　它也熟悉了知青的语音。要把它从远远的地方叫来，要它对什么目标发动攻击，非用城里的长沙话不可。若是用马桥话，它就东张西望地看一看再说。马桥人发现这一点以后，十分生气。

　　它甚至熟悉了我们的呼吸和脚步声。我们有时候晚上外出，到邻近的村寨串人家，到公社里打电话，回村时已是深夜。我们爬上天子岭，马桥在我们的脚下，沉没在缓缓流动的淡蓝色月光里，离我们至少还有五六里路。在这个时候，无须说话，更无须打口哨，远远的马桥就有了动静，一线急促的碎践声从月光深处游游而出，沿着曲折小道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最后化作一个无声的黑影，扑向我们的袖口或衣襟以示欢迎。

　　每次都是这样。它对五六里开外任何声响的捕捉和识别，它不惜辛劳的狂奔式接应，总是成为我们夜归者的温暖，成为提前拥抱上来的家。

　　我不知道我们离开马桥以后，它是如何活下来的。我只记得，在罗伯遭疯狗咬了以后，公社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打狗运动。本义说黄皮最没良心，最应该打，操着步枪亲自动手，连发了三枪没打到要害。黄皮勾着一条流血的后腿，哀呼着窜上岭去了。

　　夜里，我们听到了房子附近的坡上有狗吠，是它熟悉的叫声，叫了整整几个晚上。也许它十分奇怪；它可以听到我们远在天边的脚步，了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它如此近切的呼救？

　　我们当时忙着要招工离开马桥，顾不上它了。甚至没有注意它的叫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我多少年后重访马桥时总算认出了它，认出了它只有三条腿的一跛一跛。它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重新靠着墙脚闭上双眼睡觉。它又老又瘦了，多半的时候只能卧着，也听不懂长沙后了。我伸出手摸一摸它的头，它抽搐了一下猛醒过来，毫不客气地反过头来大咬一日，当然并没有真咬，只是用牙齿把我的手重重地夹了一下，表示威胁和厌恶。

　　这条没什么说头的狗再次看我一眼，掉头而去。　

　
后记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后，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自，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

　　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数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运，他们关于暂的词汇量破该说是最大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