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集 作者:韩少功-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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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愿意与黑相公分享秘密，今天说一条：“复查屋里昨天有一堆鸡毛”；明天又贡献一条：“罗伯前两天在岭上跌了一跤”；后天再压低声音透露：“水水的娘家来人了，挑来了两个猪娃。”

　　牟继生对这些秘密也没有什么兴趣，要他拣下的讲。仲琪不好意思，吞吞吐吐好一阵，自己先红了脸，下定决心作出贡献。他说起复查的娘，说她多年前有一次中午睡觉，迷迷糊糊醒来，发现自己身上压着一个男人，居然不是复查他爹。但她实在太困，没力气反抗，也无意弄清楚这人是谁，就叫里屋喊：“三伢子，来来来，老娘热死了！你看这个无聊的家伙在搞什么名堂！”她的儿子在里屋睡觉，也没有醒过来。但这一喊已经足够，把模模糊糊的人影吓走了。她舒心地翻了一个身，继续呼呼大睡。

　　“就没有了呵？”牟继生大失所望，觉得这一条秘密还是没有多少意思。我后来发现，仲琪和牟的关系还是渐渐密切了起书。牟以前一到了晚上就吵吵嚷嚷要熄灯睡觉，现在居然常常独自外出，有时候很晚才归窝。问他到哪里去了，他神神秘秘，含糊其辞，眉宇间藏着一丝得意，一不小心冒出一个有枣味或者有鸡蛋味的嗝，让我们大为震惊也嫉妒万分。他是不会让我们分享口福的，打死他他也不会吐露真情。这一点我们完全知道。问题是，后来我们查出他的嗝与仲琪相关，我们还知道仲琪帮他打过糍粑，仲琪的婆娘帮他洗过被子和鞋子。我们怎么也觉得费解：仲琪那家伙平时最小气，不找张三不找李四，为什么对傻乎乎的黑相公如此讨好？

　　夜里，我们已经入睡好一阵，被一声暴怒的推门惊醒。点点燃油灯，发现黑相公怒气冲冲地在床上大口出气。

　　“你怎么了？”

　　“老子要捏死他！”

　　“哪个呵？”

　　他不吭。

　　“你是说同意老倌？”

　　还是不吭声。

　　“他什么事得罪你？”

　　“睡觉！”黑相公把床板碾出一阵吱吱呀呀巨响，把别人都闹醒了，自己却最先发出了声。

　　次日下午，仲琪的套鞋声响上门来，蛋大的毛主席像章在胸前忽闪忽闪。“毛主席说，欠钱是要还的。搞社会主义哪有欠钱不还的道理？”他响亮地咳了一声，“我今天无事不登三宝殿，牟继生不还钱，还谷也可以。”

　　牟从里屋冲了出来，“我欠你什么钱？你这个老货！”

　　“欠没欠，你心里明白。”

　　一次次都是你要请我吃的。我没讨，我没要，吃了的都屙了，你要就到茅厕里去要！“

　　“同志，你不要赖，你还要好好学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翅膀还没有长硬，还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懂不懂？讲老实话，你黑相公的什么事情我都烧得，只是不讲。我是对得你起的！”

　　仲琪的话暗含着威胁。

　　“你讲呀！讲呀！”

　　“我讲？硬要我讲？”

　　“你不讲就是我的龙2”

　　“好吧。去年种花生的时候，队上的花生种每天都短秤，你屙的屎里有花生你以为我没看见？前几天，你说是洗澡，其实是在做什么？……”

　　黑相公脸刷地红了，扑上去，揪住仲琪往外推，把他的脑袋咚的一声顶在门框上，顶出了仲琪的惨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我们怕真地打出人命案，上去揪住黑相公的胳膊，奋力把他们分开。借这个机会，仲琪从我的腋下钻出去，叭嗒的套鞋声响到了地坪里。

　　外面骂骂咧咧的声音远了，我们问牟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他要老了搞下的。”

　　“怎么个下法？”

　　“同他婆娘睡觉！”

　　有一刻的沉默，有无限的惊讶，然后是我们的猛笑。一个女知青惊叫着跑开去，再也不敢露面。

　　我们后来才同明白，仲琪没有生殖能力，拉住黑相公替他代劳。“牟哥，这就是你没有味。”“有吃的有喝的，还有别的。”“这么好的事你一个人瞒得严丝密缝呵。”我们十分开心，坚决不接受黑相公的表白，坚决不同意他把自己从仲琪家的床上开脱出来。

　　“你看这个鳖人好无血！”他装着没有听见。

　　“你骂什么人呢？老实坦白：睡过没有？”

　　“你敢睡？你看他那个婆娘是个人？看一眼，饭都吃不进！老子情愿去睡猪婆！”

　　“你不睡，他屋里的鸡你又去吃？”

　　“哪里有什么鸡呢？一只鸡吃一个月，每次都是一瓢汤，还没尝出味，就空了碗。不说还好，说起来气死我。”

　　下午的地上，黑相公的事成了主要话题。我感到奇怪的是，除了复查，村里的人都不认为仲琪有什么不对。可怜仲琪他一心同你黑相公交朋友，供你吃香喝辣容易么？他自己身体不好，想借一个种，续下香火，也是人之常情。他又没有逼你结婚，只不过是想借你一点点不打紧的东西，有什么难的呢？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哟。

　　兆青还说，退一万步，你黑相公不答应就不答应，吃了人家拿了人家那么多，不还是没天良的。

　　知青当然不同意这些奇谈怪论，整整一个下午词他们喉干舌燥地争吵，口口声声要告到公社会，决不能让仲琪那老倌诱奸我们的革命知识青年。一般群众这么说说，也就算了。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也没两句公道话。他来召开知青户会议，要一个知青先读上几篇报纸上的社论。读完了，他也一觉睡完了，打个哈欠，问牟继生：“你去年偷了队上好多花生？”“我，我也就是抓了几把。”

　　“一粒花生籽种下去，要结出好多花生，你晓不晓？”

　　“本义叔，今天是说仲琪，这同花生是两码事。”

　　“什么两码事？小事上也看得出对集体是什么态度，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感情。

　　上个月挖塘的时候，把兆青的姓崽打起哭，也是渠吧？“本义朝大家瞪眼。

　　没有人说话。

　　“看问题就是要全面地看，要历史地看！毛主席说，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

　　“我当时太气了……”牟继生心虚虚地辩解。

　　“气也不能打人。打人是什么作风？你是知识青年还是街痞子？”

　　“我以后……不打就是……”

　　“这还差不多，错了就是错了，做人就是要老实，明明错了还狡辩什么？就这样吧，也不用写了，算了，扣你三十斤谷。”

　　本义反背着双手已经起了身，一个圆满解决了问题的样子，出门的时候还缩了缩鼻子，似乎闻到了我们伙房里的蛤蟆炒青椒的香味。至于仲琪的事，他说会要解决的，会要解决的。

　　其实后来不再提起，算是不了了之。

　　我现在回忆起这件事，发现道理是有用又没有用的，是讲得清又讲不清的。

　　在马桥党支部和广大群众特有的道理面前，我们的奇怪和愤怒一点也不管用。牟继生继续被舆论指责，他拒不向仲琪供退还钱物也不赔谷的态度，甚至成了不义的铁证。他从此显得有些消沉，故意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比如吞吃瓷片或者独臂举起整整一架土车，比如一个人打油榨让伙伴都去睡觉，也很难重新引起众人的惊，还有欢呼或者追随。他的霞妹子也离开了他——大概那位长着娃娃脸的女知青不愿意把自己与仲琪的婆娘联系在一起，即使这种联系毫无根据，她也无法逃脱这种想象。到最后，只相公有一天突然胸前戴满了毛主席像章，出现在我们面前。

　　“牟哥你这是做什么？”

　　“解放台湾去呵。”他笑了笑。

　　我吃惊地盯着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目光已经完全陌生。

　　黑相公被诊断为癔病，户口退回城里去。据说他仍然很健壮，还能打篮球，也能在城里看电影、被香烟、骑车上街，大活人一个，只是不大认得人，偶尔有点胡言乱语，喜怒无常，大概属于癔病的早期阶段。有一个老同学在大街上见到过他，捶了他一拳，他眨眨眼，迟疑了一会，还是掉头走了。　

　
问书
　　

　　我再次见到复查的时候，他头发泛白，还是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腿低，搓着手，定局要我到他家里坐一坐。我实在没有时间了，看他不屈不挠地立在一边默默地候着，没有办法，只得从命。我后来才明白，他是想抓住这个机会，让我看一看他写的书，一叠写在帐本纸上密密麻麻的草稿，装在一个塑料化肥的袋子里，夹杂一些草须。墨水的质地也不大好，墨色淡褪，很多地方看不大清楚。我惊讶地发现，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大胆的研究：

　　他要推翻圆周率，修改举世公认的

　　我不懂数学，没法对他的研究提出什么意见，对他的石破惊天之论也充满着怀疑。

　　他淡淡地笑，把烟丝搓软了，往竹烟管里填着。他说隔行如隔山，你是可能看不懂。你认不认得上头的人？

　　“什么人？”

　　“搞数学的人。”

　　我赶忙说：“不。”

　　他眼中透出一丝失望，脸上还是笑，“不碍事的，我再找。”

　　我回到城里以后，他给我来过信，不谈圆周率了，谈一些语文方面的事。比方他认为“射”与“矮”是完全颠倒了的两个字。“射”是一寸之身，自然是矮。

　　“矮”呢，从矢，才有射的含义。他把这个意见写成了给国务院以及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信，托我找熟人递上去，递给“搞语文的人”。

　　在另一封信里，他说马桥人以前说读书是“问书”，他爹就是这么说的。学问学问，不问如何有学？相比之下，现在的“读书”没有什么意思，倒有过于重视文牍死记呆背的倾向。他建议全国的学校里还是恢复“问书”的说法为好，更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　

　
结草箍
　　

　　复查读过高中，是远近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不但是个好会计，又吹得笛子，拉得胡琴，对老人恭敬有礼，办起事来细心周到，细白脸皮走到哪里都是女子们注意的目标。他对此视而不见，目光从不胡乱放置，总是从正前方向平直前伸，投向一些较为可靠和安全的对象，比如田士和老人的面孔。对女子们的叽叽喳喳的作姿作态，对她们羞涩或惊讶的用，他是不知道呢还是装作不知道？人们琢磨不透。

　　有些女子看见他来了，故意把秧插得稀稀拉拉东倒西歪，看他管不管。他是干部，当然要管。但睑上没有任何表情，公事公办地说一句“把秧插好”之类的话，一步都没停留就走了。另一个女子，见他来了，故意摔一跤，肩上的一篓茶叶泼散了一地，哎哟哎哟地喊痛，着他来不来帮一下。他是干，当然来帮，但脸上还是平静如常，帮着把茶叶找回篓子里，挎上肩朝前面先走了。

　　他不觉得有个人还坐在地上，还在擦眼泪，这个事情比茶叶更重要一些。他光说一句“对不起我先走一步”，是远远不够的。他也不觉得女子们多了一些花花的衣服，多了一些插在头上的桂花或桃花，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一双眼睛顶在额头上！有什么了不起呢？”女子们对他没肝没肺的高熬越来越无法容忍，越来越义愤填膺。当附近几个来找复查娘提亲的人都让复查断然回绝之后，这种义愤渐渐有了集体性质，从马桥蔓延到四乡，成了远近众多待嫁女子的共同话题。她们在赶场的时候相见，在公社开什么群众大会时相见，有时免不了要凑在一堆，同仇敌汽诋毁那个人的笛子，那个人的胡琴，那个人的白睑皮。她们说马桥已经出了个红花爹爹罗伯，只怕又要出一个红花爹爹二世，对不起，说不定要出个皇帝不要的阉倌子。她们对自己的这一番恶毒十分开心，笑得流了眼泪。

　　她们也许没有那么愤怒。但她们的感情总是在集体中得到了放大，女子们一旦成了堆，事情就不一样了。细胞和神经不大管得住，不痛也痛，不痒也痒，不高兴也高兴，不愤怒也愤怒，凡事不闹过头是不行的。

　　最后，她们中间的十多个人偷偷结草为誓，相约谁都不准嫁给那个人，哪个没有做到，变猪变狗，天诛地灭。

　　这叫作结草箍。

　　时间一年年过去了。复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草箍，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针对他的神圣形式。他并没有攀上什么龙王大玉皇妹，最后收下的一个婆娘，头发都梳不齐整，头上像是顶着一个鸡窝。这个鸡窝成了十多个女子长达十多年来坚守誓约团结抗敌的乏味结局。当然，她们现在早已纷纷离开娘家，作了他人妇。她们中间的三个人本来不是没有另外选择的，替复查提亲的媒人先后上过她们的家，表示过复查娘的意思，也是复查的意思。但她们有约在先，结过草箍的，不能做不义之人愧对各位姐妹。她们怀着一种对往日言词的忠诚，一种抱复的快感，一种公而忘私的激情，决然地摇了摇头。

　　在我看来，誓约如同嘴煞，也是语言的暴政。上述三个女子中的一位，张家坊的秋贤，就是在这种暴政的强制下后来嫁给了一个兽医。不能说这种强制有什么太大的恶果。她学会了裁缝，家境也还算富裕，只是夫妻性子有点不太合得来。如此而已。

　　一天，天快下雨了，她做完了上门生意骑着脚蹬车回家，说不出哪点不乐意，不想回家了，决定去她一个同锅伯伯家宿一夜。她在路上遇见了一个汉子正在打娃崽，胸口砰然一跳，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的白头发，这么多的抬头纹，这么乱糟糟的裤头一只高，一只低，居然是以前的复查！如果不是这个老倌子对她怯怯地矮了矮脑袋，算是点头，她一定怀疑自己认错了人。

　　“复查哥……”她觉得这三十字已经生疏。

　　“唔唔……”对方含一脸苦笑，“你看他讨不讨厌！就要下雨了，偏偏不肯走、”

　　“科科，坐我的车么？”秋贤的目光投向娃崽。

　　娃崽对女人和脚踏车眼睛发亮。

　　“不坐，同小叔说，不坐车，不耽误她的事。”

　　“不打紧，我反正要经过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