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集 作者:韩少功-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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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来自艺术界。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写了一个画家，属现代派，但他真诚地推崇提香等古典派画家，很少提及现代派的同志。他后来逃离了繁华都市，到土著野民所在的丛林里，长年隐没，含辛茹苦，最终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现代艺术的支点，创造了杰作。这就是后来横空出世的高更。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且看现在从外汇券到外国的香水，都在某些人那里成了时髦。但在这种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缩和毁灭之中，中国文化也就能涅（般木）再生了。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对东方文明寄予厚望。他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经衰落，而古老沉睡着的东方文明，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之下，隐退后而得“复出”，光照整个地球。我们暂时不必追究汤氏的话是真知还是臆测，有意味的是，西方很多学者都抱有类似的观念。科学界的笛卡尔、莱布尼兹、爱因斯坦、海森堡等，文学界的托尔斯泰、萨特、博尔赫斯等，都极有兴趣于东方文化。传说张大千去找毕加索学画，毕加索也说：你到巴黎来做什么？巴黎有什么艺术？在你们东方，在非洲，才会有艺术。……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吗？在这些人注视着的长江、黄河两岸，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里正在出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这是我们的安慰和希望。

　　在前不久一次座谈会上，我遇到了《棋王》的作者阿城，发现他对中国的民俗、字画、医道诸方面都颇有知识。他在会上谈了对苗族服装的精辟见解，最后说：“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大家都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1985。1

　　（选自1996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之韩少功随笔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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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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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作品
　　韩少功

　　那一次艰难的夜行，山路泥泞，冷雨瓢泼，简直让人觉得已经在地狱里死过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夜行也许会在回忆中逐渐变得轻松、有趣、回味无穷、甚至成为自我夸耀的资本。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位混上了官职的庸才，到任之时让人们惊讶和刺眼。但只要他把这个官一直当下去，若干年以后就可能让人们心平气和，一旦责令他去职，有些人甚至反而会不习惯，甚至会为坐到台下去的他感到委屈。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同一次夜行，在数年前与数年后，已经味道大异；同一个庸官，在数年前和数年后，也已经是印象迥别。时间就是这样一个魔术师。它可以使苦难变得甘甜，可以使荒唐变成正常。它还可以抚平伤痕，溶化仇恨，磨损心志，销蚀良知，甚至使真实消失无痕，使幻象坚如磐石。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是可靠的吗？公正的吗？以为善行都得善报而恶行都得恶报，这一套公平交易足尺实秤的市井规则，与一笔历史的糊涂账有什么关系？

　　我们总是在时间里，一切所为也总是被时间之手操控。欲速不达，事缓则圆，是指办事切忌求快。兵贵神速，夜长梦多，则是指办事务必求快。这都是对人类活动的各种不同时间变量的描述，出自人们杂乱无章毫无定规的时间经验。于是，“时机成熟”便成为一句谶言密咒似的日常用语，常常焦聚着人们决策时的全部直觉和全部思虑。“时”与“机”，一是时间，二是机缘。如果说机缘是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把握、可以创造的各种具体条件，那么时间则常常承担着无可捉摸的神秘命运，或者说是实现着人们无法穷知的无限因果之网对我们的暗中规定。

　　事情就是这样：处于特定的时机，正义可能遭到践踏，谣言可能奉为真理，诚实可能遭到唾弃，恶俗可能蔚为时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切好心人在这个时候只能接受自己虚弱无能和四处碰壁的“生不逢时”。但同样是因为特定的时机，不可一世的强权转眼间不攻自溃，众口一辞的欺骗转眼间云散烟消，多少显赫逼人的风云人物不知不觉就成了垃圾，而多少智慧不凡的忠告穿过历史的岩层重新被人们聆听。种种时间的作品实属奇迹。考虑到这一点，一切在逆境中的好心人其实无须气馁。如果说，他们以善抗恶常常没有什么现实优势的话，那么他们至少还可寄望于一个最后亦即最大的优势：时间。日久见人心者，日久得人心也。他们必须明白，不仅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需要“持久战”，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事业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持久战”的事业，从来都需要以时间积累作为制胜的筹码。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历史又是可靠的和公正的。因为各种对历史的扭曲和误读无论怎样有效，但总是面临着一定的极限，即难以完全失真和永远失真的极限。瓦釜雷鸣或指鹿为马，往往只能得逞于一地一时。一切超过失真极限的历史虚构，特别是有悖于大多数人正当利益目标的历史虚构，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沉淀和淘洗。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半乐观主义地说，历史常常显得既公正又不公正：公正于大体，不一定公正于小节；公正于久远，不一定公正于短暂；公正于群类，不一定公正于个人。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双重品格。这与任何概率只能显现于大数统计而无法验证于局部个别的两重性，是差不多的道理。但这有什么不好吗？站在一个千年的终结之处，我们回望身后一代代人的战争、革命、劳苦建设以及后来种种毁誉褒贬，感慨历史之剑多少次及时劈开了人间正道，但也感慨历史之雾多少次遮蔽了人们的双眼————而且还有多少不公正的个人故事可能将永远深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下，多少个基督、佛陀、老子、柏拉图、马克思、爱因斯坦作为历史的小数已被删除，永不为我们相识。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悲哀所在，但这也正是历史得以灿烂动人的前提。

　　又一个千年即将到来，我们面对滚滚而来的无限光阴，不知道时间这一片透明的流体还将怎样改变我们的记忆和想象，不知道还会遭遇自己怎样的惊讶和醒悟。

　　听着嘀哒嘀哒的声音，我们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