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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书-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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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思贤操》、《平沙落雁》、《关睢》三曲，亚弗苏三学了《秋鸿》、《渔
樵问答》、《高山》三曲，喀难敏达罗学了《流水》、《洞天春晓》、《禹
会涂山》三曲。其中有些琴曲的难度较大，可见他们的琴艺已达到相当水平。
这个时期，我国与朝鲜在音乐文化上仍继续交往。朝鲜的音乐歌舞仍不
断传入我国，明宫廷中就有专门表演“高丽舞”的乐工（《明史》）。明洪
武三年（1370 年）与永乐三年（1405 年），我国政府曾两次赠给朝鲜乐器和
乐曲。十五世纪前半期，朝鲜李朝世宗（1418—1450 年）当政，他十分重视
音乐事业。为此他任命朝鲜著名音乐家朴堧（1378—1458 年）为乐学别坐、
奉常寺判官，专门从事整理朝鲜的民族音乐乡乐和从我国传入的唐乐。李朝
世宗十二年（1430 年），朝鲜政府派遣典乐黄植到我国考察雅乐和宫廷燕乐，
并描制了各种乐器的图样，带回朝鲜。明弘治六年（1493 年）。朝鲜著名音
乐理论家成偅Ъ凇袄衷核亍兑枪臁芳捌祝昃枚侠谩保虼烁莸笔彼�
能收集到的资料，编了一部《乐学轨范》。书中详细记载了朝鲜使用的乐律
理论和雅乐、乡乐、唐乐的乐曲、乐谱、乐器、乐队组织和舞蹈、服装、道
具等。书中讲到，当时乡乐已使用从我国传入的拉弦乐器“牙筝”（即轧筝）。
此外，当时朝鲜已使用我国传入的律吕字谱和工尺谱，其中工尺谱与宋代姜
白石使用的符号完全相同。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朝两国人民在音乐文化上
的传统友谊。
我国与新加坡在音乐文化上也有了交往。大约在清代后期，我国的粤剧、
闽剧、潮剧已在新加坡流行。其中粤剧的影响较大，戏班分男、女两班，六、
七家戏园几乎经常演出《新嘉坡风土记》。
我国在元代时已有欧洲键盘乐器传人。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
意大利人利玛窦、庞迪我等人来到我国，他们送给我国一架有四十个音的古
钢琴。这种琴弹起来声音幽雅悦耳，深受我国人士的喜爱。明朝政府为此立
即选派太常寺的四个乐工来学习弹奏。他们在庞迪我的耐心教授之下，学了
很久，终于学熟了一首欧洲乐曲。清初，来我国访问的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就
更多了，其中葡萄牙人徐日升（1645—1708 年）和意大利人德礼格，一向“精
干音乐”。他们来我国后，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在康熙的支持下，他们教
授了古钢琴和欧洲乐理的基本知识，还介绍了当时欧洲通行的五线谱，这种
五线谱后来曾编入1745 年宫廷刊印的乐书《律吕正义续编》中。
这种记谱法，实即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五线记谱法的前身。
《律吕正义续编》曾经认为，“从此法入门，实为简径”，就是说，这
种记谱法简单可行，长处是极为明显的。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
未能普及，但是，它的传人，对我国音乐的发展是极为有益的。
第六章近代音乐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持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
一步一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这时开始，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
前，属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苦难日益深重。人民为
了摆脱这种处境，展开了英勇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一八五○年的太平天
国革命、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等。人民的斗争给帝国主义和腐朽的清朝
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清朝的没落和崩溃，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产生了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也具有反帝反
封建的要求。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这就是一
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
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十分软弱，所以，它虽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但不能完成反
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历史证明，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完成这一
任务，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和光明。
在近代的中国社会中，既有阻碍历史发展、维护旧制度的旧文化，这就
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又有维护人民大众和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文
化。音乐艺术正是在这种新旧文化的斗争中发展的。从主流来看，它在此时
期出现了新的面貌。传统民间音乐，如民歌、戏曲、说唱、器乐、歌舞等，
从内容到形式都注入了新的因素。民歌中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歌曲和
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歌曲。明清以来影响很大的戏曲剧种昆
曲，在清代末年走向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道路，逐渐衰落下去。北京政治
形势的暂时安定和经济的繁荣给京剧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博
采不少地方剧种之所长，发展成为居于全国首位的大剧种。京剧著名艺人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是我国戏曲音乐的宝贵财富。随
着全国各地城市经济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群众多方面文化生活的需要，高
腔、昆腔、弦索、梆子、皮簧等声腔系统的剧种相互交融，形成了多种多样
的新剧种。很多地区的说唱和歌舞向戏曲形式过渡。这些新兴的地方戏和小
戏，各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色彩，它们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和
艺人们世世代代集体创作的成果，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其主要剧种有徽戏、
汉剧、粤剧、川剧、湘剧、闽剧、秦腔、山西梆子、河北梆子、锡剧、吕剧、
黄梅戏、二夹弦、柳腔戏、评剧及各地的花鼓戏、花灯戏、采茶戏等。
近代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发展壮大，茶楼、戏馆、书场等娱乐场所大量出
现，农村的说唱艺人纷纷进入城市。明清时期流传的弹词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各地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又产生很多新的说唱曲种，如湖北大鼓、广州粤曲、
广西文场、四川清音、扬州清曲、河南坠子、山东大鼓、京韵大鼓、西河大
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山东琴书等。
民间器乐在近代也有变化和发展。苏南吹打乐、河北、山东、山西的吹
奏乐在曲调上更为细致和丰富。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促使这些地区产生了
新的乐种，如广州一带的广东音乐，形成于本时期末。以上海为中心，广泛
流行于江浙一带的丝竹乐也很盛行而活跃。全国各大城市中有一批文人对古
零、琵琶的乐曲做了整理和创新的工作，出现一些新的演奏曲目，并使不少
传统曲目得以保存下来。
本世纪前后，欧洲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传人中国。在音乐艺
术上有西洋音乐的初步输入和学堂乐歇的兴起，这是我国音乐史上的新事
物，它促进了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对我国音乐的发展具有启蒙的意义，为
反映近代的社会现实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提供了西洋音乐技术和新的音
乐形式、休裁。当然，在这时也有一些人或盲目崇拜西洋或利用它们宣传落
后和反动的东西；还有另外一些人则畏“洋”如虎，固步自封，仇视和抵制
一切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极力维护封建文化。但是，这两种人的活动在近代
史上不占主导地位，它们的存在正是新旧文化斗争的反映。
近代音乐文化有别于古代音乐文化，它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其
优秀成果属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取得的一切成
就都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创造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揭开了无产阶级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音乐文化的发展也开始进人新的历史阶段。
一、民歌
近代产生了大量的革命民歌，它们与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是紧密结合在
一起的，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这一点与以前历代的民歌有很大的
不同，现介绍如下几首。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英美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很
多封建官吏、土豪劣绅吸食鸦片，清政府把吸食鸦片的巨额耗费转嫁到人民
身上，并迫使农民放弃粮食生产种植鸦片，严重破坏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农
民的生活也更为贫困。流行于河北地区的民歌《种大烟》真实地反映了这个
社会现实，它的曲调简练朴实而富有乡土气息，唱起来真切感人。
一八五一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支农民
革命队伍浴血奋战、坚持斗争十八年，给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当时流行的《四月榴花火样红》、《“长毛”来到曹州府》，在革命斗争中
起了积极的宣传和鼓舞作用。
这首民歌在山东一带传唱，歌词形象鲜明，生动朴实，把太平军如火如
茶的斗争生活比喻像四月里怒放的石榴花一样红火炽烈。又把他们看做是从
天而降的神兵，做杀富济贫，拯救百姓的好事，生动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
对太平军的拥护和爱戴。
另一首民歌是《“长毛”来到曹州府》
这也是山东地区传唱的民歌。歌词更具体地描述了太平军每到一处，杀
富济贫，放粮分财，使广大人民群众有吃有穿，兴高采烈的情景。曲调朴素、
流畅，表现了一种欢乐、喜悦的情绪。
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冲击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后，清王朝的反
动统治已经大大削弱，统治集团内部有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主张投靠
外国侵略者，使用“船坚炮利”的洋武器，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以维护其
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蒙族民歌《引狼人室的李鸿章》便愤怒痛斥了李鸿章
卖国投敌、镇压人民群众的罪行。这首民歌流行在内蒙鄂尔多斯地区，当时，
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地区作恶多端，激起了蒙族人民攻打教堂的“仇教”运动，
此歌就产生在这场斗争中。它的曲调深沉宽阔，表现了人民的愤恨心情和孕
育着的巨大而深厚的反抗力量。
一九○○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原名义和拳，十九世纪末活动于
山东、河北一带。开始，它是一个反清的民间秘密团体，后来举起了“反清
灭洋”的旗帜，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展开了武装斗争。产生于山东地区的民
歌《义和团》，以其坚定有力的音调和节奏，表现了这支农民起义军毫无畏
惧的革命英雄气概。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
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这次革命当中，一九一
一年十月的武昌起义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起义的成功，很诀在全国掀起革
命高潮。湖北地区流行的民歌《行军歌》就具体反映了十月十日起义军齐集
楚望台清兵军械库，歼灭顽抗清军，占领武汉三镇的胜利情景。曲调豪迈有
力，表现了起义军的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心。
反映近代广大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所遭受的灾难和贫
困的民歌也有很多，如山东地区农民在家乡无法生活，纷纷出走山海关，在
东北垦荒谋生，即所谓“下关东”。有一首民歌《下关东》描写了他们在长
途跋涉中所遇到的艰难困苦。
山西河曲地区人民在家乡破产、无法生活时，也不得不远走他乡，出外
谋生，这就是“走西口”、“跑口外”，下面这首民歌便反映了他们离乡背
井的生活。
近代，由于帝国主义雄厚资本和廉价商品的输入，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
工业的发展。民族工业的基础是非常薄弱而不巩固的，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
如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业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
资本家的压迫，生活尤为贫困。此时出现了早期的工人歌曲，如流行在青岛
地区的一首纱厂女工歌曲《做工五更》，便反映了纺纱女工的悲惨生活。
另一首工人歌曲《矿工苦》描写唐山开滦煤矿工人的生活。这首歌是河
北地区的常用曲调，直到解放前夕仍很流行，可以改动部分乐句重新填词。
旋律委婉流畅，有一定的感人力量。
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对各少数民族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也激起了各族人
民的反抗，并在近代爆发过多次的武装起义。维吾尔族的沙迪尔（1788—
1871）就是一位领导维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英雄人物，他曾多次被捕、流
放，但始终顽强斗争，最后被清朝统治者杀害。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民歌手，
创作过不少歌曲，如《水渠之歌》、《流浪之歌》等至今为人民传唱。人民
也编了很多歌曲来歌颂他的事迹，《沙迪尔》就是其中一首。这首歌以深沉
宽广的音调表现了沙迪尔虽然身陷囹圄，但仍坚持斗争的英雄性格。
其他反映少数民族人民抗清斗争的民歌还有苗族民歌《张秀眉》、回族
民歌《高大人上口外》等。
各种传统的民歌体裁在此时期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号子、山歌、小调
等，都与近代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表现了多种不同的题村内容。号子是在
劳动中创作和传唱的，它与我国人民笨重的劳动方式和艰苦的劳动条件有
关。在音乐上多无固定的程式，可随时即兴编唱；曲调淳朴自然，唱词通俗
易懂；节奏虽自由，但整齐划一；多以一人领唱、众人帮腔的方式演唱，在
劳动中起振奋精神、协调动作、解除疲劳的作用，如搬运、打夯、采石、伐
木、车水、打粮、打渔等均有号子。近代，因港口码头运输繁忙和各种工商
业作坊的发展，又有很多搬运和特定工种的号子流行，如杠棒号子、搭肩号
子、盐工号子、竹麻号子、榨油号子、打蓝（染料制作）号子等，很多号子
的唱词都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小调反映的社会生活则非常广阔，很多小调源
于明代以来的俗曲，不少小调流传很广，在不同地区曲调往往有所变异，并
被编配上不同内容的歌词，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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