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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恩仇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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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天津的高论，传回北京毛泽东耳里，自然引起极大的不满意：资本家剥削有功？奇谈怪论，马克思主义跑到天津去了？是马克思还是牛克思？
不久，刘少奇更有另外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不悦。那是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观赏了一部由香港左派影业公司拍的影片《清宫秘史》后，随口评论说；反映戊戌变法、光绪维新、抵御外侮，是爱国主义的影片。毛泽东也偕江青同志（尚未称夫人，名不正言不顺只能称同志）审看了《清宫秘史》。之后毛泽东慎重其事地给中央政治局成员们写下一封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有人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影片，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
刘少奇没有替自己的观点解释、答辩。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这是他应有的修养。最令他吃惊、失望的是，毛泽东无视一九四六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经济建国方针」，而执意推行蛮横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以专制性手段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自知无力反对，亦别无出路。他只有紧跟毛泽东，拥戴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才会稳固，日子才会安宁。此后，他兢兢业业管党务，管党的组织工作，甚少过问意识型态领域的事，不再对任何文艺作品表示看法。正如他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而从不过问军队工作一样。这两样都是毛泽东的权力禁脔，不容他人涉足的。
至于中南海内的另一实权人物周恩来，更是谨言慎行，事事小心，在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竭尽忠诚。于是在中南海内，形成有趣的权力格局：毛泽东高高在上，君临一切。党务系统的刘少奇与政务系统的周恩来，则在毛泽东面前唯唯诺诺，比赛忠诚。至于刘、周之间，则表面上相互尊重，实际上互不买账，偶尔还相互拆台，示以颜色。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文件批示往往在国务院被打折扣，周恩来事无亘细均越过刘少奇直接听命于毛泽东。周氏内心里一直不认刘少奇为老几，论资历、论功绩、论人事，都轮不到你刘少奇坐第二把交椅。也好，伴君如伴虎，迟早你刘氏要饱尝虎威的；刘少奇则深知周与毛在井岗山上结怨甚深，毛对周只有使用而缺信任。熟悉党内斗争规律的刘少奇自然明白，自己与周恩来保持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其实于两人都有好处；倘若两人关系密切，毛泽东一旦生疑，就于两人都大大不利了。
我们可以说，当年毛泽东起用刘少奇，就是为着降低周恩来，制衡周恩来；毛泽东使用周恩来，也是为着牵制刘少奇，慎防刘少奇。权力的天秤必须有毛泽东亲自掌控。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深知帝王权术三昧，对党政军大臣的信任，绝下可以一边倒。这次拉甲批乙，下次则拉乙批甲，亲疏有度，不让任何一方得势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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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丰泽园家风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毛泽东还在中南海内成功地营造成了一种「家庭式气氛」，或可称为「大家长风格」。毛泽东习惯在自己的住处——丰泽园菊香书屋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经常留下常委同事们用餐。政治局常委会由党主席、副主席加上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组成，亦即：毛、刘、周、朱、陈、邓（一九五八年后加上林彪，一九六0年后扩大到彭真列席）。这样，即便会上有什么分歧，会后一顿美食，相互敬酒，谈谈笑笑，问题也都获得解决。毛泽东还经常为个人的烦恼问题，如江青哭闹、贺子贞回国、韩战丧子、儿媳改嫁、神经病儿子毛岸青娶亲之类，请常委同事们来参加劝解、说合，帮忙解决。毛的家事也成为国事了。在这类场合，毛泽东还会请上「中央五老」也来参与：董老必武，徐老特立，谢老觉哉，林老伯渠，吴老玉章。
最后当然是一顿团聚家宴式美餐做为结束。
举行一家宴」招待政治局同事们，成了毛泽东在中南海权力顶峰的一项「专利」，实为一种「赐宴」。从未听闻过刘少奇在福禄居、朱德在海晏堂、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过毛泽东。至于比刘、朱、周又小了一号的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等人，就更无资格在家中宴请毛泽东了。
若论家庭生活，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物中，确是最为「失和」的一位，前妻贺子贞回国不能进北京，江青又经常哭哭闹闹，给毛泽东的家室平添出一股乖张暴戾之气。江青为什么哭闹？只为丈夫好色不倦。跟身边的护士、女秘书乃至专车司机的婆娘都要来一手。毛泽东已经厌倦了江青。一九五二年后他干脆与江青分居，把江青发配到丰泽园外西北侧的「静园」去居祝「静园」假山林立、花木杂陈，当年为慈禧太后老佛爷囚禁光绪皇上于瀛台之时，安置光绪皇上两位宠妃的住处。不同的只是江青同志是失宠之后，才来入住的。毛泽东将江青赶出丰泽园后，甚至放出过「这辈子下要再看到这个女人」一类的狠心话。毛泽东还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与江青离婚。但事涉党和国家的领袖形象，政治局同事们都不便附议。倒是周恩来热中于在毛江之间当和事佬，多次说服江青向毛主席道歉、认错，请主席息怒。主席是诗人气质，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就那么回事嘛，要顾全大局，顾全党的利益，你江青只要保住夫人的名分就行了嘛。
对于周总理的劝和，江青不得不俯首听命。毛泽东却抱定冷置江青之心，两次去苏联访问以及后来年复一年地巡行大江南北，从不带江青同行。这倒也好，各地都有美女伴舞伴浴，北国佳丽、南国仙妹，极尽眠花宿柳的浪漫乐趣。
中南海内，却另有五对夫妇家室和睦，儿女满堂：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朱德康克清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周邓无己出却收养了许多烈士子女），陈云张普桩夫妇，邓小平卓琳夫妇。其中又以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堪称表率，令人称慕。王光美虽然是刘少奇的第五任妻子，年龄上也比刘小了二十三岁，但她美貌温存，有文化教养，懂礼知分寸，对刘少奇的生活照顾体贴入微，真正当了刘的贤内助。最为难得的，是刘少奇前四次婚姻留下五名儿女，加上王光美与刘少奇所生的四名子女，共有九个儿女，王光美均视同己出，知亲知疼，调理得整个家庭乐融融的。刘少奇每逢外出，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去外地视察、出席会议，都一定带着王光美同行。王光美既是刘少奇的夫人，还是他的私人秘书和护士，还兼任了「半个医生」。中南海内，毛泽东家事一团糟，与刘少奇家室和睦极尽天伦之乐，形成鲜明的对照。江青冷居静园，除了怨恨风流成性的丈夫，就是咬牙嫉恨王光美了。中南海内曾经有人私下议论，莫看毛主席是大福相。却只有艳福没有妻福；莫看刘主席一副苦相、劳碌命，却有妻福……毛泽东见了王光美，也常常感叹：光美呀，你和少奇是形影相随，举案齐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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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默契
然而历史也偶有例外。一九五四年，刘少奇和周恩来曾经达成默契，联手整掉了毛泽东的爱将高岗。那时刻正是中共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敏感时日。中共各路人马面临一次新的党政权力再分配。毛泽东私下里授意「东北王」高岗反周恩来，并许诺高岗取代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则任全国政协专职主席，当政治花瓶，做做统战工作。
高岗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另一创始人刘志丹死于抗战前线》，一九二五年秋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央苏区红军残部「长征」，投奔到陕北根据地，才结束逃亡，站住了脚跟。当年延安曾经流传过「陕北救中央」的议论。高岗本人则另有一番高论——「军党论」，认为中共党组织是因为有了红军武装力量才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刘少奇作为靠地下斗争老家的白区路线的代表，自然是无法认回高岗的「军党论」，颠倒党与军队的关系，主张「枪指挥党」，违背了「党指挥枪」的毛泽东思想原则。「军党论」的实质是反对刘少奇。因之，当年轻气盛、雄心勃勃的高岗向周恩来发起挑战时，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便都站到了周恩来一边。
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不管怎么说，都是中南海里的一位好管家，大家都觉得好共事，好相处。一旦让咄咄逼人的高岗出任总理，当上大管家，眼睛里只有一个毛主席，大家的日子就甭过了。
高岗却不争气。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对他的错误言论进行尖锐批评时，他竟然拔出手枪来要自杀。这一来更犯了众怒，政治局成员中的绝大多数无视毛的旨意，要处理高岗。毛泽东一时回天乏术，只好撒手不管。毛泽东以养病为名，去了南方，没有出席处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中央全会。
中央全会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任项目组组长，提出报告，通过了关于开除高饶党籍、交付法律处理的决定。高岗这才觉得上了毛泽东的当，被毛氏所出卖，被关入监狱不久即自杀身亡。
处理「高饶反党联盟」之后，刘少奇、周恩来都巩固了各自的势力。刘少奇当年在华北局的得力干将安子文，取代饶漱石当上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执掌全党的人事大权；周恩来则调自己的老部下、上海市市长陈毅（原华东野战军时期饶漱石的老对头，陈为司令员，饶为政治委员）进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成为周氏在中南海内的臂膀。
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则仍任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刘少奇在党内的声望日益上升，他除了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还主持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并兼管农业工作。
一九五五年起，毛泽东急于在全国城乡强制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报告》。他决心消灭农村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而热中于从农民手中收回土地所有权，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此事，他委托刘少奇、邓子恢去具体执行。刘少奇、邓子恢头脑比较冷静。如放手让下边搞集体化，搞大生产。吃大锅饭，广大农村必然出现混乱局面。因之他们决定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煞车」，泼泼冶水，而一口气撤掉了全国二十万个不符合条件的农业社。相信此事，刘少奇当时向毛泽东汇报过的。但一年之后，毛泽东因「八大」党章中取消「毛泽东思想」一词而对刘少奇大为下满，凡有会议，就指刘少奇、邓子恢两位是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脚女人，砍掉全国二十万个农业合作社是右倾问题。
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毛泽东交给周恩来、陈云二位去推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指示末打折扫，全国大中小城市以股份形式，将资本家所有的工厂、商店、大小企业，统统收归国有，名曰「公私合营」，一夜之间，私营变公营，资本家当工人。大小城市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事后证明周恩来代表中共设计的「企业产权股份制」实为一个大骗局，一次最大规模的巧取豪夺，没花一文钱，就将全国所有私人企业统统没收，收归国有，亦即为共产党所有。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立了一大功劳，却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对他的疑虑。
一九五六年前后，刘少奇除了砍农业合作社，还有另两件事使得毛泽东大为光火。一是在中共「八大」之前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修改党章时，德高望重的彭德怀元帅，基于苏联大搞斯大林个人迷信所产生的严重恶果。提出在新的党章里，应当取消「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指针」一条，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在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朱德、陈云表示可以研究，周恩来则不示可否。最关键的是刘少奇，他非但没有反对，竟然表明态度说：毛泽东思想最初由他提出，并且也是由他提议放入「七大」党章中去的。现在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他尊重党内多数同志的意见。事后毛泽东苦笑着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刘克思的马列王义修养，修到家了。」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元日一社论的出笼，更是引起了毛泽东对于「刘、周联手」的猜忌与警惕。听任事情发展，刘、周二位一旦亲密合作，毛泽东必然党政军三权尽失，只好去当一名「马嵬兵变」之后的唐玄宗了。事情要从一九五六年秋天说起。周恩来、陈云率领一个阵营庞大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赴苏联参观取经，学习苏共在各行各业如何推行计画经济。代表团在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苏共领导人向「中国兄弟」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及其教训，并奉劝「中国兄弟」不要以战争方式搞经济建设，不要犯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周恩来、陈云回北京后，在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访苏观感，并转达苏共领导人的告戒。毛泽东亦出席会议听取了汇报，并表示要虚心听取苏共领导人的意见，吸听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刘少奇则高度评价了周、陈二人此次的取经访问活动，并指示「中宣部一和《人民日报》社写一篇社论，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名义发表，作为一九五七年全党全国经济建设事业的指导方针。会后，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宣部和《人民日报》的一个写作小组，写出了一九五七年的元旦社论：反左倾，反冒进，稳步地进行社会王义建设。社论最后由刘少奇审订，交《人民日报》于一月一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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