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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十字(没看,但一共有3部)-第2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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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轻人姓唐名棣，以我对历史的了解，当然知道他不过是个默默无名之辈。但是有才情却默默无名的，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青史能容纳的人，毕竟有限。唐棣家里是四川的大地主，祖父辈也做过官，他就在太学读书。我知道宋代政治开明，太学生议论之风，不下于东汉，这些人衣食无忧，前途光明，对这个社会多有抱负，也是正常的事情。
这一天他邀我一叙，本来一是好奇，二是喜欢“我的”词，不料高谈阔论之下，因为我对前朝史实颇熟，而且议论中常有新奇的观点，竟然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我不治经典，他却大不以为然。谈及我的处境，他知道我忽遇大难，前事全然忘记，便知道我定然处境尴尬，临别时竟然送了一锭银子给我。
银子在宋代虽然不是主要交易货币，却也是很值钱的。我知道唐棣颇有任侠气质，也并不拒绝，坦然收下，便告辞了。
第二天，我找到一个钱庄，把银子换成一包钱，置了一身衣服换上，然后问到附近的煤窑，又到茶馆打听了一个煤窑的价钱，就前去城外，想买下一个煤窑。那些百姓也并不抬价，这煤窑虽然是他们生活的来源，但是我出钱既多，买下后又许请他们做工，他们也就痛快的卖了。然后我设计了蜂窝煤的各式炉子，又找铁匠打造了做蜂窝煤的工具，又是请人来做煤卖煤。就这么忙了几天，那煤窑原来的主人叫石三，和我竟然同姓，我看他为人也很朴实，就让他负责帮我招呼那些琐事。
其实天气已然转冷，蜂窝煤的好处显而易见（并且买了那种做煤球的工具后，普通人家都可以自己做煤球），当时百姓也并不困苦，中等以上人家还用得起，这玩意很快就畅销起来。等到资金稍稍宽裕，我便叫铁匠打了一只北京炉子送去太学给唐棣。其后这种北京炉子也投入市场，不过价格稍高，却只有大户人家才用得起了。
唐棣虽然不太看得起生意人，但是对我这种新奇的发明，却也很是赞叹。不到一个冬季，我就由一无所有变成一个小财主，也是唐棣所料想不到的。但是我所得意的却是这是自己来到古代后，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第一个变化。
第二节 印刷术
更新时间2004…3…27 20：17：00 字数：0
虽然我很快就成了一个富人，但是基本上我不是具备冒险精神的人物。我很清楚的知道这种煤炉的制造方法给我带来大利润的时间不会超过这个冬季。所以当我的身家达到几十万钱的时候，我在汴京周围置下了地产，并且登入户籍。在耶元1069年快要过去的时候，大宋的汴京户册里，多了一个不显眼的名字：石越。
我现在拥有数百亩的田产和大片的土地，在乡间也有自己的房子，并且有不少奴仆。虽然对于人人平等的观念我深表赞同，但是我并不拒绝享受被人服侍的感觉。而对于唐棣来说，这也意味着我走上了正道，他和他的太学生朋友开始和我频繁的交往。
做为回到古代的同志，我知道有几项工作是必作的：火柴和玻璃可以挣钱，炼铁和造枪可以强国……当然，还有印刷术可以推动文明的发展。这些东西虽然我不知道其细节，但是学历史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要尽量的博闻强记，所以大体的东西我还是知道了。为了避免忘记，我把这些都整理成小册子，我并不担心失去机密，这个世界没有人看得懂我的简体字。
这几天来到我家里和我交游的太学生们，并没有在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人物。除开唐棣外，一个叫苏巩，一个叫王石，虽有几分才情，却也不特别出色的人物，只是和唐棣都是一个类型的，慷慨任侠。这三个人都是蜀人，对王安石变法颇多议论。象他们这样有功名的人议论朝政，批评时局，在宋代来说是相当正常的事情，特别是还算开明的北宋。但是如今两党相争的时期，我也很担心他们的前途因此受到影响。而我一般却只谈些史事趣闻，我不想惹上大麻烦。
为了制造火柴，我开始派几个机伶的家丁去湖北荆门寻找磷矿，我知道那里有一个现代叫钟祥的地方号称“中原磷都”，另外四川的什邡，有李冰陵园的地方，也有很好磷矿，我另找了几个人过那边去看看情况。
历史记载，北宋初年就出现了“发烛”，那是一种火柴的雏形，是用沾着琉璜的杉条磨擦起火。但是这种火柴并不方便，而我要制造，却是现代安全火柴。我知道将白磷隔绝空气加热到250℃制成红磷，再把红磷和细砂做成胶糊涂在火柴盒边上，火柴的药糊则用可燃物三琉化二锑、氧化剂氯酸钾及催化剂二氧化锰，调成胶糊沾在浸过石蜡的木棒上。使用时火柴头和盒边的红磷相摩擦，红磷局部变为白磷引起燃烧，这种火柴不仅无毒，而且必须在涂有红磷的特制火柴盒上摩擦才会着火。
但是理论的东西要变成实作是相当困难的，且不说我并不知道四川和湖南的磷矿是白磷还是红磷，仅仅对于开采和提炼的流程，我就完全不知。而现代火柴的药糊，我自己既不会做，也无法请教当时的人。我不能不深深感叹，钱，并不是那么好挣的。
但是好歹也要试试。只是想想那些回到古代的同志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出火柴来卖，我却这么束手束脚，就不得不感叹人比人，气死人。
在等待那几个家丁的消息的同时，我在汴京城里雇了几个老琉璃工，我给他们的月薪不低，且答应让他们在我的庄园养老，他们也就很痛快的答应过来了。这时候我要做的，就是试制出玻璃来。我并不指望做出多么高级的奢侈品，要知道吹玻璃是一门要求相当经验的技术，没有二十五年以上的经验，想要做出那种美奂美仑的玻璃艺术品，无异是开玩笑。我的要求很简单，做出透明的玻璃制品来，就是成功。当然，最重要的是镜子。
配方倒是很简单，一份生石灰，一份半纯碱，七份半石英石（在此鸣谢端木赐兄），温度达到八百度的时间，就可以出炉了。然后就是吹的艺术了。买来练铁的设备，然后把大体的事情一交待，就让那几个琉璃工去试制了。一边试炼一边记录，我也不指望这么快弄出来，但是出于好奇心，我也天天守在炉边，偶尔指点指点。
一个月的时间就忽忽过去了，炉里出来的什么玩意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出玻璃。那钱花得我也蛮心痛的。现在煤炉的市场我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利润少得可怜，难不成真要我在这大宋当个地主了此一生？
玻璃没生产出来，但是对环境的污染却不好忽视。这些细节方面的经验慢慢也总结不少，科学家要习惯失败，我决定要坚持投资，只是个人来讲，到那炉边去视察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技术上的事情，全部交给那几个琉璃工了。
很快就到了春节，熙宁三年的春节很是热闹，我在现代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春节。我也慢慢习惯做一个宋朝人了。偶尔把后世一些词人的佳作让歌女们来唱，一夜间就可以传遍东京，现在整个汴京都知道在京师的郊外有我这么一个隐士词人，据说连王安石也夸过我的词写得好。偶尔也有些文人慕名来访，我也就刻意结纳，不管新党旧党，全不得罪。
做为一个后世人，我是很知道的，如果得罪旧党我还无所谓，但是得罪新党，只怕我会死得很惨。所谓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象我现在这样无权无势，就只有走终南捷径，刻意给自己营造一个大隐隐于市的形象，这样我的名声一大，政客们就会对我比较客气，这也是我的自保之道。
因为我毕竟是个现代人，对于下人我也比较客气，并不使用暴力，也不刻薄，家丁和奴婢们很快也就很高兴有了一个不错的新主子。便是方圆数十里，石员外的名声也是好得不得了。
这个春天，最要紧的事情却不是这些，而是我来到古代后，第二件大事终于成功了。
不回到古代不知道搞发明创造的艰难。本来以为有毕升的技术，不就是把活字变成铅字吗？但是做铅字的困难，另外新型铸字机、印刷机的发明，真的不是现代人做的事情，现在才知道就算我生在几千年后，照样发明不了什么。
只不过我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什么都可以不管，这件事意义实在太重大了。所以才不惜花重金请了一堆师傅来，我提出设想，他们就反复琢磨。到最后我把我知道的一鼓脑的说出来，就让他们玩去了。
劳动人民的智慧还真是无穷的，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居然就捣鼓出一架水力印刷机和一架手摇铸字机。真是聪明呀……难怪宋代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发明。
再也没什么比这种新式印刷机的发明更让我激动的了，做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我很明白先进的印刷术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以为中国的文明程度，这种印刷术一旦普及，就会使民智大开，只要能够维持一两百年的和平，民智大开的中国将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基础。
我立即请来了唐棣和他的朋友，在酒桌上很隆重的把印刷机和铸字机的主要发明者李三朴和赵树福介绍给这些太学生，并且决定成立一个印书坊，李三朴和赵树福就是印书坊的技术总监了。即便是唐棣也不能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激动，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把两个从事贱业的人介绍给他们，更不懂什么叫“技术总监”，他们或者以为我这是一种名士风流的行为来宽容，或者是以为我吃醉了。而李三朴和赵树福却只会憨厚的笑着，不知所措的和我们坐在一起。当然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感到荣耀，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发明给他们带来的荣耀远远不是和几个士子同桌共饮可以相比的。
“汴京民智印书馆”在这个春天开张了。我妥善的保存好图纸，并且要求李三朴和赵树福监制更多的机器，我要把这些机器推广到全国，而不是仅仅为了谋求自己的商业利益。这样万一我有不测，这项伟大的发明也不至于因此而失传。
鉴于当时的历史现状，我首批印刷出版的，是《春秋》诸传和《论语》，我得小心翼翼的出版着，害怕引起儒生们的反感而把我卷进政治的旋涡，让这个刚刚萌牙的力量就这样夭折了。除此之外，我也请太学生的朋友帮我去求一些本朝文人的著作来结集出版，一方面可以因此博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好感，我只要印一本书，就可以让作者和他的门人朋友都对产生好感；另一方面，我不需要支付版税，还可以因此而挣得一笔钱。
本朝的文士们多有不错的见解和论作，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因为流传不广，而导致影响不大。把这些东西结集出版，很得儒生们的好感，而也不至于象出版报纸那样引起麻烦。当然，那些歌颂圣恩的文字，我更要选择性的出版，这样才能左右逢源。
很快，汴京民智印书馆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焦点。大量的印书坊几乎破产，因为我们印的书大批量印刷，成本低质量好，价格又相当的低廉，仅仅到了夏天，《春秋》和《论语》就满世界都是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想读书，就买得起这两本书。而那些本朝名人的文字，让我获利颇丰，只是印量就不可能有《春秋》和《论语》这么大了。
之前因为我的清名早已传遍汴京，而我这种明显带有垄断目的的商业行为在这个时候反而给我博到了令名，士大夫们因为书价的下降反而夸奖我并不是那种追求金钱的商人，穷苦的读书人因为买得起想要的书而高兴，很快有人就向皇帝推荐我，想让我去朝中做官。
在熙宁三年的夏天，在我们那个时空中被谥为神宗的年轻皇帝，给我下了一纸诏书。
第三节 第一次诏见
更新时间2004…3…27 20：18：00 字数：0
二十三岁的皇帝给我的这份诏书，让我深刻的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做隐士。然而也有一些是我这个现代人无法理解的，那就是我其实并不认识什么官员，他们为什么会举荐我呢？
赵顼在我们那个年代看来，是个英俊的年轻人。我有点近于无礼的观察着这个年轻的皇帝，思忖着他在历史上的作为，这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那个眼神中有几分傲气老头，一定就是王安石了，“他今年49岁，还有十六年好活”，我在心里飞快的回忆着，不由得有几分好笑。因为越是著名的人物，我就越知道他们的生死。
有人在呵斥着我的无礼，但是被皇帝制止了。三拜九叩首之礼是满洲的皇帝玩的把戏，在宋朝并不流行，我转过神来简单的参拜了皇帝，递上我奏折。在奏折里我委婉的表示，我并不想做官。
这种辞让很快被当成一种虚伪，于是皇帝继续要求我为朝廷服务，而我则“坚拒之”，年轻的皇帝有点恼怒，但是历史上我这样的人往往会有较好的名声，他必须答应我的请求，并且绝不能为难我，否则史官们会记上他的暴政。
然而在最后一次，他看来马上准备答应我的时候，我突然提出一个请求，我希望皇帝以给我专折上奏之权，让我能站在朝局之外，以平民的身份来关注着朝政的得失，并直接向皇帝本人提出建议。
很快有大臣出来说这与制不合，然而我的说法并非没有吸引力：
“古谚有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今日大宋相公有变法图强之议，臣虽山野贱民，亦知士大夫赞成攘助者有之，不以为然者有之，极力阻挠者有之。大宋朝廷之内，难免两党之争，变法者说变法是，非之者谓变法非，莫衷一是。陛下虽然天纵聪明，亦不免有偏信之失。倘有数人，不在朝廷之中，不在两党之内，以草民之身份观察朝政得失，上达天聪，而朝中诸君既知陛下能直达下情，则两党皆不敢虚妄诽谤，故陛下有兼听之明。又，臣身无官爵，于两党皆无所求，于两党皆无所私，臣亦不敢议论公卿，每月一折，只论市井见闻，为陛下之耳目而已，如此亦不违古制，当尧舜之世，便是山野草民，亦可向天子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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