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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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安东诺夫的说法接近于真实情况：在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５年这几年中，各条战线的武装力量在大本营的指挥下进行了将近５０次战略性战役（包括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如果说战争的前１０至１５“章”，是由最高统帅、各级司令部、作战部队在敌人的口授下“写”的话，那么其余３５至４０次，则是他们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地点和时间进行的。这部关于战争的巨著的主要人物是苏维埃人、士兵、指挥员、政工人员。而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的编年史本身，则是由各方面军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总参谋部、大本营本身创作的。在战争初期有五条战线。但是后来战略形势迫使大本营把战线划小（例如，在１９４３年７月已经有１２条战线）；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诗是在８条战线上结束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斯大林已经不加掩饰地表示确信，他已经掌握了战略、战役学、战术的“奥秘”。如果说他在战略方面确实是大有长进的话，那么在战役学和战术方面，他直至战争结束都始终是一个涉猎者。在给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罗夫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责备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部不会打仗。　　　　
　　　　“我认为，对于一个方面军的指挥部来说，由于自己玩忽职守和指挥不力而让我们的四个步兵团被敌军部队包围，是一种耻辱。战争已经开始两年多，是应该学会正确指挥部队的时候了。”紒紥矠　　　　
　　　　“是应该学会的时候了”——能够说这话的人无疑自己早已学会了。斯大林并不怀疑他已经掌握了武装斗争的艺术，就像他已经掌握了政治斗争的艺术一样。而他并不是向虚构的“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罗夫”，而是向完全具体的人物发指示。我们知道，斯大林很喜欢保密。他在搞隐蔽战略和用假情报迷惑敌人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起，用亚历山德罗夫这个化名的是华西列夫斯基，而费多罗夫就是托尔布欣。我向读者介绍一下某些统帅在作战时的化名。这些化名的使用期限是预先规定的，当然它是严格保密的。　　　　
　　　　伊·赫·巴格拉米扬——化名为赫利斯托福罗夫　　　　
　　　　谢·米·布琼尼——谢苗诺夫　　　　
　　　　尼·亚·布尔加宁——尼科林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德罗夫、米哈伊洛夫　　　　
　　　　尼·费·瓦图京——费多罗夫、尼古拉耶夫　　　　
　　　　尼·尼·沃罗诺夫——尼古拉耶夫　　　　
　　　　克·叶·伏罗希洛夫——叶弗列莫夫、克利莫夫　　　　
　　　　格·康·朱可夫——康斯坦丁诺夫、尤利耶夫　　　　
　　　　伊·斯·科涅夫——斯捷潘诺夫、斯捷平　　　　
　　　　康·康·罗科索夫斯基——科斯京、顿措夫　　　　
　　　　约·维·斯大林——瓦西里耶夫、伊万诺夫……　　　　
　　　　读了这样“译成代号的”署名，往往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斯大林坚持要这样译成代号。诚然，即使没有真实的署名也可以明白，是谁发出这类急电的。文件的正文本身就揭穿了“秘密”。例如，下面就是许多这类电报中的一封：　　　　
　　　　致康斯坦丁诺夫（格·康·朱可夫）同志　　　　
　　　　现把米哈伊洛夫（亚·米·华西列夫斯基）的看法转告您。请告知您的意见。从米哈伊洛夫的电报中看不出第５７集团军在消灭被包围的敌人的总进攻中的作用。同米哈伊洛夫谈话后才弄清楚，第５７集团军将从拉基季诺、克拉夫佐沃和齐边科地区朝着戈尔纳亚波利亚纳国营农场和巴尔卡佩斯纳亚的共同方向行动……　　　　
　　　　瓦西里耶夫（斯大林）紒紦矠　　　　
　　　　如果敌人能够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的话，典型的俄罗斯姓名未必会使他们陷入迷雾……　　　　
　　　　当时的情况是，大本营不仅把确定这条或那条战线的总任务和局部任务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规划各个战役的工作都“包揽”到自己身上。已经成立的各方向部队——西北方向、西方方向和西南方向部队——的总指挥部，立刻就被置于无权地位。大本营在各总指挥部成立以后继续超越各总指挥部去领导各个方面军，发布命令，要求执行最高统帅的各项指示。常常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斯大林需要各个总指挥部，不是为便于指挥军队，而是为了有现成的“替罪羊”，为了随时都能找到狠狠批评的对象。没有大本营的同意，各个总指挥部实质上不能指挥驻在本地区的预备队、航空部队，甚至不能作出局部性决定。在同各方面军的司令员商谈时，斯大林不仅不考虑各个总指挥部的计划和命令，而且往往顺便加以批驳。例如，在同克里木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将军打直通电话时，斯大林命令道：　　　　
　　　　必须立即开始把第４７集团军全部撤出土耳其谷地，组织好后卫，并用空军掩护……凡是与上述命令相抵触的总指挥部命令，您都可以认为是不宜执行的……紓紛矠　　　　
　　　　各个总指挥部及其为数不多的机关，经常不是被用来实现它们自己的意图和计划，而是被用来执行大本营的指令。直到最后，斯大林始终没有确定他对各个总指挥部的原则方针。各个总指挥部成立后过了几个月便被解散了。诚然，过了一些时候有两个总指挥部又重新恢复了，但也只是存在到１９４２年夏天。斯大林只把这种指挥各条战线的作战环节看作是中间环节。在实行他始终坚持的这种硬性集中制的情况下，这些进行战略指挥的地区性机关也就不可能发挥作用。　　　　
　　　　我已经说过，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战役是防御性的。而斯大林、大本营是怎样准备并进行这些战役的呢？我马上就要指出，１９４１年的大多数战略性防御战役（６至７月的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同月白俄罗斯战役，夏天乌克兰西部战役，秋天扎波利亚里耶和卡累利阿战役，７至８月基辅战役，７至９月斯摩棱斯克战役及其他几次战役）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我们进行这些战役是为敌人所迫，是敌人迫使我们接受这些战役的条件的，苏联军队的行动经常具有自发的性质。　　　　
　　　　在战前的年月里，组织和实施长期战略防御的问题，无论在训练和演习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适当的解决。如果战前有谁提出要研究在第聂伯河沿岸，在莫斯科、列宁格勒近郊组织防御的可能性，也许立即就会被指责为失败主义、叛变、背叛行为。甚至抽象地、原则地研究在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组织战略防御的问题，也没有进行过。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政策和错误行动在不小程度上为敌人搞突然袭击提供了“保证”。　　　　
　　　　大本营和各条战线的指挥部在发出进行战略防御的指示和命令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敌人前进和削弱敌人的力量，为反攻创造有利条件。后来，在斯大林本人“授意”下，宣传家们和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把进行这种灾难性退却的隐蔽意图看作是要用积极防御去“拖垮敌人”。苏联军队采取有准备的、“有计划的”战略防御大概只有一次——１９４３年夏天。斯大林不喜欢防御，性情急躁，对防御的实质没有深刻的理解。在解决防御任务时，他力图不仅用战役手段，而且用纯粹的行政惩罚办法（类似已经提到的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６日第２７０号命令和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８日第２２７号命令），发出一系列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在各条战线后方最危险的方向上加紧阻截的补充命令。　　　　
　　　　


第三部第九章　战争的“各章”（2）

　　　　最高统帅并不具有组织战略防御的经验。但是，大部分军队首长当时也不具有这种经验。同时必须考虑到，红军的大多数干部在１９４１年已经阵亡、被俘或者受伤。尽管１９４２年夏秋战局的形势可能更加有利（莫斯科会战给军队提供了道义上的“兴奋剂”，敌人已经不是全线进攻，而只是在西南方向发动攻势，并且他们的突击在相当大程度上已丧失了原来的“锐气”），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还不能够深刻理解防御战的特点。他很清楚，１９４２年夏天几次防御战役的规模已经不可能像１９４１年那样了。当时我国军队后撤的纵深已达８５０至１２００公里。　　　　
　　　　斯大林认为，甚至比较重大的退却也已经不太可能了。国防人民委员在就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３日这个节日发出的命令中断言：“由于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造成的战争条件的不均衡现象也就消灭了……只要德国人的武库中失去了突然性的因素，德国法西斯军队也就到了崩溃的边缘。”紓紜矠但是，斯大林没有考虑到，敌人的军队集结在战线的比较狭窄的地段上，集结在最高统帅没有料想到的地方，这就会重新使红军处于危急的境地，虽然不会像上一年那样危险。但是，即使是现在，敌人在战线的某些地方取得突破以后，也向前推进了５００至６００公里（大约比１９４１年少一半）。次年，德国人总共前进了二三十公里……但是，１９４２年夏天，我们并没有能够及时地制止和顶住德国军队的进攻势头，因为斯大林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始终坚持要同时进行哪怕是局部性的进攻战役。只是由于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调动，才得以把敌人阻止在伏尔加河边。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大本营只好把１００多个步兵兵团和坦克兵团、大约１５个坦克军调往西南方向。这就是又没有准确而及时地确定敌人可能在哪个方向采取主要行动的后果。　　　　
　　　　１９４１年，斯大林断定德国军队将在西南方向发动主要突击，他失算了。需要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重新部署；到我们开始冬季攻势时，苏联有一半以上的师已位于西部方向。斯大林以及整个大本营都认为，西部方向在１９４２年将是主要的，虽然他认为在西部方向进行强大突击也是可能的。但是，１９４２年夏季战局中，敌人却在西南方向发动主要突击。可以说，在战争第一阶段，大本营未能正确地确定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夏天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斯大林在这两次得出的最后结论，正如后来事实表明的那样，都是错误的。　　　　
　　　　在大本营讨论１９４２年的计划后，斯大林坚决主张，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要发出给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信，指示他们采取进攻行动。信中指出：“敌人为了阻止红军前进已转入防御，正在构筑筑垒防线。”紓紝矠结果不得不进行完全没有准备的防御战。须知斯大林提出的任务是“保证在１９４２年全歼希特勒军队”。我再说一遍，从苏维埃人的共同愿望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本不现实。　　　　
　　　　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在进行防御战役期间同各总指挥部、各方面军司令员进行商谈时并不像在军队进攻时那样感到有信心。他经常委托沙波什尼科夫或华西列夫斯基，而后来是安东诺夫去进行商谈，最后他才插手，而谈的多半是同一个“主题”，即大本营是不是同意从预备队中抽调部队；通常他都建议更积极地利用空军，还指责某个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弄坏事情”。诚然，斯大林还喜欢提醒人们注意提高警惕……他就这个问题发过数以十计的指示。没有办法：这是性格的表现。现在我援引他给各防卫部队的一些指示中的几个片断。　　　　
　　　　在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２日谈话结束时，斯大林指示铁木辛哥说：“前线接近地带必须疏散，也是为了在这个地带不留下一个密探、一个可疑的人物，为了军队的后方能百分之百地干净……”紓紞矠　　　　
　　　　同年７月２２日在同南方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进行商谈时，斯大林对情报表示不满：“你们的情报资料不太可靠。我们截听了安东内斯库上校的通讯。我们认为，安东内斯库的电报价值不大。你们的空中侦察资料也没有很大的价值。我们的飞行员认不出地面部队的战斗队形，他们把每一辆大篷车当成坦克，而且他们不能确定，是谁的军队在某个方向上前进。空军侦察员不止一次地骗我们，给我们提供不真实的情报。因此，我们对空军侦察员的情报持批判态度，抱有很大的保留。惟一可靠的侦察队是陆军侦察队，但是，你们恰好没有陆军侦察队，或者你们有却很差劲……”紓紟矠不过，朱可夫在他的一篇报告中说，有个德国士兵投到我们方面来，他向陆军侦察队供称，说晚上德军第２６７步兵师接替了第２３步兵师的防务，说他看见了党卫军部队时，斯大林又警告说：“你们不能太相信战俘……”紓紡矠他宁愿不相信几乎所有的人：战俘、侦察兵的报告、无线电截听、司令员的看法……　　　　
　　　　最高统帅在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２年间由于心里没有底（他善于掩饰），越来越积极地采取最激进的办法。其中一项同必须给阵地构筑工程有关。在莫斯科方向和列宁格勒方向各有３至５个防御地区进行了构筑，搞了一些大规模的工程。斯大林作出了史无前例的决定——建立１０个工兵集团军，它们看来起到了自己的作用。１９４２年逐渐都被解散了。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在战争开始头一年半到两年间，斯大林曾经探索过巩固各条战线防御的各种途径。　　　　
　　　　有时斯大林沉浸在一种老也抛不开的、往往是值得怀疑的想法中，于是他就设法实现它。我已经提到，斯大林相信轻骑兵师的巨大作用——布琼尼曾要人们相信，这些轻骑兵师能使德国军队的后方陷于瘫痪。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谨慎地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斯大林坚持自己的看法：　　　　
　　　　“你们对快速灵活的骑兵兵团的作用估计不足。我认为，它们的奇袭能够瓦解德国人指挥、通信、供给、后方……你们怎么就不懂得这一点呢！”　　　　
　　　　“但是，为了掩护它们免遭敌人空军的袭击，就需要有补充力量。没有空军掩护，它们是没有防卫能力的。而且骑兵师装备笨重。”沙波什尼科夫仿佛暗自考虑。　　　　
　　　　但是，反抗是无力的。每师３０００人的几个轻骑兵师开始迅速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