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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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经国死了写诗歌颂。你变成北京“四大不要脸”之一了。台湾（文学）不足看，不够看。
　　问：那大陆……
　　答：大陆的部分，我觉得除了考古、历史，好比标点《二十四史》这一类，嗯，还好；社会科学呢，就不敢讲了。小说部分呢，过去国民党时代留下一批小说，象茅盾这批人，这批人其实很烂的一批小说。那里面比较好的只有老舍，比较好一点。（其他）其实很烂的一批人，文字都很糟的。你看茅盾的文字跟琼瑶文字差不多的，那种很烂的文字。然后又出来一批“大阳红”这种文字，后期歌颂的这一批东西。然后就是“伤痕”文学，“文革”以后这批东西。我承认不好，我认为不好。
　　问：现在有一批青年作家好象还是不错的……
　　答：你讲上海的这一批？
　　问：象余华、苏童，湖北的女作家池莉等等，他们的作品您觉得如何？
　　答：噢，我没有深看。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深看。我老是犯那个毛病，就是我觉得闻这个蛋臭的时候，不需要吃它（笑）。
　　问：他们的作品更多的体现了个人的思考或经验。
　　答：在社会演变到某种稳定的时候，或者文化水平或者经济上的水平起来以后，一定会有一种文学出现，就是我讲的伪饰的文学就会出现。它也关心内心的细腻，也关心感情的生活，希望革命之声绝耳，不要再革命了，什么救国救民，狗屁了，他们不要谈这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躲开的话呢，这个文学就是高行健的文学（笑）。
　　问：就没有力量了。
　　答：这就是萨波夫说的，小孩子快饿死了，文学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们这样最注意人类精神层面的这批人，工作者，你们都逃避了，这还得了吗？你们就代表人类的良知的一部分，如果你们都逃避了，那还得了吗？
　　问：您的新作《上山·上山·爱》与《北京法源寺》有什么不同吗？
　　答：是，是，完全不同。《北京法源寺》是写历史背景，那里面都写英雄人物，只有一个女人，还是坏女人，就是西太后。这本书是以台湾的白色恐怖为背景，女孩子是可爱的，虽然它是以台湾为背景，我认为它的面很宽，因为它涉及很多哲学层面。好比说，这个女孩大腿给你看到，它给你看到的，还是你看到了它？这在哲学里面是重要的唯心论的题目。象王阳明说，一朵花在这里，我没有看到花，花就不存在。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讨论。我觉得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小说。它的优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好显出我自己的写作幅度多么宽。我可以写完全不同的两类小说，一般人做不到。你看，台湾的，去大陆了，叫做於梨华，她小说里只有一个主题，翻来覆去的主题就是养汉，女人偷人养汉（笑），太狭窄了。你象琼瑶写小说，就是这个小镇的恋情。
　　问：写作技法上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答：技法上，我认为我在处理中文的技巧上面，我觉得我太自负了。原因很简单，这分两个层面，一个文言文的阶段，一个白话文的阶段。好比说我们过去写小说，用文言文写，现在看来蛮好玩的，象《红楼梦》，不可能再用这种文体来写东西了，（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用白话文写了之后，从来没有人写成熟过，用白话来表达，没有人成熟过。
　　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涉及画面的部分，古代没有照相，没有摄影，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所以很多部分要用文字来描写。好比说《红楼梦》描写王熙凤出场时，用了一页来描写。现在，如果小说你还用文字跟画面来抢，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你要很快地过桥，让它过去。画面不能表达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好比我举个例子，象“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８个字，你用画面表达不出来，太抽象了。这才是文字的特色。我的小说部分就分得很清，知道什么时候发挥文字的张力跟它的优点，什么地方要闪躲，不能再碰它，因为那个是错误的。三轮车无法比赛得过汽车的。为什么艾略特讲２０世纪小说没落了呢？因为它们忽略了有些工具超过了小说，电影这种画面东西超过了小说。
　　
　　我是天安門
　　我的名字叫天安門，我是一大棟雄偉的建築，我不是人，人們當然也不以為我是人，但我實在是人，雖然人們不知道我會說話。
　　今天我忍不住了，在多少年來，多少人在我身上、在我面前，說了多少話以後，我要把所有人撇開，說幾句話。
　　早在七百年前，十三世紀晚期，元世祖建設京城大都的時候，我就誕生了。那時候我是大都南面正中央的城門，叫麗正門。我因為居高臨下、視野寬廣、又長命百歲，所以首先看到了元朝天下的興亡。
　　在我誕生一百多年以後，十五世紀早期，明成祖又建設京城北京了，他把大都的南面城牆更向南推了一公里，我身邊的元朝城牆給拆掉了，牆址變成了後來的枺�西長安街，我由元朝的大都南門變成了皇城的紅門，改名叫承天門了。
　　兩百四十多年過去了，明朝的天下，又在我跟前消逝了，清世祖帶兵進了北京。八年以後，我又改名叫天安門了。這個名字，一叫就是三百三十八年了。
　　八十八年的元朝天下、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天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天下，一個個都過眼煙雲以後，中華民國的五色旗、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日本帝國的太陽旗、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一個個城頭變換、大王備出，真令我目不暇給。雖然如此，在我眼花撩亂之時，卻有著一股神氣中的惆悵。
　　我神氣，為的是我老眼平生空四海，看盡了一個個朝代的興亡，固一世之雄也的天下，在我跟前，無不一個個淒涼以去，只有我巍然獨存、雄視百代：我惆悵，為的是我越老越看清了中國政局的真相，原來不是那麼簡單的誰打倒誰的公式。中國人民的眼睛，還有待進一步的雪亮起來。
　　遠的不必說，即以在我跟前的為中國而流血的事件而論，不論被殺的、殺人的，還是在台灣、在海外粉拳繡腿淚眼疾呼的，對他們說來，這是一個鮮紅的新聞事件的問世；但對我說來，卻是一個紫紅的歷史事件的翻版。——中國歷史在我眼前走過，我是活的歷史，我有資格下這種論斷。
　　你們只看到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但你們不知道，就在六十三年前，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我這天安門前，發生過什麼事。
　　那一年啊那一月那一天，國民黨聯合了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央北京執行部的領導下，由國民黨北京特別巿黨部出面，在我這天安門前，召集了十多萬學生與群眾，舉行反北洋政府的活動，他們的囗號是：「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反對軍閥的賣國行為。」在個個熱血沸騰、氣憤填膺以後，他們派出請願團，朝執政的段祺瑞的執政府請願。可是，執政府為了保護政權，終於開了槍，四十七個人被打死了、兩百多個人受傷了，成為有名的「三一八慘案」。同時通緝了國民黨共產黨要員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孟餘，認為他們煽動群罛去送死；並指摘他們「率領暴徒數百人，……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禦，致互有死傷。」
　　六十三年過去了，在我這天安門前，歷史又重演了。同樣的熱情、同樣的流血、同樣的禍首、同樣的罪狀、同樣的辯解理由。所不同的，是血流的多少、是時間的長短、是痛苦的溕睢２贿^，當毛澤枺�的豪語——「誰去鎮壓學生邉樱恐挥斜毖筌婇y！」言猶在耳的時候，北洋軍閥死而有知，他們會向我浮�笑。
　　六十三年前的抗議者，如今變成了開槍者，中國人民只會被殺殺人，不會明白。只有我明白。
　　中國古人的賦裏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我想，中國人民必須有暇自哀，以此為鑑，知道了自己的對錯，然後抗議者和開槍者才都各得答案。否則的話，不論賢或不肖，終歸於盡。長則百年、短則數載，在我這天安門前，依舊周而復始、改朝換代而已。
　　多可憐呀！
　　
　　中国人的名教思想
　　名教一词，最早是用来描写汉朝末年的清流人士李膺的，见于「世说新语」。原文是：「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不过在「后汉书」中，并没有以名教为己任的话。所以名教云云，可能是「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归纳李膺行为的话。换句话说，就是晋朝人刘义庆，以当时人的口气，说了汉朝人的话。汉朝人并没有名教的话。
　　名教一词，严格说来，最早见于晋朝人嵇康的「释私论」。「释私论」说：「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嵇康是三世纪时最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他在魏晋之际，司马家政治集团坐大后，下乡以打铁谋生，最后还是在劫难逃，以四十之年，被诬叛乱，从容就义。俞正燮「癸巳存稿」说：「乍观之，一似司马氏以名教杀康也者，其实不然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说：「司马氏实以当时所谓名教杀康者。」其实，俞正燮和陈寅恪都犯了各执一端的错误。事实上，政治瘪三杀嵇康，理由既是名教的、也是名教以外的，硬说那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大可不必。
　　以名教理由杀人，什么是名教呢？照嵇康「释私论」的原义，名教显然是指与道家自然思想对立的儒家名教思想而言。「晋书」阮瞻传中王戎有「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之问，足见名教是与自然相对的，换言之，名教与自然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歧义的一项主题。
　　所谓自然，在「晋书」乐广传中有个例子：『是时王澄、胡毋辅之等，皆亦任放为达，或至裸体者。广闻而笑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崇尚自然的人，不但在理论上上天下地，甚至在衣冠上都天体营化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到这种具体程度，还在乎什么礼法呢？
　　道家的自然思想，是上天下地的；儒家的名教思想，原始意义虽不上天下地，也相当宽，但在晋朝人的解释下，就一框再框。晋朝人心中的名教，如陈寅恪所说：「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着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嵇康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从宽处看，是儒道思想之争；从窄处看，却是标榜老庄之学，对现政权不合作。政治瘪三以违反名教理由杀嵇康，也就因此而来。
　　不过，从晋朝以后，对名教的解释，是不从窄处看的，它的定义，像滚元宵，有了核心以后，越滚越大。一谈到名教，它就涵蕴了纲常、名分、尊卑、礼法、人伦等等所有的仁义道德，成了总称。而这些仁义道德，是以君臣父子为主轴的。这就是袁宏「后汉纪」中所谓的「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任何有违这一规范的，都会被扣上「名教罪人」或「有伤名教」的大帽子，被斗得死去活来。这种名教思想，是中国人独有的法宝，洋鬼子是学不到的。（对名教的解释，有两个旁支：一个是顾炎武的「名教」，解做名誉与名声，这不外是「管子」中「名教通于天下」的别说；另一个是胡适的「名教」，乃专指姓名与文字迷信而言。皆非正说也。）
　　
　　中国人的贪污思想
　　贪污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中国人的贪污思想，除了恶与人同之外，又有它独立的特色，应该特别研究。
　　中国人的贪污分三大类，一类是贪得无厌型、一类是政治作用型、一类是应付开支型。
　　贪得无厌型是指贪污所得，根本不是用来花费，只是满足个人的贪心。明朝严嵩贪污，家产可支付好几年国防预算；清朝和�｜贪污，家产可支付20年全国预算。……………。这样庞大的贪污所得，当事人虽寿同彭祖，活八百岁，也花不完，所以这种贪污，只是病态的「贪污狂」而已。
　　政治作用型是指贪污避祸，根本不是要贪污，只是消弭人主的猜忌。汉朝萧何「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目的无他，意在告诉汉高帝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宋朝石守信被「杯酒释兵权」后，「专务聚敛，集财钜万」、「募民軰瓦木，驱迫甚急，而佣值不给」，目的也无他，意在告诉宋太祖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这样有意的贪污自污，当事人实非爱钱，但是格于人主，不得不爱它一下。此类政治作用的贪污，有的甚至是奉命的。南唐以五万两银子贿赂宋朝赵普，人主却说「此不可不受」，最后南唐派本家老弟来朝，人主除赏赐以外，秘密送来红包，打开一看，数目正与五万两银子相等！可见奉命贪污，可做为人主明察秋毫的政治作用，贪污之为用，亦大矣哉！
　　
　　应付开支型是指贪污原因，根本在入不敷出。有趣的是，这种入不敷出，并不以小官穷吏为然，封疆大吏也一样。在后魏时代，根本没有官禄之制。清官贫苦异常。如高允住草屋、吃盐菜，儿子要采樵自给，才能活命。到了明清，也好不到那儿去。明朝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活母亲妻小。到了清朝，总督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五十五两，都不能活。雍正创制「养廉银」救命，但是行之既久，物价上升，其廉也未易养，再加上财政拮据，「养廉银」也停支或减少，发挥不了作用。政府方面，一方面养廉，一方面贪污，最明显的是卖官鬻爵，做官要捐，才有官做。并且越捐越不值钱。一个知县，在干隆时要捐四千六百两才能做，到了光绪时，只要二千六百两就成交了。照许世英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