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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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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试拿清朝的「南袁北纪」来说吧：袁子才袁枚，一边写「小仓山房文集」来说教，一边写「子不语」（即「新齐谐」）来发；纪晓岚纪昀，一边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来撑门面，一边写「阅微草堂笔记」来调剂情绪，他们的作品，道貌岸然与陈仓暗度前後辉映，乍看起来，简直不是同一个人作的，事实上却明明同一个人干的好事。袁枚、纪晓岚两位，其实还算有点真情至性的，至於别人，人格分裂得就更严重：元稹为老情人莺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长庆集」；孙原湘为女朋友屈、钱两人写的诗，不敢收入他的「天真阁文集」；陈文述的情词句，不敢收入他的「颐道堂集」；而和凝呢，索性乾脆得一乾二净他做了大官以後，居然把他作的「香奁诗」全部赖掉，竟说不是他作的，是韩作的！
这些人格分裂的现象，都表示了在爱情的态度下，大家都变成了胆小鬼，戴上了面具，转入了地下。大家谁也不敢表露真情，至多做到暗通与私恋，表露到一片反常、一片变态、一片自我陷溺（selfabsorption）、一片假惺惺！
难乎为妓
中国传统中爱情出了毛病，最基本原因，是男女结交不靠自由恋爱，而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间事，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间的私事（privateaffairs），而是父母媒妁「大锅炒」的亲事。这样的结交，一开始就以家族本位代替了爱情本位，夫妻之间，想在这种本位下产生罗曼蒂克的爱情，实在气氛不足。所以，中国的爱情故事，像「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趣，为数就少。中国的女人结婚後，相夫教子，做黄脸婆，已无罗曼蒂克馀地；男人结婚後，如果想爱你爱在心坎里，对象却很特别，被选中的对象，不是别人，却是青楼情孽妓女。
以前的妓女和现代不一样。现代妓女都很忙，忙得不打话，就上床，实不考究任何水准与情调；以前妓女却斯文扫床，大家得先「小红低唱我吹箫」一番，绝不许公鸡见母鸡、公鸭见母鸭式办事。骚人墨客去找她们，必须经过基本的过门儿。这种情形，在唐朝发展得最具「规模」。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妓院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等作品，这说明了男欢女爱，不在别处，正在秦楼楚馆之中。秦楼楚馆是中国式爱情的大尾闾和大市场，中国式爱情沦落至此，想来也真可悲。
另一种变相的沦落，是佛寺道观的媒孽。由於传统中男女交际层层设限，大家只好藉可以公开见面的所在、公开见人的职业，得到不少偷情的自由。唐朝的女道士许多都是私娼，其中水准与情调，有的很高，自然就是大家漫爱的最佳人选。李白有送女道士褚叁清的诗，施肩吾有赠女道士郑玉华的诗，例子举不胜举。这种文人和「尼姑」的恋爱，相对方面，也就是太太小姐跟「和尚」眉来眼去的张本。传统里所以有这些畸形的爱情故事，究其原因，都是社会环境封杀爱情的缘故。
男乎为妓
因为社会环境封杀，另一必须点破的畸形是同性恋情况的严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乡土得要命，以中国文化和乡土自豪的，实在不可不知。
照「阅微草堂笔记」的说法，中国同性恋历史之久，可以上溯黄帝时代。中国自古就流传「美男破产，美女破居」的谚语，「晏子春秋」记齐景公与羽人的事；「韩非子」「说苑」记卫灵公与弥子瑕的事；「战国策」「说苑」记安陵与龙阳的事；乃至「史记」「汉书」记高帝与籍孺，惠帝与闳孺，文帝与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与周仁，昭帝与金赏，武帝与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与张彭祖，元帝与弘慕、石显，成帝与张放、淳于长，哀帝与董贤等的事，都是习见的例子。两晋南北朝时代，竟有许散愁向统治者自白，表示：「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不搞後庭花，竟成为一个人足以自豪的美德！可反证当时男色的普遍！
同性恋不但有普遍性，甚至普遍到别有地区性，褚人获「坚瓠集」里，就记有「闽广两粤尤甚」的「南风」，清朝的福建省、广东省以及首都北京，在这种风气上都前卫得十足。北京的特色是戏子做相公。相公者，像姑也，像姑娘而实非姑娘，当时地位还不如妓女，倡优排名，只能跟进，伶人见妓女，得行礼请安。清朝法律中明定优伶子孙以至受逼被奸的男子，不许参加联考。一律成为被联考拒绝的小子，可见多邪门儿，这种优不如倡，直到梅兰芳出现，才算人心大变。梅兰芳的出现，使举国若狂，使中国人的奇异爱情尺码完全情不自禁。这种流风，只要看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反串，看到中国人喜欢男不男女不女的「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就可恍然大悟了！
难乎为继
写到这里，大中华、小爱情的一些切片，已经稍具轮廓。大致的结论是：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对主体的、人格分裂的、胆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没有人权的、缺少罗曼蒂克的、病态的。我读古书，少说也有叁十年，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的人不快的结论。
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陈其年歌颂的「王郎」、曾国藩歌颂的「李生」，我总恶心的感到，这些都是变态，不是爱情。一如「红楼梦」里演戏过後的柳湘莲，被薛氏之子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样。你不能说这些是爱情，爱情不该这样陈旧、这样粗鲁、这样拙劣。只要稍用水准、稍讲情调，你就会发现：过去中国式的爱情，实在不及格、不及格。中华文化复兴吗？在爱情的范畴里，我们能复兴到什麽？
十一月五号报上说，台北西门闹区的情杀案，是「在某单位服役的中尉军官庄水昆，因情感纠葛愤而行凶，他先在部队内杀死了一名卫兵，并将这名卫兵的体藏放在车辆底下，然後拿了一支枪从新竹赶至台北，到自己一见锺情的部属妹妹许美月家中，将许美月击毙、击伤她的哥哥，并纵火焚屋，然後畏罪饮弹自杀」。看吧，又来了！中国式的爱情！随便一个例子，就显露给我们多少病态、多少粗鲁！但你别忘了，这种行为并不是「某单位服役的中尉军官」个人的行为，这种行为是陈旧、拙劣爱情传统的反映，只有根本不懂爱情为何物的人，才如此焚琴煮鹤、如此赶尽杀绝、如此霸王硬上弓。真正的爱情绝不这样，这样不漂亮的、不脱的，绝不是真的爱情！
现代的中国人，必须练习学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水准与情调，开展现代化的爱情。迷恋秋雨梧桐，何如春江水暖？感叹难乎为继，何如独起楼台？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中国文化和乡土都无根可寻、无同可认，虽然本是同根生，无奈土壤不对，对现代的我们实没好处。
觉醒吧，中国的情人们！大情人正等我们来做。此时不做，还待何时？难道真等地老天荒吗？别迷糊了！地老天荒只能做大浑蛋，绝非大情人。要做大情人，可得趁早呀！
「中国时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附记〕
刘声木「艾楚斋四笔」卷二有段文字记朱彝尊的「风怀诗」，他说：
吴县张应南户部藏有朱彝尊风怀诗手稿，与刻本不同涂改满纸，均有「颠倒鸳鸯」小印钤记，前後有名人题跋甚多。其妻兄吴县曹君直孝廉元忠曾亲见之。太仓某家藏有「鸳水仙缘」弹词一种，记风怀诗及洞仙歌词曲本事。吾乡姚庚甫大令景衡，年七十馀，尝为後学讲风怀贰百韵隐事，语语有证云云，语见桐城萧敬甫徵君穆庚子札记。
声木谨案：秀水朱竹坤太史彝尊，诗在我朝，虽为一大家，而风怀一诗，实为全集之玷，亦无庸为之穿凿附会，务必牵合及于某某而後已。纵使太史自暴其恶於众，後人更不必为之穷形尽象，刻画无盐，吾不知为之笺证者，欲师其事乎？抑欲师其诗乎？未免两失之矣！这段很有趣味的老夫子文字，更可反衬出朱彝尊的大勇。
（本文转录自「李敖祸台五十年庆祝十书」第六册的「君子爱人以色」）
师道与是非
我读「列子」这部书，其中有一段话吸引了我，为了醒目，我把它排成新诗的样子：
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
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
尹生闻之，从列子居。……
列子曰……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叁年之後
心不敢念是非，
口不敢言利害。
始得夫子一盼而已。
五年之後
心庚（更）念是非，
口庚言利害。
夫子始一解颜而笑。
七年之後
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
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
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
九年之後
横心之所念，
横口之所言，
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
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
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
若人之为我友。
内外进矣！
对这段话，大义理家或大考据家，自然纷纷有他们的解释，我懒得研究他们是怎麽解释
的，我只想照我自己的意思，给它来一番「李氏新解」。
我的「新解」是，这段话的妙处，乃在它把一个学生的受教育的历程，做了一番有意思
的比喻。它描写学生在老师的「春风化雨」下，对「是非」「利害」观念的层层演变，从「不敢念是非」一变为「庚念是非」，再变「庚无是非」，最後变为不知人我的是非。而这种演变，做老师的，自然随时从旁奖掖或示以颜色，老师看到孺子可教，遂由一盼到一笑，由一笑到「排排坐，吃果果」，最後浑然一体，师徒一致，形成了一个「学网」，在「学网」之中，他们谈的只是辈分和名分，谁跟你谈是非？
重名分，是中国传统的特色。子曰：「必也正名乎？」於是，在正名过程里，师生是其
中一个强而有力的名分。但是，孔子似乎觉得，老是「名分至上」、「辈分第一」，似乎也不太好，至少在「仁」面前，「名分」「辈分」应该让一让，所以他说：「当仁不让於师。」所谓「当仁不让」的「仁」字，大义理家和大考据家们又纷纷有他们的解释，我认为这个仁字可以解释做一种对「是非」的观念，一种对「是」（真理）的固执，一种对「非」厌恶。如果这样解释，我认为「当仁不让於师」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说：「在真理和是非面前，不能因为有师生的名分就马马虎虎。这是不能让的，就便是老师，我们也要批评。」读过亚理士多德的「尼可马堪伦理学」（EthicaNiachea）的人，都会在第一部第六章里，看到他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话，他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不可得兼的场合，他选择真理。
孔子说「当仁不让於师」的本意，就是在此。仁是真理，信奉真理的人是「不忧」的，
因为真理可以使自己「内省不疚」，「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所以，信奉真理的人，才会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一旦真有一个「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的局面出现了（比方说，这个局面是一个大学的文学院），以「仁者不忧」自命的人，是不是要表现一次「是吾忧也」的气概呢？
照孔子的说法，是要表现的。因为孔子说「仁者必有勇」，仁者应该表现出「当仁不让」的勇气。
但是孔子没有想到，这种表现有实际上的困难，它不能发衍为一种使人遵行的传统，原因很简单它触了另外一种传统。
另外一种传统就是中国的「名分」传统，在名分传统底下，一个讲求当仁不让的「是非」传统，是无法发荣滋长的。换句话说，传统跟传统打了架，结果呢，「师生」的名分传统胜利，「不让於师」的是非传统投降。
这种矛盾的冲突与胜负，是这位两千四百年前的老教育家压根儿没想到的，其实这该怪他自己，怪他为後人铸造传统的时候，竟不小心弄成了「两统相斗，必有一伤」的局面。
这种局面，老教育家自己就碰到了：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从是非传统来讲，叶公那边是对的：爸爸偷羊的「是」，做儿子的，除非说谎话，是无法「非」掉的；但从名分传统来讲，孔子显然牺牲了是非，他主张把「是」予以「隐」掉，唯有「隐」掉，才算「直在其中矣」！
这样看来，孔子所转引的「直道而事人」，所赞叹的「直哉史鱼」，其中所谓的「直」，并不是依靠在对「是」（真理）的固执上，而是一种对名分的屈服。屈服的结果，所谓「直道而行」云云，只不过是说着玩的，并没要你真的拿来实行。这种「直」，只能在你心「中」去实行，不能冒冒失失的搬到罗斯福路叁段来实行。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才能明白孔老夫子的心眼里的意义，才能明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大道理。
这种名分前面不论是非的做法，孔子本人便是第一个实行家。他作「春秋」，尽管称赞「直」笔的董狐，但他自己却不敢「直」笔。例如鲁国四次弑君，他不写；一次逐君，他不写；一次戕於外，他不写；狄灭卫，他不写；晋侯传见周天子，他改写。……这种不肯说真话的态度，就是我们圣人的态度。这是什麽？这是「曲」笔、这是伪善、这是曲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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