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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万岁-孔庆东-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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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对“少数民族”表现出与大多数中国作家不同的偏爱，在他所涉笔的每个少数民族中，都塑造出一至数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或则胸襟博大，或则武功神奇，或则侠肝义胆，或则深谋远虑。仅从纯粹正面的意义讲，就有木卓伦、霍青桐、喀丝丽、阿凡提、哲别、九难、何铁手、萧峰、段誉、完颜阿骨打、赵敏、小昭等十几个。其中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萧峰，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丝丽，便都是纯粹的少数民族血统。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本来是中原丐帮帮主乔峰，他武功盖世，义薄云天，是江湖上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汉，把丐帮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江湖上最兴旺的第一大帮。然而祸起萧墙，突然有人拉出最权威的证据和证人揭发他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于是他被逐出了丐帮，此后受到一连串的阴谋诬陷，落下“杀父、杀母、杀师”的罪名，和“忘恩负义、残忍好色”的考语，被视为魔鬼一般的“大恶人”。在查寻自己身世、洗雪自己冤屈的过程中，乔峰经历了数不清的身心痛苦。后来他得知自己确是契丹人的后代，本来姓萧。萧峰为给阿紫治伤，流落到女真部落，在打虎时结识了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后又义释契丹贵族耶律基，与之结为兄弟。而耶律基原来竟是大辽国皇帝耶律洪基，在萧峰又一次助他平定叛乱、化险为夷后，他封萧峰为南院大王，负责攻打大宋。萧峰虽忠于祖国大辽，但对养育他的大宋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从自己的悲惨身世和所见所闻出发，不忍眼看两族人民互相残杀。耶律洪基见萧峰抗旨，便将他囚禁。中原及其他各族群雄救出萧峰，在雁门关下，萧峰逼迫被俘获的耶律洪基折箭立誓，终其一生，不许辽兵侵犯大宋。萧峰然后以箭穿心，自杀以谢天下，用自己的生命换得了民族之间的和平。
萧峰这一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可说是全部中国文学史中最伟大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这一形象足以改变传统文化中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偏见，使人超越到民族界限之上，对一切民族的英雄豪杰给予崇高的敬仰。
《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喀丝丽，是木卓伦的小女儿，美貌盖世，天生异香。回族青年男子视她若天仙，清军数万官兵见了她，“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以至大将军不得不下令退兵数十里。香香公主是天生的“和平女神”。她与红花会舵主陈家洛相亲相爱，多少次共同出生入死。木卓伦兵败后，喀丝丽被俘入宫，献给乾隆，但她不论威逼诱骗，宁死不从。后来陈家洛为了策动乾隆——他本是汉人后代、陈家洛的亲哥哥——驱除鞑虏，恢复汉家河山，忍痛劝香香公主顺从乾隆，喀丝丽为了陈家洛所说的“天下大事”，含泪答应。但她发现奸险的乾隆是在骗陈家洛，就借口到清真寺做祈祷，用短剑在地下暗划了“不可相信皇帝”几个字，然后“将短剑刺进了世上那最纯洁最美丽的胸膛”。她用鲜血向心爱的人发出了最后的警示。当她的姐姐和陈家洛等人血战突围之后，去移葬她的遗体时，却发现坟中空空如也，只有阵阵幽香，众人都道香香公主必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香香公主和萧峰一样，都是为了千万百姓的幸福安宁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们成为金庸笔下少数民族英雄儿女中最杰出的代表。
金庸认识到中国的多民族格局是历史斗争的结果，他如实描写了激烈的民族斗争，描写了宋金战争、宋辽战争、女真崛起与周边民族的战争，成吉思汗祖孙数辈开疆拓土的征伐战争，元末汉人反对蒙古统治者的战争，明末清初满汉两族的战争，等等。这些战争，既有气势恢宏的全景大场面，也有细腻入微的近景小镜头。从帷幄运筹到平野厮杀，从散兵游勇欺压百姓到万马军中生擒敌酋，写得回肠荡气，摇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在歌颂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批判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金庸多次批判了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侵略战争往往就起于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忽必烈之侵略南宋，清廷之镇压木卓伦部，都是自恃军事力量的强大，要把自己的权杖强行压到柔弱民族的头上。对于这种民族沙文主义，金庸给予了有力的讽刺和鞭挞。
在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中，插叙了一个古代高昌国的故事。西域大国高昌臣服于唐，唐朝要他们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高昌国王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思是说，虽然你们是猛鹰，在天上飞，但我们是野鸡，躲在草丛之中，虽然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但我们是小鼠，躲在洞中啾啾的叫，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他们将唐太宗所赐的书籍文物、诸般用具，以及佛像、孔子像、道教的老君等等都放在这迷宫之中，谁也不去多看一眼。大唐帝国固然文化先进，但是硬要把自己的文化方式强加到弱小民族身上，结果只能征服其国，不能征服其心。此中的深刻讽刺意义对于今天某些财大气粗的推行霸权主义的民族，也是十分适用的。
以强凌弱的民族霸权主义表现在国家之间，造成文明的冲突与隔阂。如果表现在个人之间，则会造成个体命运的悲剧。《天龙八部》中有一个极为发人深省的事例：以汉人为主的大理国中有一个摆夷族，“族中女子大都颇为美貌，皮肤白嫩，远过汉人，只是男子文弱，人数又少，常受汉人的欺凌”。大理国君之弟、镇南王段正淳的夫人刀白凤便是摆夷人。段正淳天性风流，所到之处，与许多女子结缘生情，终于激起了镇南王妃刀白凤的反抗，伤心愤怒之下，这位王妃竟然随便委身于一天夜里偶然路遇的一个丑陋污秽、浑身脓血恶臭的叫化子，后来生下了书中主人公之一段誉。而那个叫化子原来是前朝被弑国君的皇太子段延庆，他在重伤之际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后来成为天下第一大恶人，使段誉吃尽了苦头。而段誉又与段正淳情人的几个女儿分别产生情愫，回环纠缠，最后段正淳和刀白凤以及他的几个情人同时惨死，剩下段誉与段延庆父子相对……这一切可以说都起因于段正淳对于身为少数民族的王妃刀白凤的极端不尊重。陈墨先生论道：“段誉既是他父亲的情孽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段延庆夺权的对象之一，还是乃父的情人的复仇的对象。”（《新武侠二十家》p111）若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说，段誉的痛苦灾难也是民族沙文主义不经意所造成的恶果。不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个体命运着眼，金庸小说都在批判以强凌弱的同时，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极为重要。
1949年以后的中国，由于建立大一统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问题，中国进入了几千年来民族政策最先进的时期。中国政府推行民族平等方针，对少数民族充分照顾、援助、尊重。但是在文学上，对汉族文化本身却缺少批判，把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都归罪于以往的统治者。实际上给人这样一种观念：即少数民族自愿地团结在汉族周围，共同建立起伟大的中华文化。这里忽略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忽略了汉族给其他少数民族带来的文化压抑。实际上仍然带有比较浓厚的汉族中心主义色彩。在50~70年代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学中，少数民族被简单地描写成善良勇敢、聪明美丽、能歌善舞的一种卡通式形象，成为反衬汉族文化先进的镜子。金庸小说相比之下，境界显然更高一筹。
三 国民性批判
金庸小说贯穿着一条国民性批判的思想线索，因而超越了一般的迎合读者趣味的通俗小说，自觉担负了重建国民精神的任务，客观上与新文学遥相呼应。
在金庸的作品中，与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相辅相成的是，他不断解剖和反省中国文化的各种弊端，特别是对以知识分子气为代表的国民性进行深刻的批判。这些批判有时是与对汉族文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
例如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要的群体形象是陈家洛所领导的红花会。红花会志在推翻满清统治，人才济济，组织严密，但最终却一事无成，退走回疆，这与他们的文化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红花会得知乾隆皇帝出生于汉人之家的秘密，便天真地幻想依靠这位当今天子，驱除鞑虏，重整河山。他们千方百计向乾隆证明其身世，又将乾隆囚禁于杭州六和塔，由总舵主陈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劝说。陈家洛劝说的理论基础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忠孝观念，三是功业思想。他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河山沦入胡虏之手，你却去做了胡虏的头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黄帝子孙。这岂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吗？”又说：“你一样做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世唾骂，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说到底，红花会要改变的只是一个“名分”，就像阿Q竭力要证明自己姓赵，证明别人打他是“儿子打老子”。重虚名而轻实务，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重大弊端。陈家洛几次有机会杀死武功高于自己的朝廷鹰犬张召重，但由于“不是大丈夫行径”的念头作怪而都放弃了，这实际上是守小义而舍大义。在陈家洛身上，顾虑重重、矫情狭隘的中国知识分子特点表现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们想爱不敢爱，该恨不能恨。表面上潇洒大度，内心里斤斤计较。陈家洛本与木卓伦的长女、智勇双全的霍青桐两心相许，但因曾见霍青桐与一少年神态亲密，便不敢打开心扉，反而有意疏远。后来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装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静，使霍青桐伤心成疾。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喀丝丽相爱后，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爱的到底是谁？”想到霍青桐谋略出众，文武双全时，他终于发现：“唉，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心惊之下，他自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可是最后，他连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晚期，已经是百孔千疮。君昏臣佞，上欺下瞒，人心险恶，自大虚伪。陈家洛总体上不失为一位有才干、有血性的英雄，但他的思维方式中深深积淀了许多封建文化观念的糟粕。
在这个问题上，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中有许多情节可与《书剑恩仇录》参照。康熙皇帝对韦小宝说道：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蕃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这段话未必完全正确，但确实值得那些大汉族主义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记》中也有一个策动政变的情节，几个身为学界泰斗的大知识分子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查继佐等，竟然一本正经地苦劝出身妓院、“不学有术”、专靠溜须拍马飞黄腾达的韦小宝去当皇帝。查继佐说：
决不是开玩笑。我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朝。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剃头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当今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明知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却还要推戴一个最会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设韦小宝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么程度，真是不可想象。至于韦小宝这个阿Q式的形象本身，更是集中国国民性弊端之大成，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系统的研究，本文不再展开。金庸小说对中国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面的，仅从上述就足见其深度。
金庸小说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是与“五四”新文学精神相通的。实际上是“五四”精神在通俗小说领域的延伸。在思想上，或许还达不到鲁迅那样的深度；但由于小说篇幅之浩大、描写之细腻以及读者之众多，其影响的广度是不亚于新文学的。
四 专制政治批判
金庸小说中政治描写和政治思考的比重很大。他批判了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揭示了集权导致的个人崇拜。
在《鹿鼎记》的第一回，金庸就别具匠心地表达了他的政治观：
那文士提笔醮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平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了。”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
那文士甚是喜欢，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锅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锅。’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
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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