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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万岁-孔庆东-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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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客观性、典型性实际上共同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前提，抓住一两个特殊论断来“六经注我”，只能流于为玩理论而玩理论。现实主义如此庞大的一道河流，难免泥沙俱下，但只要时时回顾一下它清澈的源头，就完全可以把它的流程看得更远些。
（发表于2002年《社会科学论坛》）
快餐中的精品
现如今小说的产量不但多，而且又个顶个地长，连四五万字一个方面军的作品也印帕澈懦贫唐∷怠Ｈ绻皇亲糯邮挛难д庖恍械模挠邢泄Ψ蛉ジ切┕挪寂醭∧兀靠墒悄窒不段难В芟Ｍ诟赏炅俗约旱哪且惶院螅玫揭欢倬赖囊帐跬聿停墒强觳陀朊牢锻岩约娴谩Ｕ饫铮萍鲆晃皇澜缟献钪木房觳统Α切乱唬约八胫频恼溻省环种有∷怠�
星新一这个名字，也许您并不陌生。的确，日本人的名字，很少有这么漂亮动听的，就像他那一篇篇作品一样剔透玲珑。也许您看不起一分钟小说，觉得它算不上“纯文学”。这大概要归罪于我们某些偷懒的文人，把给小孩子讲的瞎话一类演绎成所谓小小说，结果倒了您的胃口。实际上可不是如此。您听听美国当代作家罗伯特·奥斯特给这种小说下的定义吧：“不超过1500字，却要具备小说的一切要素。”这种超短篇小说的鼻祖，美国作家欧·亨利还为之规定了三要素：立意新颖，情节严谨，结局新奇。要真正做到这些，没有一流文豪的大脑是不行的。
您读上几篇星新一的一分钟小说，就会发现，它简直是日本的《聊斋志异》。星新一的创作坚持一个“新”字。他广猎博取，学习了美国超短篇小说的许多技巧，继承了川端康成“掌篇小说”的传统，并吸取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以及莫泊桑、契诃夫、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人的长处，把一分钟小说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星新一小说的题材往往是非现实性的，比如主人公奇遇天外来客或未来世界的人，主人公发明了一种奇妙无穷的机器或药物等等，但这既不是科幻、推理，也不是寓言、童话，而是为您打开一个奇特的观察口，把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的内伤剖现在您的眼前。
给您举个例吧。比如《不景气》，写一个S博士，发明了一种药水，能够刺激顾客的购买欲望。S博士于是发了财，与他心爱的姑娘相会了，可谁知木匠戴枷，自作自受——那个姑娘由于沾染了那种药水，觉得一个丈夫满足不了她的欲望……于是，小说令您想到的就不仅仅是S博士能否顺利结婚了。
星新一的小说结构精妙，尤其是结尾，常常令人拍案叫绝。例如《自称便衣警察的人》，两个青年互相敲诈，弄不清到底谁是负有机密使命的警察。偷听的老板又出来敲诈二人，拉拢二人入伙，结果二人齐扑上去—原来他俩真的是便衣警察，设计抓住了要捉的主犯。还有《照料入微的生活》，描写2056年一个叫特尔的人的无比舒适的生活。从早上起，他的一切都由机器料理，机器手抱他起床沐浴、吃饭，送他上车。直到公司，同事才发现特尔由于心脏病发作，已经断气有10个钟头了。
当代的一分钟小说，不仅需要结构、情节上的出神入化，在艺术手法上还注重字句的凝练、笔墨的诗意、幽默。星新一的作品在日本已被称为“小说中的俳句”。他的小说中，您见不到那种平铺直叙，步步为营的写法。时间、场所、人物，都尽可能地压缩、集中，像他自己所说：“我的作品中的主人公，性格都是些懒汉。大多是从敲门声开始，到室内谈话结束为止。登场人物的活动距离，很少超过几十米。”这样，就对作者艺术水平的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些作品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通篇蓄势，结尾一个响亮的包袱，不由人不暗竖拇指。
星新一的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有三不写：一、不写风俗时事；二、不写色情；三、不用先锋派的手法。所以我们读着他的小说，如同滋润在“优美的雨露”中一般。所有的作品都显示出鲜明的倾向性，即对善良的人寄予满腔的同情，而对恶人则总是尽力嘲弄。这些小说几乎每一篇都能掀动读者感情的波澜，使您或解恨地笑，或同情地忧。从一滴水珠看到它所反映的大千世界。
星新一的一分钟小说，在创作数量上是世界第一，已经突破1000大关。凭星新一的才华，若想赚取大量稿费，完全可把它们拉成普通的短篇或中篇，然而，他以一个真正文学家的严肃态度没有那样做，因为他不把一分钟小说看成文学园地里一株无名小草，而是当成一棵吊钟花那样精心培育着……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牛鬼舍身篇
跟父亲蹲牛棚
这年头回忆牛棚的文章似乎很时髦。蹲过牛棚成了一种光荣经历，就像改革开放以前回忆自己帮老地主放过牛，给大掌柜织过布，被伪保长抓过丁一样。回忆的内容是痛苦，但回忆者的姿态是自豪。因了这自豪，他便有了论断历史的资格。他们常常说：“你没有蹲过牛棚，你懂什么是“文革”？你那时还是小孩子，我才是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于是从回忆牛棚的文章里我们明白了，蹲过牛棚者都是好人。蹲牛棚第一等于有学问、有文化、有功劳、有贡献，是那时的“四有新人”，第二等于有道德、有勇气、有人品，不然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呢？逻辑是很清楚的，坏人说我是坏人嘛，那么我就一定是大好人。这一点似乎比“文革”时进步了，因为“文革”时认为，你虽然蹲过日本鬼子国民党的监狱，但不等于就是共产党，你也可能是因为偷鸡摸狗诱奸少女之类才蹲监狱的，甭企图鱼目混珠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大肚子老干部。况且就算你真的由于抗日爱国而蹲监狱，你也可能叛变投敌，反过来屠杀革命同志，比敌人还凶残十倍啊！凭什么蹲过几天监狱就向人民要求这索取那的，四万万人民受了那么多苦，他们向谁显摆、向谁索取去！
我讲这一番阴阳怪气的话，并不是要说蹲牛棚者都是罪有应得。我知道他们中很多是冤枉的，还有一部分确实跟极左势力进行了斗争。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时髦，就难免有假冒伪劣跟着起哄。就像我小时候，连老地主都企图忆苦思甜，那一桩桩“血泪史”，里面有多少水分？我们有过这方面太多的经验，今天不应该重蹈覆辙。现在的学生，以为牛棚是比监狱还可怕的地方，里面天天是杀人、自杀、拷打、饿饭。这样的牛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且“文革”的前中后期也颇不一样。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勇于回忆那些对自己现在处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学者，不能隐瞒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材料。一切隐瞒都是要遭到历史的报应的。“牛棚”问题也是如此，不要戏剧化，神秘化。在回忆知识分子受苦的文字里，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的写作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它们有立场，但是不夸大；有幽默，但是不歪曲。任何人的回忆都难免主观性，但只要心态端正了，不是企图去分一杯权力之羹或是妄想成为“历史问题决议”，那么那个主观性本身也就容易成为客观性了。
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打个秋风，回忆一下我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我先声明，我回忆的“牛棚”可能是全国情况最好的“牛棚”，完全没有那些凶巴巴、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以这个“牛棚”代表全国的“牛棚”，正如我反对用个别人的“文革”代表7亿人民的“文革”。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回忆，您可以否认我说的地方是“牛棚”，专门把“牛棚”定义为殴打屠杀知识分子的特别监狱好了。
“文革”时我的确是小孩子。我1964年出生，尽管早慧，两岁以后的事基本都记得，但也不过是记忆力强而已，当时的判断力是没有的。我一生都喜欢不加判断地记住尽可能多的东西，需要判断时再判断。因为判断不是永恒的，记住的却是真东西。相比于用兵一时，我更喜欢养兵千日。
大概是1970年左右，我五六岁的时候，反正是我上小学之前、我妹妹出生之前、林彪摔死之前，我的小人书不到100册之前，我有了一次跟父亲“蹲牛棚”的经历。那时不知道“牛棚”这个词，这个词分明是南方来的。我们北方牲口的寓所一般不叫“棚”，都叫“圈”，有马圈、牛圈、羊圈、鸡圈。老舍《四世同堂》的真实故事地点就叫“小羊圈胡同”。南方朋友经常攻击我们北方人的“普通话话语霸权”，其实我们吸收了大量的南方词汇，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流，这点霸权来得容易么？比如现在我也觉得“牛棚”这个词很好，显得比“牛圈”更简陋更恶劣，更能突出“四人帮”对自由主义英雄的迫害，所以我就用“牛棚”。
事实上直到以后，我才听说世上有“牛棚”这东西。后来就越听越可怕，好像是纳粹的集中营，有过一阵切齿痛恨的时期。再后来弄明白，他们说的“牛棚”并不是本名，原来是个比喻，而且是局部地区的比喻扩大到全国，也就是“话语霸权”，指的就是“文革”中各单位强迫“牛鬼蛇神”和其他有问题的人员集中接受思想改造包括劳动改造的临时性管理场所，当时多数叫“学习班”。这么一来就想到，那东西咱不陌生啊，小时候经常看见，邻居们很多去过，本少爷还亲自驻扎过呢。
记得是一个碧蓝碧蓝的下午，父亲没有在外面喝酒就回了家。他不喝酒时非常英俊，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看就是当过解放军下级军官的那种英武气质，比孙道临、王心刚、于洋都漂亮。我的小朋友们经常到我家瞻仰我父亲的戎装照、抚摩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带来的东西。那天父亲跟母亲商量了一些什么，我在外面跟小朋友玩“打击侵略者”，没注意。但我知道父亲有件不痛快的事，就是厂子里有人告他是假党员。父亲是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入的党，二十多年了，审查党员时，他找不到当初的介绍人。他是个懒惰的酒鬼，一年也写不了两封信，因为文化低，在部队里上不去，早早转了业，跟老战友联系甚少。他这时当一个车间主任，不巴结领导，却经常跟落后工人喝酒。特别是他在厂子里动不动就摆老资格，说老子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把厂子里的领导都骂遍了。这回好了，人家抓住他的把柄，狠狠给他穿了一回小鞋。不过我觉得，一个人天天说自己是老革命，把党的领导都骂尽，可是一审查他的党员资历时，他却连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都说不清楚，那么这个人是应该收拾收拾，起码应该帮助他找到自己的介绍人。不然，党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我父亲仗着自己的老资格和做人正直，骂了领导一辈子，领导也经常给他穿小鞋。但是说到“迫害”，那是没有的，毕竟是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们厂历任大小领导，全都来我家拜访过，被我父亲强迫喝上一口糠麸酒，咽下一口什锦菜，然后脸红而去。在那时看来，这就算“腐败”了。
父亲因为资格“老”，在“文革”初期就被揪斗过。说是“蹶了一宿”，就是被强迫弯腰接受批斗一晚上的意思。不过到党的“九大”以后，人们的心理上普遍认为“文革”已经过去了。大人们经常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如何如何，我父亲就操着一口鲁南话，经常骂“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主要是骂“打砸抢”和不孝敬父母、不尊敬老师。我们直到宣布“文革”正式结束，才知道：哦，刚才还是“文化大革命”哪。到1970年前后，我个人感觉是物质精神生活都很正常，包括父母经常参加什么学习，我认为，谁学习都是应当的，不学习，还是个人吗？
可是这天父母的神情仿佛有点怪。他们告诉我，父亲明天要去参加一个学习班，要住在那里。我听了就有点羡慕，我一辈子喜欢吃别人家饭、住别人家床、听别人家话、给别人家干活——天生的无产阶级的命。所以次日早上父亲出门时，我要跟他去。父亲在楼门口抱了我一会儿，放下走了，我又追上去，父亲又抱起我。我从小性格与父母不合，父母经常打我，特别是四五岁后，抱我很少。所以这个场面我记得非常清楚，连同那高远晴朗的天空和楼里各家炒菜的香味。我长大后经常想到他们对我温情的一面，也就原谅了他们对我的无理殴打。这时母亲唤我回去，父亲却说就让这王八蛋跟我去吧。于是我就这样跟父亲来到了“学习班”。
那时的“学习班”就是各单位专门成立的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员进行强制性思想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内部清理机构。一般不许回家和自由出入，不许随便对外联络。至于时期长短、具体规则，那是百花齐放。据说有的学习班如同拘留所，学员如同犯人，挨打受骂。而有的学习班则如同养老院，美食终日，读读报纸，大概跟美国拳王泰森蹲的监狱差不多。泰森如果描写美国监狱，肯定跟非法移民入狱者大不相同。
我父亲去的这个学习班是哈尔滨市商业局系统的一个大班，学员有好几百。学习地点是在一个大学，好像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报到时要交几块钱伙食费和几斤粮票，这有点象征性，实际吃的东西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报到后发现许多叔叔阿姨我都认识，包括父亲厂子的一些党员干部。他们看我来了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有两下子”。其他单位也有带小孩来的，但都没精打采的，可能不是自愿来的。然后是分配房间，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张床。房间非常干净，我觉得像旅店，现在想想，那是学生宿舍。
以后我就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细粮，而且花样很多。我家当时只我一个孩子，生活是那一带比较好的，但因为开支无计划，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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