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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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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3）
到达目标的道路迂回起伏。《深圳特区报》在以后十四天里发表八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一看便知这是报社的代表；很可能还有深圳市委在背后撑腰。写作技巧的运用与“皇甫平”如出一辙；洞悉内情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邓的原话；不明所以者也会感觉到明显的与众不同。作者显然也不是鹦鹉学舌；还倾注了自己的爱憎和见识。比如写到《要搞快一点》；就信誓旦旦：如果不搞快一点；“有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写到《扭住中心不放》；就朗诵诗：“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写到《要敢闯》；就说格言：“世上没有永恒的‘禁区’”；写到《多干实事》；就先说个故事：“湖北神农架野猪为患。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电线杆上装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狮叫虎吼的录音；吓唬野猪。开始果然有效。后来野猪听多了；总不见狮虎的踪影；识破是假的；便把电线杆拱倒了。当地人说；讲空话、唱高调；连野猪也骗不了；何况人呢？” 2月21日；邓小平回到自己家中。他离开京城五个星期；走了六千公里、四个城市；上百次开口谈话；一个劲儿地暗示甚至露骨地警告住在这座城市的一些人；不要试图把中国领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那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他在出发的时候就抱着这种信念；现在；旅行结束的时候；他感受到普通中国人的情绪；更加信心十足。“我看到到处都是人”；他有一次这样说。周围人山人海；他出现在哪里；哪里便欢声雷动。那些身穿鲜艳民族服装载歌载舞的青年男女；极有可能是官员们为博取他的欢心而在事先的安排；可是有些情节是无法导演的。那几个女工拉着他的手；个个笑逐颜开；一个孩子亲了他的面颊；没有一点畏缩。只要他一笑；人们也会笑起来；只要他一开口；人们总是翘首看着他；平心静气；生怕漏了一个字；然后为他鼓掌。所有这些情节；都令他感受到一种来自普通人的真情。 春节那几天；有一句话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百姓的茶余饭后：“邓大人南巡啦！”北京人善于描绘政治；举世闻名；就连大街上一个买油条的老头儿；也会俯首告诉你昨天晚上中南海里又出了什么事；绘声绘色；好像他亲眼看见似的；你听了也会哈哈大笑；就好像真的相信似的。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压抑中的宣泄；一种绝望中的幽默；一种紧张之后的放任；一种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品。这是纯粹精神的消费而与钱财的多少无关；也不是真的热衷于政治。现在眼看有个故事这么精彩；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就像“击鼓传花”一样；锣鼓声声消息走；鼓声一住；有人便摆出邓小平的样子开腔了；带着四川口音；伸出胳膊；用一 只手扳着另一手的指头；惟妙惟肖。 听者还是不满足；他们希望知道得更多。然而官方还未公开表态。媒体也都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听凭南边一派火热；也不发出一点声息。好不容易露出迹象；可也羞羞答答。比如《人民日报》不再说“反和平演变”了；开始说“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要说的“更好”是；发展经济是为了抵御和平演变；也说“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了；可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是“通过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也不再批评皇甫平了；而是把邓小平十四年前的一句话搬过来；说“团结一致向前看”。 党报编辑一边在自己的报纸上塞私货；一边“和稀泥”；让那些急于知道真相的读者更加好奇。万般无奈中；大家掉头去寻找《深圳特区报》；寻找《解放日报》；寻找《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信报》这些报纸。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在内地很少见到；只有外资企业的老板、高级饭店里的豪客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员才有机会看到。这在宣传部门来说是维护舆论安全的措施；在期望赚钱的投资者看来是一次发财的机会。一时间；大小复印社兴起街头。盯着南方的人可不光是那些达官显贵；凡夫俗子也都想要证实那些街谈巷议；他们在官方的报纸上找不到想要看的东西；就拿了那些旁门左道的报纸杂志去复印。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乃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如同没有哪一把刀能斩断浩浩长江一样。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岁月中对此必有无数体验；在1992年的春天；也一定会有更加切肤的感受。2月28日；也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八天、《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的第二十四天、邓小平南巡的 第四十天；中南海采取了行动；将邓小平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要求属下各级党的委员会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了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就开学了。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本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变故；学生听到校长说“‘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都觉得挺新鲜；这和他们一个月前离开这个院子时耳边回荡的那些话；是多么不一样啊！ 大家全都心知肚明；这话不是乔石说的；是邓小平说的。但乔石确是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邓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一个；当邓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和邓一唱一和。总书记江泽民也是一个；十天以前的那个下午；他把一群文人召到中南海；对他们说；即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邓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就把他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 3月；中南海加快了行动节奏；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既然迄今为止的所有行动并没有招惹是非；他们便准备得寸进尺：不仅公布邓的精神；而且公布邓的行动。市委的官员们开始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地方去写通讯；至于陈的夜班；区说：“由我来顶替。”陈在一家宾馆找了个套房；住进去；一边回想两个月前的那个故事；一边还在担心他写的东西能不能通过审查。就在这时候；一张《南方日报》送到他手上；头版一篇文章赫然入目：《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那正是邓小平在深圳一家企业里的情景啊。陈锡添不禁目瞪口呆。这一刻给他的打击；直到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我一怔：对小平南方谈话报道亮绿灯了！我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了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 文章是一气呵成的；一边写一边发排。区汇文急不可待；转瞬间就看完了。两个人拿着稿子去找杨广慧；嘴上拼命申述；心里忐忑不安；却不料话音未落；杨就说：“发吧。稿子我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第二天；3月24日；文章发表了。 文章的发表就是这样；完全不像当时和以后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直到十年以后；《解放日报》的三位记者还在追问陈；他的背后是否“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人们这样想；似在情理中。由过去的经验看；通常都会发生类似情形；就眼前的进程来揣摩；也有江泽民的话可资凭借。江在4月1日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公开提到“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还说“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重要谈话精神。”这的确可以给人留下某种联想的空间；但是陈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联想。“这是猜测；绝对没有”；他对记者说；“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的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他对面的几个记者全都注意到；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有力地挥了一下手”。 《东方风来满眼春》堪称杰作；它把邓小平的一个深谋远虑的行动彻底公开在普通中国人面前了。我们遍览90年代中国媒体的记录；可以发现；党委宣传部与党报社长总编携起手来自行其是；这是惟一的一次。文章发表以后；陈难免后怕：毕竟有皇甫平的“教训”在前。他“做好了受批评受处分的心理准备”；心里又兴奋又紧张；明显地感到危险正在降临。这种心情；没有经历过政治磨难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他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六天。一直到30日晚上七点钟；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详细报道了邓的深圳之行；用时十分钟。新华社也播发了他的文章；第二天；北京差不多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陈的文章。外国人也兴奋起来。“他在那里发起了赞成改革的运动。”一位在北京的外交官惊讶地说；“可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发动呢？”美联社的一位记者说：“邓小平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取得了胜利。”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再次播放邓小平在深圳的镜头；这一次用时四十五分钟；至少两亿中国人看到了。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他们只是间接听说这件事；现在却能历历在目：他在女儿的搀扶下；从欢呼的群众身边走过；手有些颤抖；但说话和手势还很有力。陈锡添也看到了这些镜头；和他当时在现场看到的完全一样。他又回头去看他的文章；发现北京只改了一个字———删去“时针正指9点正”后面的“正”字；不禁长出一口气。对于他来说；这一刻犹如新生。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激动不已；相信危险已经远离。这感觉是对的；危险不仅远离他和他的报社；远离那座城市；甚至也已远离整个国家。 如果说1991年是“毛泽东年”；那么；从1992年春天开始；历史又回到邓小平手中。连续几天的“倒春寒”过后；北京的气候较往年为冷。3月20日；二千九百多位人民代表和一千五百多位政协委员；再次回到人民大会堂。过去这几个星期；他们看到李鹏总理特别忙：召开第九十九次国务会议；批转“经济体制改革要点”；决定放开粮食价格；批准建设海南洋浦开发区；给四百名专家发津贴；把山西省长李振华撤了职；批准儿童发展纲要；还取消进口调节税。现在；他们又看到这位总理交来审议的那些问题：稳定的问题、治理整顿的问题、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照理说；这些都是挺大的事；可是他们却兴奋不起来了；因为心里还有更大的事。大家都忙着在总理的工作报告里寻找邓小平南巡的蛛丝马 迹；可惜没有。这不能怪总理；这报告是在邓小平南巡的消息公开之前写成的；现在时移世易；他却来不及修改了；所以里面没有“一百年不动摇”；没有“主要是防止‘左’”；没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没有“那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没有“要害是姓‘社’姓‘资’”；没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朱森林的胸前挂着全国人民代表的红牌子；满面红光；胸有成竹。现在这位广东省长的话比李鹏总理的话还要惹人注目。一百多个记者围着他；只听他说了一句“小平同志1月在广东视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就满堂喝彩起来。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找不到邓小平讲话的精髓；人民代表心中不满；又不便直说；只好拐弯抹角；纷纷述说自己什么时候去过深圳；看到那里如何好。北京的马耀骥说：“看与不看大不一样。”浙江的徐起超说：“深圳过去是个小渔村；我们宁波是个市；十余年过去了；差距拉得这么大。”内蒙古的王维珍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深圳人那种敢闯敢干敢改革敢开放的精神。”辽宁大学的校长冯玉忠感到困惑：为什么辽宁人吃的是广东饼干；喝的是广东饮料；穿的是广东衣服呢？为什么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也是广东比辽宁多？他去了深圳以后就不奇怪了。每天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工人在挑砖；简直是一路小跑；看不到工厂里的工人把手停下来；看不到商店里的营业员三五一群地闲聊。“目睹此景；我当时心里暗想；”冯玉忠说；“如果马克思活着看到这般劳动景象；他会说；我的后代懂得怎样搞社会主义了！”黑龙江省长邵奇惠说：“这些年；我们替广东操心操得太多了。操什么心呢？无非是怕人家担上姓‘资’的罪名。但广东却不为自己操心；因为不需要操心；也没有时间操心。”一个代表问：“这些就是深圳经验吗？”另一个代表说：“对了；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没名字；没户口；都不要紧；但生孩子的事却耽误不得。”经济学家马洪一年以前还在论证百分之六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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