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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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一句：“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说：“这回该狠狠搏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全城三十家证券交易点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教训的；一片沸腾。一位老者牵着三尺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是有点像“文革”；不过只是形似；若说其中神韵；完全是两回事。60年代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与人奋斗”的念头；现在则充满了发财的欲望。有人连夜驱车跑到杭州；把这一百八十公里的沪杭公路弄得通宵车水马龙。那时候只有杭州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这些人深夜赶路；显然不是为了去看西子湖畔的桃红柳绿；而是为了追赶次日第一时间的股票交易。到达杭州的时候已是黎明；朦胧晓色中；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前早有一条由人组成的长龙。这座秀丽恬静的城市现在也和上海一样；躁动地等待着这个朝霞满天的早晨。　　开盘后的气氛果然不同凡响。摆脱了控制的股票价格；就像摆脱了约束的人心世情；扶摇直上。新股老股携手并进；两天涨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到这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上海股市出现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奇观：面值一百元的“豫园股票”以一万零九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说的是微软公司股票从这时起；十年涨了三十三倍。可这“奇迹”哪里比得上当日小小“豫园”———五天涨了一百倍再加九元！　　送走春天；迎来夏天。上海股民的大家庭里每天增加一万人；有三十万人了；大家全都像过年一样快乐；但是当初给股票价格摘“帽子”的那些官员现在胆怯了。他们在出奇制胜以后；不肯乘胜前进；反而忧心忡忡起来。人们后来都说这些官员昏庸无能；其实这是过于苛求。让政府官员领导股票；本来就是勉为其难。50年代初共产党取缔股票市场的时候；他们中大多数不是没有出生；就是还在襁褓中。他们的股票知识；并不比茅盾《子夜》的读者更多。他们被那“潘多拉盒子”里面跑出来的“疯狂”、“嫉妒”和“罪恶”吓坏了；正在想办法把它们塞回去。6月1日；上海证交所率领它的二十多家“会员”；浩浩荡荡开进“文化广场”。这广场其实是个大剧场；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没有座位；空空荡荡。政府叫股民们都到这里来；告诉他们；股民太多了；而股市委托代理点太少；实在挤不下；所以才在这里开辟新的交易柜台。这想法不错；但是官员们却又自作聪明；要所有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这叫“只许卖不许买”。9点刚到；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数人一看就觉得苗头不对：政府只许“做空”；这股价还有不跌的？人人心中乱成一团；广场秩序就更乱了。大家前拥后挤；全都喊着要卖；还不到三十分钟；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几个官员赶到当场；一看大势不好；赶快宣布暂停营业。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来“领导”股市的；也没有人说他们瞎指挥。什么“政策面”、“基本面”一类的说法；也是好几年以后才由股评家的专业术语变作老百姓的口头禅。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2）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3）

　　售表窗口里的气氛并不比外面轻松。空调大开着；还是很闷；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失灵了；营业员不得不把纸币一张张摊在桌上；用卫生纸擦干。自从拆开箱子清点认购表的数量开始；大家就在拼命忍着内心的激动；一边卖一边左顾右盼；频频观察别人的脸色和举动。监督人员倒是寸步不离的；可也都是心不在焉。人人心怀鬼胎。“因为每个人都有大把的身份证锁在抽屉里；几万几十万的私人现金也早早放进自己的金库了。”一个营业员后来坦白说；“我们职工都心照不宣；按兵不动。”眼见那几个监督人员提进几个黑皮包来；制服庄严；神态肃穆。经理胆子小；又和这些人素不相识；但却看出那些手提箱里装的全是现钞。一阵短暂的沉默；一个家伙不再肃穆；笑一笑；提上一个黑色公文箱。这边一大堆人霍然起身；他们等的就是有人开头。“你敢我们还不敢？”于是个个转身；拿出一把身份证和一捆钱；谁都怕自己拿少了；转眼间表格就被席卷一空。新聘来的外地保安员只买一百五十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女人们有些害怕；男人们商量对策。经理给大家打气：“哪个点上没私分？查谁？”于是大家心里稍安；捂着包走出来。外面还有挤成一堆的人群；一阵被蒸发起来的腐臭味扑鼻而来；像在地狱一般。“看着这些男男女女；我打心眼里可怜他们。我捂着包；揪着一个同事；打的士回家了。”　　卖表格的人都跑了；买表格的人还被蒙在鼓里。后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前涌；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涌；如同海浪撞击着岩石；让人恐惧。现在轮到警察疯狂了。喊叫、咒骂甚至拳头都没有用；情急中挥舞警棍。一个河南口音冲着警棍高叫：“这儿也是共产党啊！怎么敢这么无法无天哪！老百姓不是人哪！”一个香港人看到这场面；先是笑：“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投资热情啊！”接着就哭了：“怎么能用皮带去对付这些热情的投资者呢？”记者们把照相机镜头从人群移到警察身上。“不动手这场面怎么收拾呀；老天！”一个警察赶紧解释；“我嗓子都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没有用啊？人那么多那么疯狂；简直像一群野牛。”闹市中心那些豪华商店的老板们；现在全都抱怨那些外地来的男女：“这些混蛋；以为深圳遍地是黄金啦。”说实在的；要说这些人有什么过错；充其量不过如此。　　稍有功名加身或者权势在握的人转而谋财；有好几个月的历史了。到这年夏天；经商之风已经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经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没有谁会忘记这个激动人心的季节。此前他们对商人的说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将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也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这一年“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文化个体户；有一个人还成了一个养着六十条种狗、一百八十条玩赏狗的养狗场场长。　　我们不妨看一下“下海”者的名单：有薄熙成；他是党的元老薄一波的儿子、北京市旅游局局长；有邵长权；他原来是辽宁省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有李宁；他是“体操王子”；奥运会金牌的获得者；有两个“林黛玉”———越剧演员王文娟和电视连续剧的演员陈晓旭；和一个“贾宝玉”———越剧演员赵志刚；有黄婉秋；她是刘三姐的扮演者、三十年前是中国人心中清纯善良的偶像；三年前是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有茅善玉；沪剧明星；上海人称其“小周璇”；有崔万增；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副研究员；有朱逢博；上海轻音乐团团长；有阎惠昌；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指挥；有刘晓庆；一个既刻苦又招摇的女演员；有程浦林；青年话剧院的编剧；有张海迪；一个双腿瘫痪、一向以教育青年树立崇高理想为己任的山东女青年；有申军谊、吴玉华、李娜、韦唯、张暴默、盖丽丽、阎青、解晓东、解晓卫、那英、安冬、景冈山、赵新军；这都是当时最走红的歌手；有黄宗英；一个多情善感而又雄心勃勃的报告文学作家；有陆文夫；住在江南水乡苏州的一个恬静从容、喜食精美菜肴的作家；有《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和她的儿女们；还有王朔；一个满嘴油腔滑调、被人叫做“天才”、“鬼才”、“小痞子”、“二流子”、“流氓”、“文盲”、但却拥有无数读者的邪门作家。　　1992年；王朔三十四岁；还长着一张娃娃脸；面相和善；说话刻薄。不论人家把他说成什么；他始终埋头写作。迄今为止；他写了一百万字的小说和二百万字的剧本。他的作品总有几分流气；洒脱不羁；充满了对主流道德观念的蔑视；就像他在童年时代偷唱片、打群架、在大街上勾搭女孩子一样。他写得很投入；不分昼夜；忍饥挨饿；这些事情他都干过；把自己的手指头　　都磨掉了皮。但是到了1992年；他不打算再这样玩命写作了。他组建了一个民间影视创作机构；叫“海马影视创作室”；自称是“中国第一家”；后来人家一查；还真是前无古人。他自任总干事；又网罗了不少人。苏雷、葛小刚、末都、魏人、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这些人都和他凑到一起。当时全中国埋头苦干的作家不少；有几万人；投笔从商的作家也不少；有几百人；聚集在“海马”的这些人是另外一种：在成名的人当中；他们的思想最活跃；秉性最自由；在思想活跃、秉性自由的人当中；他们最有名。这些人每天不分昼夜地聚在一起；山呼海啸般地“侃大山”；每个人都为自己工作标明价格；众人集合而成的作品拿去出卖；讨价还价。第一个是《渴望》；卖给一百多家电视台；第二个是《编辑部的故事》；不如《渴望》那么值钱；可也卖了二百万。拿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不算多；不过在当时却着实把中国文坛吓了一跳；立时掀起一阵既愤怒又嫉妒的浪潮。这也难怪；王朔毕竟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拿着自己的作品当街叫卖的人；也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不是写文学；而是在流水线上组装文学的人。江苏省达胜皮鞋厂的厂长；一个号称“皮鞋大王”的高个子中年人；有一天说起这个圆脸作家：“这小子做小说；就跟我做皮鞋一样。”　　要说做小说像做皮鞋；肯定是夸张了。不过；如果我们能回到1992年；就会看到；“明码标价”的风尚笼罩了艺术；甚至笼罩了艺人；也是不假。根据当时媒体上的说法；这些人的出场价格也是浮动的；随行就市；与今日明星的价格相比；实在不多：韦唯五千元到七千元；刘欢和李玲玉一样；都是五万元；又有人说他们和那英、杭天琪同价；一万五千元；张行和田震；四千元到五千元；孙国庆和范琳琳；三千元到四千元；解晓东和蔡国庆；三千五百元；毛阿敏的最高纪录是四万元；巩俐在香港主演一部电影的片酬是六十万元。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但并不妨碍　　它们在普通中国人的心里激起感情波澜。那时候城里一个教授一年的收入不到两千元；连明星嘴里的一首歌都不如；难免眼红。所以歌手“走穴”虽然成风；但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可不像后来的明星那样招摇过市；后面还乱哄哄地跟着一群群娱乐记者。喜欢到处张扬的人倒是有个刘晓庆；这女人既漂亮又聪明；是“百花奖”和“金鸡奖”的“双料影后”；又是荧屏和生意场的“双料明星”；还会唱黄梅戏；写自传；能吃苦；也会享受；做事不遗余力；到处惹是生非。那一年；她扬言要写一部书；说说自己“怎样从一个女演员成为亿万富翁”。她的奋斗经历那时候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如果真能让人悟出什么；那就是；你能看到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角色和在真实生活中的角色有多大距离。她的成功之路源于她在银幕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其实这些和她本人风马牛不相及。她最惹人注意的性格是她的肆无忌惮和敢作敢为。这一点让她富有魅力；也让她在十年以后走向监狱之门①。还有一个人；京剧演员厉慧良；不像刘晓庆那样擅惹风波；却也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说他提高了艺术的价值；有人说他贬低了艺术的价值。起因是他公开了自己的一笔“意外之财”。他到天津青年京剧团教人家排练《截江夺斗》；四十分钟的折子戏；一招一式全都教会；然后要了一万元。他在报纸上为自己的收入辩护；言辞大义凛然；其实还是底气不足。不过；编辑既然把这当做新闻发表；就表明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　　那时候“万元户”给人的感觉是个大财主。中国人进入90年代好几年了；可收入还不高。这一年；平均每个农民的收入只有七百八十四元；城市人比农民强得多；但也只有一千八百二十六元。上海人收入最高；三千一百五十六元；接下来就数上西藏了；它还排在广东、北京和天津的前边呢①。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身边的穷人比富人多。当然遥远的地方穷人更多；那一年全中国还有七千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二百元；有三千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一百五十元；这些人全都住城里人一辈子也不去的地方；一辈子也不会到城里去。编辑们在报纸上公布他们的贫困和闭塞；就像描述富人的生活一样；用意明显：鼓励人们多挣钱。　　如果你在1992年拥有三千元的年收入；你就超过了所有大中城市就业者的中等水平；如果是四千元；你就属于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之列了。“高收入消费群体”还没出现；不过；大城市的商场里已经有专为高收入者准备的柜台。法国皮尔卡丹公司那时候已在中国开设了五十家分店；还说要再开设五十家。京城东郊的燕莎友谊商城在这年夏天开张；由绛红色大理石和铬合金构筑；一派欧美风尚；又与外国使馆区比邻而居；不过；在商城里面徘徊的大多是中国人。几个月后；洋溢着一派日本风格的赛特购物中心也营业了；这商场由日本八佰伴集团管理；有点东京银座的味道。老板是日本人；叫和田一夫。他说他已感到“中国时代的浓烈气氛”。　　另外一个地方；北京惠新东街四号；气氛不那么热烈；但却是消费者心中的圣地。它在京城北边城乡结合的地方；门上挂着“出国人员服务公司”的招牌；其实是个免税商店。外面看上去像个机关的办公楼；里面没有通常商店里都有的柜台；但却有着规模庞大的橱窗和展台；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