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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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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4）
自从禹作敏的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遭到严厉批判以来（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人们还是第一次这样露骨地表示对钱的兴趣。泉州市市委书记张明俊这一年去了趟北欧；一路上感叹不已；回来就对北京的一个记者说；“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他是在说过去；现在的中国可不是这样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了。不要说那些唱歌的和作戏的；就连人们心目中那些最神圣的殿堂也开始敛钱。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铁制护栏被拆除了；人民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了；还可以在迎宾厅的巨幅画卷“江山如此多娇”前留影。这些都是十三年前那个春天发生的事情。当日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宣布这个“令人惊喜的决定”；还说是代表党中央的；很显然；那时这样做不是为了钱。此后每年有二百万人走进去；每个人购买两毛钱一张的门票。到了四年前的那个元旦；天安门城楼对普通人开放的时候；情形有些不一样了。上去一次要花十块钱（外国人要花三十块）。有四百三十五万个普通的中国人上去了；学着毛泽东的样子挥一挥手；再到厅内看看那一大片沙发；旁边木牌上的文字表明；这是“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同事们休息的地方”。可是现在还可以看到商品柜台；身穿天安门工作人员制服的小贩；在兜售纪念章、钥匙链、手镯、项链；造型平淡；做工粗糙；但都印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天安门”标记；所以富有魅力。那时候人们还很容易受“革命圣地”的诱惑；就如同现在人们喜欢追逐“耐克”和“波罗”一样。 数以亿计的小学生课本上都记载着；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课本上没有说的是；过去的一百年里；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广场像这个广场一样；成为一个民族的经久不衰的政治中心。集会、游行、检阅、接见、示威、演讲、绝食、散发传单、呼喊口号……现在这一切都被人们甩到脑后了。广场已不再仅仅是政治的象征；也是“聚宝盆”了；而且利润可观。人民大会堂也不再沉醉于精神的抚慰；那里面成立了一个“大会堂开发中心”。第一个要开发的是“几百名厨师的出路问题”。原来；这地方自1958年建成之时；就招来全国最优秀的厨师；专门满足国宴的饮食之需；没有宴会的时候就全都回家歇着。大家就这样过了三十多年；现在已经老了；却歇不住了；开始设想为那些没有权力但肯付钱的人做饭。报纸为此刊出一条带有广告味道的新闻；说这是让普通人“享受一下在国宴厅吃饭的滋味”。还有印着“人民大会堂”字样的筷子和牙签盒；全都标价出售。大红请柬上也有“人民大会堂”的图案。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成了有钱人的风尚；这一年至少开了一百次；十之八九是发布什么新产品或者新技术。这里所有的会议厅、宴会厅都能租来使用；身着“人民大会堂”工作装的男女工作人员也可以全程服务。根据当时的标价；召开这样一次会；要交四万至六万元；还不管晚饭；规模较小的只需六千元。无论大小；利润率都会超过百分之五十。在人民大会堂和有钱人之间牵线搭桥的人；差不多都是京城的编辑和记者；据说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人最多；然后是新华社、经济日报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报社。在这些媒体机构里；谁是干这个的；人人心知肚明；只有他们的上司除外。 这一年4月的某一天；王府井大街南口和长安街交汇的地方；矗立起一块“麦当劳”的招牌；巨大的“M”；黄底红字；全世界都认识。不同的是；从现在起；这个把巨额利润与现代生活方式融会贯通的标志；就能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泽东画像遥遥相望了。快餐店位于十字街头的东北角；也就是现在东方广场的最西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京城最繁华的所在。开业第一天；人满为患。除了抢购“巨无霸”的人；还有至少八十名大学生来寻找做钟点工的机会；工资按小时计算；比其他的餐馆高得多。可是你别以为端盘子洗碗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在这里工作的人；手脚要比在中餐馆快三倍。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腿脚利索；心眼灵光；脑子快；嘴更快；这种刚刚兴起的社会风尚在这家快餐店特别明显；但这里面的问题却是全国性的。80年代后几年世人争说的“脑体倒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①；要到90年代末期才能彻底扭转；但若仔细回想；转折点其实是在1992年。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要发财；忙起来》；作者因此受到上级批评；证明那时官方的思想还是落在社会潮流的后面；可是社会风尚一旦兴起；就不是什么人能够阻止的。有人说；“该把这六个字当做中国人的新口号。”新口号没有叫响；那是因为人们真的“忙起来”了；顾不上喊口号。自从1月以来；房地产公司的总数增加了十倍；贸易公司的总数增加了一百倍！上海这座一千三百万人的城市中；每天诞生六十六家新的企业；北京人一向热衷于官场而淡于商场；大学毕业生通常是以进入政府机关为第一志愿的。可是在这个夏天；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调查说；百分之五十九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到不属于国家的企业去。那时候北京除了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不过不要紧；每个月有两千家新企业申请注册；全都不是国有的。库存的营业执照一下子就发完了。工商局有些措手不及；跑到天津要来一万个。天津那一边更忙了；因为有一千五百个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同时申办几百个公司。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十二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一千万！另外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这中间有个北京的教师；在“星期天市场”摆摊卖旧货。一个记者问：“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他说：“恨人有；笑人无；搂着‘铁饭碗’喝稀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人都应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脱下虚伪的外衣；面对生活的挑战。”你可以想象；那些还没有“忙起来”的人心里是多么躁动不安。“眼看着别人纷纷兼职挣外快；心里着急啊。”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说；“看来图书馆是坐不住了。” 如果一个曾经在80年代办过公司的人；到1992年又想起来要办公司；他就会发现世道真是不一样了。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的“经商热”不是没有过；1984年有过一次；1987年是第二次；但是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现在；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出来约束人们经商行为的文件都找了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有四百多份。我们国家庞大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疾或缓地运转。现在中南海风气即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税务官员从来都是锱铢必较的；现在也大方了；说是可以不交营业税。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呢；政府严令除恶务尽；后来的战果是把至少一千个“皮包公司”给查封了。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冤；说“皮包公司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学者们也开始编纂新时代的理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发起一次理论研讨会；说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同样的意思在吕梁山区一个地区行署专员的口里是这样表达的：“在上海戴手铐的；到了广东做报告。”据说这话最早是从山西说起来的；也许是贵州；很快就风行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全中国都在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就像当初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政治批判的激情一样。有个名叫王子才的贩子；利用长江流域的水道贩运鸡鸭已经有些年头了。四年前的一天；工商局副局长闯进门来；把他的公司查封了；因为“账上没有资金；只是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现在；王子才卷土重来；要求公司重新开张；还是“没有资金”；还是“买空卖空”；可那副局长这回很痛快地批准了；还说他是“昔日的罪魁；今天的功臣”。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那时候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的方针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事情是那些最多想象力和激情、最少传统理论约束的年轻人开始做起来的；但是很快就拓展开来。只需举出一个例证就可以知 道；其深度和广度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夏天；七十四岁的蒋学模也成了下海者队伍中的一员。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家；他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在80年代以前是中国整整两代人的必读教程。那个岁月；如果有哪个老成持重的官僚要请一位教授讲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必然战胜市场经济；把他找来是最合适不过了。但是现在他开始经营公司了。他的公司由十一个学者集资三万元创建；其中既有老人也有青年。他为他们写了《还是下海好》一文；发表在报纸上；又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复兰德经济顾问行”。按照他的解释；这是为了仿效美国兰德咨询公司的模式；参与经济咨询和服务；是他的“一块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验田”。这老迈书生过去把中国和美国分得清清楚楚；现在也许以为中国和美国就是一回事啦。 不过；那时候中国最成功的“下海者”；是不需要蒋学模倡导的那些学问的；既不需要“兰德”；也不需要“复兰德”。他们不需要高新技术；不需要优秀品牌；不需要成本管理；不需要利润核算；不需要市场营销计划；也不需要企业形象策略。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只需要一技之长；需要权力的背景和关系网；还需要短缺紧俏的商品。他们不需要生产什么；只需要在买与卖中转一个圈；收取回扣就足够了。这一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挣了至少两千亿元。不过；这种招数使用多年；有点儿过时；还被老百姓骂成“官倒儿”；名声不好。现在他们拥有的手段更多了。不错；政府官员没有钱；但他们是政策的发布者；是计划的制定者；是建筑项目的投资者和审批者；是土地的划拨者；是很多产品的最大买家。如果一对昔日同窗好友现在同乘一架飞机前往某地做生意；一个是产品推销员而另外一个是政府的局长；你可以相信他们必是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心事重重；茶饭不思；因为他不知此次推销能否成功；后者很轻松地听着音乐看着杂志。飞机降落以后两人一起走出机场；一个人乘了出租车去寻找旅馆；另一个被一群人前呼后拥地接走了。在以后的几天中；两个人都把时间花在会见、吃饭、喝酒和唱歌跳舞上；但情况却完全不同：一个是给别人赔笑脸；说奉承话；总是做东为别人付账单；另外一个却是接受别人的笑脸；听奉承话；总是做客让别人给自己付账。然后两个人又乘了同一趟班机回航。前者身心憔悴苦不堪言；口袋里面有了一个“意向性合同”；还在担心能不能兑现（平均每两份“意向性合同”中只有一份能够变成实质性合同）；只好倒头打瞌睡。后者神清气爽；颇有乐不思蜀的意味；早已生意在握；却根本不用签任何合同。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5）
当时的报纸都说；官员的“官”念改变了；还说什么“出”生“入”死———“出”是“走出官场”；“入”即“进入官场”。其实这里所谓生死；是一厢情愿。即使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有些事情也是很难改变的。官员的地位就是其中之一。有个国际机构当时对全世界数十种职业做了一次综合评价；结论是；政府公务员的地位；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列在第五位之后；在所有不发达国家中都在第五位之前；这也包括中国。看来；经济越是不发达的地方；官员的权力就越有价值。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这情形都没有变；何况当时还是1992年。 官员“下海”通常都会扬长避短；这并非用心险恶；而是人之本性。政府并无禁止；制度和法律也在网开一面。公安局拥有经营鞭炮的审批权；所以专门开鞭炮公司；其他人等一个鞭炮也不许卖。人事厅负责干部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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