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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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还不如说他点儿好话；让他快点儿提拔走！”胡在2000年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在他身陷囹圄的日子里；人们都说此人欺世盗名；　　死有余辜；但是法院认定的罪名只有受贿。　　这些都是那一年暴露出来的官场大案；可是还有更大的犯罪活动潜伏着；没有浮出水面。广西有个人叫成克杰；也是从这时开始和他的情妇李平沆瀣一气；弄权受贿。胡长清这一年8月刚刚来到江西；当上了省长助理；就此开始他的“先后八十七次收受、索取他人财物”的历程。当然这一切都是后来揭发出来的；这两个人成为建国以来第一批因贪污受贿被处以极刑的省级领导干部；是在五年以后。而在1995年；无论是成克杰还是胡长清；都被当做优秀党员和优秀官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侵吞金钱的野心；是以上级对他们的信任为动力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人都是一边仗权谋私一边获取更大的权力。成克杰后来成为自治区的常务副主席、区党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受贿的纪录也随着晋升的历程增加到四千一百零九万元。胡长清则是在他官升一级、当了副省长之后；受贿骤然变得频繁而且数额巨大；按照检察官后来指控并被认定的事实；其非法收入“日进万金”。这超过了当时一个官员一年的薪俸。　　赃款数额如此巨大；这在那些清正廉洁的官员心理上引起巨大冲击。仅就薪俸制度来说；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一群人。自从1989年那一次提薪以后；六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普通的公务员每月不过几百元；一个像成克杰和胡长清那样的高级官员；也不到千元。一个单凭薪俸生活的官员；根本没有可能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维持在社会平均水准。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仕途依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乃是因为官员们在合法和非法之间；有着一块谋取利益的巨大空间。当日朱胜文利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被捉进监狱里去；趴在牢中昏暗灯光之下；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收受的钱财都是过年过节和各种庆典时人家给的礼金和活动费；“这些虽不属于工资之类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违法的；应算是灰色收　　入”。这话听上去有些可笑；但恰恰道出一些官员得以维系自己利益的关键所在。即使那些清正廉洁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官员；也难免沾上“灰色收入”。当时高级官员几乎都拥有配备专职司机的轿车；难免要让亲友搭乘；都在享受价廉物美的住宅；都不能避免用公款支付自己旅行和娱乐费用；在公家电话上说几件私事；也都享有免费进入名胜古迹或者观看一场演出的特权。此外；别人送来的一盒新茶、一篮瓜果、几包香烟、几瓶好酒；几本新书；也都使官员的实际收入在无形中扩张。只是大多数人小心耕耘“灰色地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避免越轨陷入法网。问题在于；法网本来漏洞百出；所谓“灰色地带”的边缘又很模糊；宽严虚实总因时势不同而有变化；其依据往往不是法律；而是常情。河北省有个人叫平义杰；身兼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党组书记；通晓法律界限；不肯公然受贿；但却使用公款长期租用高级轿车和无偿使用公家物品。“这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超出法律范围；可是与常情相悖太远；”一个记者这样说。这一评价虽然并不堂皇；但却更加中肯；也更加符合实情。　　有个故事就最好地说明了官员的“灰色地带”能够宽广到什么程度。山西省有个人名叫田玉明；身兼平陆电厂党支部书记和厂长二职。由他掌管的这家工厂；其实就是他和一群官员的钱柜子。根据后来的调查；在1994年1月到1995年9月这二十一个月里；这个人以公款支付自己的吃喝费用共计八十一万元；相当于这个厂两百个职工的年收入。工人们啃着冰凉的干粮；斜眼望着书记那美食堆积如山的餐桌；对一位记者感叹：“他的肚子怎么就装不满呢？”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贪污公款两万元的行为败露；这家伙的肚子是永远装不满的。一个官员肚子里的酒菜再多；也不会垮台；可是他那个由山珍海味构成的王国快要倒塌了。他的王国地处山西南部一个贫困县中；根据中央电视台记者柏杨的报道：政府花　　了巨资建设这个电厂；这在当地“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投产那天；剪彩仪式轰轰烈烈；山上沟底都是人。人人都说这是平陆的希望。可是不过两年半；成千上万的平陆人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这电厂每周亏损两万元；四千三百万元固定资产只剩三千多万元。其余那些都变成了一堆发票；留在会计手中；上面写着：　　“红塔山”五十条；计六千元。“红中华”两条；计四百元。　　“五粮液”六瓶；计一千零八十元。“飞天茅台”二十四瓶；计七千二百九十元。　　……　　人们看到这些；又惊又怒：“平陆电厂就像是唐僧肉。”可是田玉明被逮捕以后说：“我认为我本人还是一心一意地想把这个企业搞好。我确确实实是这个想法；也是这么去努力的。”这话是为自己开脱；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他们说自己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表明很多人并不情愿；可又不得不如此；因为美食佳酿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润滑剂；也是商场和仕途的通行证。有如当时一首民谣：“酒盅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　　官员依靠薪俸之外的利益维系其生活水准；在迄今为止的漫长岁月中；不仅为制度所允许；而且是制度本身的一部分。它在90年代中期突然尖锐起来；以至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缘于某种必然的逻辑。社会生活在整体上向前推进；私人财富的积累开始分化；官员薪俸虽有增加；却无法追赶这种进程；其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又有极大的等级差别。多数官员的生活水准本来居于社会上层；现在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超过自己；诸如别墅、轿车、电话、飞机头等舱、火车软卧包厢这类东西；本来只　　有高级官员才能拥有；现在也被别人分享。官员们若要在物质方面维护自己原来的位置；除了在黑白之间寻求回旋余地外；别无他法。　　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下子通过七个法律。报纸上评价这一事件；说是“开创中国立法纪录”。仅就数量来说；的确如此；可是党的领导中枢显然认为还是太少；还有必要颁布更加具体的条文来约束官员的胡作非为。5月24日；中南海向数百万党的官员发出文件；命令他们每年两次申报自己的收入。差不多同时；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颁布若干禁令；要所有官员严格执行：　　不准违反规定建私房。　　不准违反规定参加集资建房。　　不准违反规定使用军警车号牌及外籍车号牌。　　未经批准不准用公款和单位车辆学习驾驶技术。　　不准参加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的娱　　乐活动。　　这些禁令在当时被叫做“五不准”；人人皆知；但是它并非中纪委的新创造。在此之前；还有两个“五不准”。　　一个是1994年的“五不准”：　　不准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不准利用职　　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车；不准用贷　　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供领导干部使用的小汽车；县（市）党政领导机关和单位；凡拖欠职工工资的不准购买小　　汽车。　　不准违反国务院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压价购买住　　房；不准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亲友购买住房提供优惠条件；不准用公款超标准为个人装修住房。　　领导干部在国内公务活动中要轻车简从；食宿不准超过当地接待标准；不准为领导干部举办专场舞会。　　不准利用本人及家属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更不准动用公款公物操办和借机敛财。　　不准利用职权拖欠公款不还；不准借用公款为个人及其亲友买房、建私房和从事营利活动。　　此前还有一个；是1993年的“五不准”：　　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　　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别经批准兼职的；不得领取任何报酬；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　　不准买卖股票。　　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赠送的信用卡；也不准把本单位用公款办理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　　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　　看了这些；你就不得不承认；在全世界所有政党中；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给自己定了如此多的纪律；又如此无微不至（如果再把党章和此前几十年的规定翻出来；你还可以发现；共产党员要遵守的规则数以百计）。　　禁令越来越多；可是仍然不能阻止官员们继续成为“灰色地带”上的耕耘者。有人说这证明官员的犯罪越来越多；也有人说这证明党组织打击腐败分子的行动正在产生效果。但是不论说什么；大家都相信漏网的要比抓住的多。老百姓众口相传的很多描述官员腐败的故事；在这一年忽然变得尖酸刻薄起来；有些挺滑稽；有些还带着恶意；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把官员全都拉出来排成队；挨着个儿枪毙肯定是有冤枉的；但若隔一个杀一个；那就肯定有漏网的。”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4）

　　这是明显的夸张；但这话里包含的情绪是真实的。官员们让百姓骂成这样；的确值得深思。不过；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不是被拉出去枪毙的；他是自己把自己枪毙的。这一年4月4日；他带了一支手枪；爬上京西群山之中；自杀了；陈尸在一片烂漫的花草中。市民一阵悲伤之后；才发现这位副市长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贪污取财二十五万元人民币和两万美元；挪用公款一亿多元人民币和两千五百多万美元；其中一千三百多万美元再也无法收回。除了这些罪行外；他还动用公款为自己营造豪华别墅；为情妇购买高级公寓。尉健行后来说他道德败坏；生活糜烂；骇人听闻；触目惊心；“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案件中最严重的”。京城的百姓都在猜测他的背后必有更大的罪犯；有可能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警方开始也有这种怀疑；但是后来汇集种种现场证据；认定他的确是自己举枪对准自己的头颅。不过；“背后必有更大罪犯”却被不幸言中了；那是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4月27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台基厂大街、北京市党的机关大楼里；来了两位常委。胡锦涛和尉健行。前者宣布王宝森一案的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所以中南海已经批准他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和委员。后者当即接任陈的所有职务。陈　　没有到场；他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隔离审查了；不仅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自由；连向他的下属道别的机会也没有。　　陈这个人；是党内腐败之根在90年代阳光雨露中成长壮大的经典之作。他在60年代以前是北京市政府的秘书；练就一身官场进退的技巧；知道什么时候点头哈腰什么时候趾高气扬；在80年代末期是平息“北京风波”的总指挥；懂得在政治角逐的关键时刻；怎样像高明的赌徒一样下注。其发迹的奥秘；乃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谋取自己的利益；有如当时北京市民所说；“四项基本原则＋小金库”。其沉沦的原因；又是他的仗权谋私和飞扬跋扈超过了党能够允许的范围；因而构成了对整个党的威胁。　　反对陈的人；把他看成一个恶棍；怎么惩处都不算过分；甚至说这个人应该被枪毙两次。这也代表了当时北京城里很多人的想法。可是在他受到公审的那些天里；也有一些人替他叫屈。他在法官面前始终昂首挺胸；故意显出不在乎的样子；言谈举止看上去不像罪犯；倒像是一个官员在向他的下属做报告。很显然；他想给人留下这不是刑事审判而是政治审判的印象。“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他用不屑的口吻对法官说。检察官当场出示他的受贿证据；可是；在旁观者看来；这却适得其反：“比他贪的官有的是；怎么就抓了他呢。”　　陈是迄今为止因经济问题而被定罪的最高级别官员。报纸上说这是党反对腐败的重大成果；预示着党风将会好起来。大多数人赞成党清除陈希同这样的人；可是并不认为这件事对党风好转具有那么大的价值。腐败是这个世界的通病；在任何制度、任何党、任何价值观念之中都不可能彻底避免；但是在中国；腐败却有其独到之处。对于这个政权最具腐蚀作用的；是那些既不违反国法也不违反党纪的行为；它们无法归入“大案要案”之列；却能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无所不在；乃至大多数人都会　　将其视为一种正常的选择。1995年的秋天；葛维连成了全国闻名的人物。他是安徽省蒙城县的一个农民；成名的原因是他善于养牛；还因为他的家碰巧住在三○七国道边上；距离县城不到一公里。对于他本人来说；这使他贩牛更加便利；但是对于当地官员来说；这给他们提供了表明自己政绩的最佳机会。　　这个农民的厄运就是从官员们对他的格外关怀开始的。某一日；县委副书记刘政新亲自来到他家；告诉他全国第四次畜牧工作会议要在当地召开。葛维连的牛数量最多；个个体大肉厚；自然成了当地官员关注的对象；他们决定把所有与会者拉到这里来参观。　　秋高气爽；正是黄牛的成熟季节；市场上卖价又好。可是刘政新告诉他；上级已经决定；他不准随便卖牛：“你是养牛专业户；首先要体现出你的养牛数量；这是我们的根本。”凭借着一点点原始的政治智慧；葛维连已经明白；刘说的“我们”不是他这个农民；而是当地政府的官员们。他养牛的目的很单纯；只希望卖个好价钱；可是在官员们眼睛里面；那些牛不是钱；甚至也不是牛；而是他们的政绩。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有一大群牛在他们眼皮底下跑；“因为牛少了；参观的人来了就不好看了”。　　可是那些天来买牛的人特别多。买主大都是临县的干部———村支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