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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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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谝桓黾Ｏ螅恢С痔ㄍ迳昵胫胤怠肮孛匙苄ā保皇堑诙黾Ｏ蟆５搅�1992年；事情愈发严重；也超越了经济的范围。布什决定向台湾出售一百五十架F—16战斗机；这引起中国军方的高度警觉；他们说这是美国武器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其实还有比“F—16”更重要的一笔交易也在同时完成；那是四架更为先进的“E—2T鹰眼式”预警飞机。后者单价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是前者的四倍半；就其技术来说；则明显地提升了台湾的空战能力。北京愤怒地指责布什为了自己连任总统；不惜背信弃义；违反中美之间“三个公报”的原则。一个名叫郑剑的中国学者指出；布什已经 “走上了盲目迎合选民需要的道路”。还相当具体地指出；得克萨斯州的著名军工企业通用动力公司；因为飞机订单减少正在大批裁减工人；“伤透了美国人的心”；而这正是布什总统的大本营。华盛顿则否认北京的指责；还引用“台湾关系法”为它的决定辩护。他们轻描淡写地对中国人说；台湾现有的战斗机———“F—5”；都是些过时货；美国已经没有那种飞机的配件了。其实；导致布什做出这一决定的真正原因没有那么简单；既不像北京说的；也不像华盛顿说的；而是另有缘由。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李登辉挺会争取人心。他有韧性；有耐心；还能忍辱负重；甚至还把不能离开座机的尴尬遭遇转变成美国国会议员对他的同情。他手上摇着两张牌———“北京风波”和“台湾关系法”；据说腰包里还揣了五百七十万美元；在美国到处游说。中国从苏联购入一批SU—27战斗机；这给美国军方提供了一个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理由。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主张；军售是惟一能够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办法。更何况还有欧洲人呢；由于过去十年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让台湾满意；所以台湾已经从荷兰买了潜水艇；现在又要把战斗机的定单投给法国了；这是美国军火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举出这些情节就可以证明；在中美关系这架三角天平中；台湾虽然是力量最弱的一角；却有相当多的机会争取美国舆论；组织利益集团；影响白宫；寻找华盛顿政策制定机制中的每一个缝隙；为己所用。 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在北京看来不是一个好兆头。中美关系本已麻烦重重。此君又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总统；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及他的前任；更没有一点感情的联系。在与中国的这场博弈中；布什始终认为“人权”这个棋子不能奏效；克林顿却说这证明布什“太软弱”；还拿“同中国共产党人做不妥协的斗争”来表明他将采取完全不同的对华政策。国会里以“人权问题”为筹码的利益集团卷土重来；终于促使克林 顿在1993年5月28日发布行政命令：如果北京仍想得到最惠国待遇的话；就必须满足华盛顿提出的与人权有关的条件。新总统显然不明白；他面对的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民族；有如二十年前的国务卿基辛格所说；“将它作为朋友对待；它真的可能成为朋友；但将它作为敌人对待；它则一定会成为敌人。” 分清敌友是政治家的事；商人们不管这个。他们眼看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两千三百亿美元的贸易额；还有那个拥有十三亿消费者的深不可测的市场；这让他们相信美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说起来真是奇怪；共产党本是穷人的政党；是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可现在；一听到克林顿给对华贸易设置障碍；美国的工人就大快人心；资本家就心里难受。那一年；欧洲一些国家到处张贴着一幅“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的宣传画；美国的资本家也联合起来表达他们的意志；并且成功地让总统相信；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并非明智选择。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收回成命；宣布将“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这表明；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商业实用主义终于战胜了“美国价值”。 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是90年代中美关系的两个焦点；此起彼伏。当年发生在老总统布什身上的事情；现在要在小总统克林顿身上重演了。白宫在人权问题上收回成命之后；试图在贸易和军售方面靠近台湾。如我们在前边提到的；克林顿政府每年都在悄悄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但是直到1994年夏天；克林顿还没有决定在政治方面比他的前任走得更远；这叫国会中的亲台议员很不满足。根据郝雨凡教授的叙述；一个名叫姆考斯基的参议员把这些人集合在自己麾下；想方设法促使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而且立竿见影。这年9月；白宫批准一项法案；允许台湾在美国的机构使用“台北”字样；允许白宫高级官员访台。为了让此事 更有法律根据；参议院开始考虑对《移民法》加以修正；参议员杭克·布朗的一个提案也在一个月后获得通过。其中最关键的一条看来是专为李登辉踏上美国领土而设计的：台湾总统或其他高级官员申请访美时；应获准进入美国。 北京的深秋细雨连绵；人们一如既往地庆祝国庆日的到来；法新社记者描述这里的情形：“坏天气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临近岁末的时候；北京的剧场里上演了一出话剧；名叫《商鞅》；观众中有个人是副总理朱基。像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一样；这个人也特别爱看传统的中国戏；比如京剧；还能连拉带唱；就是很少看话剧。但是那天他忽然心血来潮；就去了。剧情说的是；两千年前秦国宰相商鞅以惊人勇气推行改革新政；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这故事他在读书时已经知道；此后又有无数人在他耳边提起；那时只是慨叹；现在以古衡今；竟有一种强烈的惺惺相惜的感觉；不免伤心。那些陪着他看戏的人；忽见这位“铁面宰相”脸上淌着老泪；不禁大吃一惊；接着就发现这对他们来说有着巨大的意味。“看来我们的话剧有极大震撼力。”剧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得意地说；“大家快来看吧。”另外还有人发现了更多的含义；上海一家小报把这件事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结果人家把舞台上的那位宰相忘了；都在议论现实中的这位“宰相”。他们说这是“今日的改革家在为昔日改革家落泪”；还说“历史证明；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 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未免夸张。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位副总理所遇到的巨大压力；是他的强硬的改革主张造成的。1996年夏天；三万四千家国有企业 ①的净销售利润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五；每卖出一元的东西；只得利润九厘钱；这是历史最 低点了。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是1985年的二十八倍；第一次超过了利润。这一年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个人所得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亏损最严重的行业———煤炭、冶金、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纺织品和轻工业；差不多都是昔日的赢利大户。7月上旬；中国大部分地区阴雨绵绵；把人们的心情也搞得愁云惨淡。吴邦国副总理在河南说；“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国有企业产销下降；经济效益不高；亏损额上升；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这局面引发了激烈争论。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原因造成利润下降？是总需求增长放慢？还是国有工业的结构和制度有问题？很明显；买方市场和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十几个月；这不利于企业的价格垄断；但是这仍不足以解释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的大幅下滑；因为民营企业的利润始终在顽强地增长着；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参照。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说；“三资企业和进口商品竞争给予国有企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就说明很多问题是国有企业作茧自缚引起的。“很大程度上；”世界银行的报告分析当时中国企业的时候说；“利润的恶化揭示了国有企业在补贴和不完全改革掩盖下的不利地位。”会计制度改革增加了折旧费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增加了养老金和医疗费用的支出；农产品价格改革增加了工业原材料成本（例如粮食和棉花价格）；通货膨胀率的降低令贷款的实际利率由负转正；也让企业享受多年的隐蔽利息补贴大大减少、账面利润相形降低；后者在过去两年曾因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而被人为扩大。 到了秋天结束的时候；在我们的记录中；中国所有最重要的领导人都已公开表示；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朱基和吴邦国。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也忍不住开口说话了。这个人在前台的时候也不多说 话；人家问他有什么说的；他就说“如履薄冰”；自从退到后台；就更少说什么了。可是这一年他跑到辽宁；一路走一路说；“国有企业改革十分紧迫；时不我待。”那些地方官员都对他叫苦；说这个难那个也难；他把手一挥；强硬地说：“不要顾虑太多；要加大力度；晚抓不如早抓。”中南海的心情之急切；于此可见。相形之下；倒是与这件事情关联最甚的企业领导者；大都有些麻木；或者说是在消极地应对。他们回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就发现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开出的药方多得不计其数：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优化组合、租赁、拍卖、托管、股份制、企业集团、资产重组……每开出一方；便说取得了巨大成绩；连一向以批评政府为能事的“右派分子”刘宾雁；也曾为此欢呼“好；活了！”可是到头来；还是一个效益日愈减少；亏损日愈增加的局面。现在开出的这剂药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学者们说得天花乱坠；经理们却在暗自发笑。他们说：“过去毕其功而不能胜一役；今日焉能一役而毕其功？” “铁面宰相”看出这个门道；于是改变策略；打算步步为营；把“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两年期限延长了：原是要在1996年结束的；现在要经过整个1997年。这叫很多人意外。中国人执行计划；一向是“提前完成”的；极少有“延期”的事情发生；即使由于种种难言之隐不能如所期待地实现目标；也多是不了了之；不会公开说出；可现在朱基却到处说。“当初他有一百条理由加快”；国务院里的一个官员这样说；“现在他又有一百条理由延期”。他看出那些基层官员对他点头哈腰；满脸堆着笑容；口口声声要他指示；其实心里各怀异志。从他们嘴里跑出来的辉煌数字；也大有疑问。倒是原安徽省省长王郁昭说的“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还有民间对联“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欺上；层层渗水；水到渠成”；给他极大震撼。这让他明白他之所谓“铁腕”；其实从来就要打折扣。比如他曾下 令；一个项目也不要再搞了；“都是重复建设”。可是没人理睬他。有一次他被逼急了；在大庭广众演讲的口吻竟好像他已不是政府的官员：“他的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说是“不行”；也只好如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他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毫无疑问；他是90年代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他清楚地了解那时候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 朱基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这和他的浪漫幽默形成对照。他极少将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拉扯在一起。比如有的领导人认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并且严厉警告；国有企业的比重连年下降必会带来政治的危险。我们细检这位副总理当时种种言谈；就完全看不到类似的话。只有一次；他说他想起回答一下“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社会主义变了”这个问题；然后说；1991年他到北京来的时候；私营和外资企业不到百分之十。而现在；私营个体三资企业占百分之三十了。“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我说没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麻烦来了。就从这一年开始；对他不满意的声音一下子强烈起来。自由主义者说他“独裁”；是在“偷偷摸摸地复辟计划经济”；保守主义者说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那口吻就像当年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样。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的股民也在骂他。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把这种骂声推向高潮。文章要老百 姓注意股市风险；当即就有一阵狂飙卷了过来；深沪股市全面下跌；挂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当场撕烂《人民日报》；大家都说这样的文章非经朱基的批准是不可能见报的；所以就编出一句新话：“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后来说；他对什么戈尔巴乔夫之类的说法不高兴；还说；什么“猪市”；分明“骂人不带脏字嘛”。可是他不高兴也没办法；人家照样这样说。 这是怎么回事呢？三年半前；人人都担忧经济失控；看到此人出山来搞“宏观调控”；就觉得来了救星；不论他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现在和那时不同；就在于他把中国的局面扭转了；他所以挨骂；正是因为现在经济形势缓和。房地产的投资增长率降低了四十九个百分点；货币发行下降了百分之二十。银行的不良债务减少了两百亿元；又开始向外贷款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品供过于求；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四百五十亿公斤；前所未有。再等三个月；他就要宣布；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 老百姓对官员的印象也变了。他每次讲话；总是有人鼓掌；有人喝彩。从前常见的官员在台上演讲、下面打瞌睡的事情没有了。“人们又开始听总理讲话了；”国务院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很开心。”也是在1996年岁末；朱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听众有六千人。大家看他正襟危坐；以为他要说什么大道理；不料全是地地道道的“朱式”语录。“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都多；没有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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