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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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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这说法在当时特别流行；等到一个一个村庄像过节一样地把选票投完了；农民皆大欢喜；他们又开始担心老百姓选完了村干部；就要如法炮制地选举乡镇干部、县干部；甚至要求投票决定那些高级干部的升降去留。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后来的确出来一些征兆；说明任何一种旧制度一旦出现一条裂缝；就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的崩塌。当时胡绩伟就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学习十五大政治报告”；实则却是借题发挥。他批评毛泽东时代党的高层领导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培育民主制度；所奉行的不过是“家长制”；也就是上级可以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地对待下属。胡在80年代是人民日报社社长；也是延安时代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可是这个人现在不再跟随那一代老共产党人了。他的见解在一些人中引起共鸣。不过；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他没有提到的：把党的全部历史联系起来看；在民主方面还是进步了许多。他要是三十年前写这样的文章；必是非死即监的结果。可现在；他还好 好地在煤渣胡同三号的家里过日子；有一套拥有六个房间的公寓；有一辆配备了司机的奥迪牌轿车。有时候还在心里升出几分得意洋洋的感觉；因为即使是那些痛恨他的人；也不能拿他怎样。 1998年新年前后。图书出版界的热衷于政治一发而不可收；“文人论政”也的确是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说老实话；那个春天北京的新闻界和出版界都够活跃的；而且全都热衷于出版政治色彩浓厚的书籍。一定是因为几个月来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话说得过火了；把人们的已经埋藏了很深很久的渴望重新燃烧起来。陈寅恪和顾准的故事摆在新华书店最显眼的地方；这两个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文人现在已被描述为人间楷模。《反思郭沫若》也是这一年出版的；给这位官方颂扬的文学、史学、考古学泰斗蒙上了反面角色的阴影。还有《自由主义的先声》；还有《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还有“三大右派著作”———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痛思录》、戴煌的《九死一生》；都是畅销书。想要说话的“右派”远不止这三个人；另外一百四十个“右派分子”也都撰文回忆自己当年如何被摧残；汇编起来出版了；有厚厚三本；分别叫做《六月雪》、《荆棘路》和《原上草》。好在这些人所述说的都是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就好像从遥远的地狱里发出的呻吟；与今人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出版界的指向越来越靠近今人了。叶永烈的新书《1978年》在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订出去几十万本。还有一本书叫做《解冻年代———三次思想解放备忘录》；也在到处流传；编者把最近二十年所有论述思想解放的经典文章全都集中起来；作者有邓小平和江泽民；有万里、李鹏、李锐、于光远、厉有为、邢贲思；还有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马立诚。 马立诚和笔者写的《交锋》；也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它后来 成了1998年销量最多的政治类书籍；正版和盗版加在一起超过二百万册；让人大感意外；在年初今日中国出版社决定出版它的时候；从新华书店接到的预订印数还不到三万册呢。 书还没有出版；就开始在《中国改革报》上连载了。说它是一本政治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书中叙述了过去二十年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保守主义的羁绊此长彼消的过程；当然也露骨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爱憎；所以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中宣部一个官员看了报纸；把电话打到报社；询问是怎么回事。报社总编辑名叫王清宪；是个皮肤白净、外圆内方的年轻人；当即回答；“为了宣传邓小平理论。”那人就没再说别的。两个作者也没把这个插曲往心里放。对两人来说；写这本书本来就是挺偶然的一件事；根本不像后来许多评论里所说的；是“有组织的蓄谋”；也不像朱丽冰和其他很多人所猜测的；“该书带有重大官方背景”。 事情的经过其实挺简单：几个月前的一个早晨；马立诚想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整整二十年了；灵机一动便要写点东西出来。此人是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的编辑；常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撰写文章；消息灵通；头脑敏捷；思想大胆；文风犀利。这些素质在他那个圈子里的人身上并不少见；少见的是他对政治有一种经久不息的激情；当他在朋友中间绘声绘色讲述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故事时；总能造成一种既快乐又紧张的效果。这样一个人；要想描述中国政治；那就正是扬其所长。不过；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合作者；于是拿起电话；找到笔者———他的同事。笔者原本要去欧洲访问；就在出发去首都机场的时候把腰给扭了；寸步难行；只好取消旅行；回到床上躺着；正在百无聊赖时；听到马的计划；心想有件事打发时间也好；于是翻个身；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枕头上；趴在床上写起来。 一个月后；两人把书写成了；去找出版社；编辑说很有意思；可惜不敢出；于是又找第二家；第三家；直到第八家；遇到 了今日中国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隽青和年轻编辑刘洪。后者说这样的书如果出不来；真是可惜了。就去找社长游说；社长同意他们的说法；不过希望把它作为《中国问题》丛书的一种；还说这是他们正在出版的一套系列。两个作者同意了；没想到这一来就把更多的人扯进一个危险的故事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问题》丛书的主编许明。许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助理；一个性格开朗、满怀理想和激情；还有几分天真烂漫的中年男人。他用一个通宵读完书稿；大叫“真是痛快”。这时候大家发现书名还没想好；于是聚在屋子里面；想啊想。想出一个；就在纸上写出一个。有个人说“冲突”；大家都摇头。有个人说“较量”；大家说；“好是好；可惜别人用过”。一共说了八个；直到有人说出一个“交锋”来；大家都说好；于是就这样确定了。 可是许明犹豫了；他说要把书稿拿去给刘吉过目。刘是《中国问题》丛书顾问；所以谁也不能拒绝这个提议；可是刘还拥有官方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有人担心“他会同意吗？”许明说；“试试看吧”。大家在忐忑不安中等了两天；刘吉就把清样退回来了；只说了两个字；“出吧”。 1998年春节前后的那两个星期；围着《交锋》转来转去的就是这些人；其中刘吉职务最高；再没有比他更大的官儿了。当时这些人———作者、编者、序作者、出版者、经销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手里拿着的那一摞清样；居然就成了“第一畅销书”。更不会想到；他们正在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波。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朵“鲜花”；又有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株“大毒草”。这些都是后话了。 朱基关心的不是什么“鲜花”和“毒草”；他在意的事情是经济。说到经济；在他成为总理之前的十几个月里；中国虽然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暗礁；却还没有迎来朝霞满天；更说不上是 风平浪静的港湾了。1997年春天；他在这边宣布“软着陆”已经实现；得意之情就像一个驾驶着毛病百出的飞机摇摇摆摆回到地面的机长。可是才过了三个月；就有消息说大事不好———泰国宣布泰铢不再与美元挂钩。接着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银行纷纷倒闭。“分明是一场金融危机嘛”；他这样说。当时中国之外的人还有更悲观的说法呢；说它是一次“金融风暴”；不仅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而且还在到处游走；就像好莱坞正在拍摄的电影《龙卷风》一样；它到了哪里；哪里就非倒霉不可。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机制现在成了疾病传染媒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被感染上了；连印度也不能幸免。然后又扩张到太平洋的整个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了一遍。到后来；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了牵连。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线就会知道；“风暴”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外面绕来绕去；总算没有登陆；中国也不像她周围的国家那么焦头烂额；不过；麻烦也挺多：经济增长率下降；商品零售额下降；失业人数又增加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向总理保证；出口贸易虽然不可能像去年那样增长百分之二十；但百分之十还是不成问题的。可统计局的官员接着就把最新报告送来了：哪里有什么“百分之十”？分明是个负数了。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9节 朱 基与民心向背（2）
这一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北京正在酝酿着好好地庆祝一番。谁都知道；改革就是从农民争取土地经营的权利开始的。可现在农村里面有几百万亩耕地荒着；杂草丛生。那些二十来岁的农村青年；看着土地就生气；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像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是怎样甘冒“杀头坐牢”的风险把土地承包到自己家里；又是怎样欢天喜地地在土地上收获粮食。城市里面那些二十来岁上了大学的青年；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当年是把参加高考看做“再生”的；还以为这世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呢。可是现在四十岁以上的那些人不会这样想；他们是在经济萧 条和政治高压下长大的；早已饱经风霜；习惯于吃苦受穷了；现在看到企业不景气；库存增加；也不着急；把三分之一的薪水都存在银行里让国家花；还要购买更多的国债；也没有怨言。毕竟他们是从物资紧缺时代过来的；现在；商店里琳琅满目；什么东西都有；不用排队；买肉可以挑肥拣瘦；买菜可以掐头去尾；还可以讨价还价。 可是让朱基头疼的事情也正是这些啊。商品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工厂就没有办法继续生产；没有办法给工人发工资；也没有办法归还银行的贷款。这不正是在中国周围转来转去的“金融风暴”时刻窥伺的机会吗！他已下定决心阻止这场风暴登陆中国大陆。由于他让中国成功的“软着陆”；国内舆论已经产生对他的依赖；他能理解这个局面。同样能够理解的是；如果他现在不能阻止“金融风暴”的登陆；人们还是会认为他的新政失败了。到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九个月后；也即他就任总理的这个月里；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3月5日；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踌躇满志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人人心知肚明；朱基要取代李鹏成为总理了。正式的选举还要等两个星期以后；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金融风暴”的团团包围中；人们都觉得只有这个人可以依赖；甚至连那些对他持有最尖锐的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再置喙。危机中需要强者；如同乱世出英雄。就像一叶深陷在狂涛巨浪中的小船；那些惊慌失措的船员都知道；只有强有力的人才能带领他们逃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逼近的确是帮了朱基的忙。这个人根本用不着收买人心；已是人心所向。 3月11日；星期三；北京城里；大家都在想着“谁上谁下”。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这个星期进入选举议程；当时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人同此心”；用来描述人民大会堂里的情形 也挺贴切。朱基是在这一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在3月17日。他得到二千八百九十张选票（有二十九个人反对他；还有三十一个人弃权）和连续三次掌声。 人民大会堂里的掌声雷动；乃是会议必有的情节；通常只有热烈气氛而不能引起人们内心的激动；因为那是台上和台下的一种默契。但是这一回显然不同。投票程序尚未开始；两千多位代表只听到江泽民主席提名朱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当即鼓起掌来。等到大会主持者胡锦涛宣布投票结果的时候；会场上再次爆出掌声。然后；上午10时40分；高音喇叭里面响起一个声音：“朱基被批准为国务院总理”；掌声第三次响起。此后好几天；这三次掌声成了国内外报刊津津乐道的话题；记者们对掌声持续时间的描述也是长短不等———从“三十秒”到“数分钟”；总之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是“经久不息”；就像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未肯止息；以至胡锦涛几次想要继续下面的程序又被掌声打断。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掌声完全发自代表内心；而非事先的安排。 朱基低着头；面色沉静平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那种咄咄逼人的光芒。他也许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掌声尽快停下来。但是；代表们执拗地不肯停。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朱基的回应。在中国人眼里；党的领袖人物在这局面中的标准风范；应该是昂首挺胸；高瞻远瞩；挥动巨手；既有力又和缓。可是一个两鬓苍苍的官员这时候说：“他可千万别做出那种领袖样子；要不可就糟了。”正说着；就见他站起来；双手合十；微微地躬身前倾；向全场致谢。还好；这人还是一副凡人姿态；没有伟人风范。 掌声依然不息。在会议大厅二楼的记者席上；中国记者和工作人员纷纷起立鼓掌。“真是想不到。”一个名叫钟闻一的香港记者说：“我本来以为他得罪了很多人；得票不会高的。”一个自称 连续十年采访人代会的记者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另外一个更老资格的记者说：“我看到过；那是在周恩来时代。” 假如记者们有机会评选十年以来人代会上最热烈的场面；那么无疑就是此刻；可惜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写消息；却为找不到朱基的“”字而发愁。这是那个中午中国人最频繁地使用的一个字；可是所有计算机汉字处理程序当中都没有。《说文解字》说它的意思是“冶器法也”。《辞海》说它是铸器的模型。《现代汉语词典》把它作为“熔”的异体字；放在一个小小的括号里。就从这一天起；“”字人人皆知；这与这个字本身的释义无关；而和这个人有关。有些人还要在这中间寻找“冥冥之中的天意”；说他的名字就表明他是上天派来治国安邦的。 大会闭幕这天；北京天气骤冷；白天气温还在摄氏零度以下；地面上覆盖着薄冰。上午11点；李鹏的车子开走了；朱基留下来；举行了他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满面春风；后面跟着他的四个副总理。几百个记者用目光迎接这个人的到来；没有期待中的掌声。他们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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