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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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旁边默默看着；连连感叹军民鱼水情长。　　不过；灾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持续两年六个月；大水围困也有好几个星期了。他们等着政府的船队运来粮食和药品；最好还有现金。可是政府自己还在过“紧日子”呢；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救济他们。“救济金”倒是有的；不过；那要动员全中国的老百姓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还要政府的公务人员一点点去收集起来才成。这笔钱即使现在就发；也顶不了多大用处；因为一共只有十四亿多元（其中一半来自香港、台湾、澳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捐献）。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挪用捐款”风波；一分不少全都送到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手上；每人也只能摊到十二块钱；而且要等好几个星期以后才能拿到。　　洪峰虽已过去；可是排涝系统不畅；大水仍然滞留在十八个省里；一片汪洋。淮河大堤上出现了一个绵延几十公里的“难民营”；有几十万人。洪水爬到他们脚下；总算不再涨了；但也徘徊不退。抬眼望出去；水是黑绿色的；漂着稻草、家具、冲散的门窗；还有淹死的牲畜。水面上电线杆头和树梢依稀可见；可以证明那片水下是他们昨日的家园。民政部的官员们在担心；这也许是自60年代初弥漫全国的大饥荒以来最悲惨的一年。不过；他们一时还搞不清楚到底有多惨。各地官员都在忙着把损失的数据呈送北京；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不免夸大。可是无论怎样夸大的数据；都不能说明当时灾民的困境。　　雨停了；阴云渐薄；人们的心里却更加阴沉；因为疾病开始蔓延；有痢疾；有疟疾；很多人的脚烂了。在凤台县；还发现了霍乱。政府运来的救济粮不够吃；人们开始吃霉烂的小麦；那都是从浑浊的洪水里捞出来的；连猪都不能吃；可是饿极了的人们哪里还管得了这些呢。二十一岁的石英刚看来是中毒了；全身肿起来；有一天突然就不会说话了；从口角往外淌白沫；另一个小伙子；村子里面惟一上过中专的学生；吃了发霉的麦子；又吃了发霉的药；已经三天拉不出大便。很显然；这是瘟疫；搞不好；它对人的生命的破坏力还要超过洪水。医生们都开始担心；有些记者也看出了征兆；但是党的基层官员仍在对上级隐瞒实情。寿县医院的院长看到周围情势危险；觉得再也不能隐瞒实情；于是偷偷告诉人民日报社的一个记者：每十个人中就有两个人病倒了。　　艳阳高照。几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着重见天日；可现在却发现；酷暑比暴雨更加难以忍受。人们一批批地倒下去；还能站起来的人也没有一点活力；聚集在江淮大堤的人群越来越无法忍耐了。党的基层官员们虽然平时懈怠惯了；现在也不免焦急；他们不断地向上级报告；说情况紧急；要粮食；要帐篷；要药品；还要不含病菌的饮用水。上级要他们依照常规呈递文字报告；“可是报告交上去三次了”；颖上县县委书记陈怀贵不无怨气地说；“怎么没有下文啊？”　　“大难临头”；一个叫王自成的中尉感叹；“天敌也能共生共处”。他看到水面漂过来的草堆上盘踞着黑色的蛇和灰色的鼠；立刻就感到皮肤紧张；爆出一层鸡皮疙瘩。中国拥有的老鼠数量　　至少是人口的三倍。没有洪水的时候；老鼠是横行天下的。它们在过去一年吃掉三十亿公斤粮食；咬死三百万亩森林和三亿亩草原；咬伤至少十万人；在东海上让海军的舰载导弹发射失灵；在大瑶山让列车改道颠覆；在句容县咬死了三个婴儿；在新沂县又咬死了三个婴儿。但现在洪水一来；它们什么也咬不着了；只有和人一同逃命；与蛇共穴。　　回想起来；那时候人蛇鼠虫在一起求生；的确也是被逼无奈。“灾民营”一无帐篷；二无帘幕；饱受酷热之苦；男女混居；生死相依。先前他们漫步在江淮大堤；正是4月油菜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时候；而今到了6月的最后一周；鲜花早已凋谢；没有凋谢的也都淹死了；眼前水天相连；钻天杨只剩下树梢还看得见。一位台湾记者看到了这场面；不禁惊问：“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水啊？”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水的人当然不止这个记者；还有党的高级领导。报纸上有一条消息说；总书记江泽民来到安徽；亲切慰问百姓；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记者们没有提到一个情节；就连当日在场的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也不敢张扬。那一天；总书记面对眼前的一切；惊讶好半天；终于说出一句话：“没有想到安徽的灾情这么严重。”还说：“要动员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救灾；捂盖子是不行了。”到灾区来的还有田纪云。那时他是副总理；因为哪里有灾难他就要到哪里去。“老卢；你放心；”他心怀同情；却只能对眼圈发红的卢荣景说些安慰的话：“中央会支持你们的。”有个三十七岁的记者；蒋亚平；坐在颠簸的小船上漂到那里；看到卢荣景；正碰上这位省委书记满脸激动不已地搬出田纪云的话给属下打气：“中央会支持我们的。”“他显然动了感情。”蒋在那一天这样写道；“久久未被充分反映的安徽灾情；将会被广泛地传之于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意味着；前段时间基本是苦力孤撑；已经疲惫不堪的安徽人；现在可以指望靠靠十一亿中国人宽大的胸膛了。”　　说“宽大的胸膛”；多少带着一点想象；不过；要说“十一亿中国人”倒是差不多的。第十一亿个中国人是1989年4月14日凌晨出生的。从那时以来；又增加了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两千五百零一人①。住在城里的人有一亿八千五百四十一万人；平均每个人的年收入只有一千五百一十元。他们要用其中八百一十八元买饭吃；用二百零二元买衣穿；其余还要交电费、水费、取暖费、公共汽车月票钱；有个婴儿的要准备一笔奶钱；有个半大孩子的要准备上学的钱；有个老人的要准备一笔药钱。政府说经济要紧缩；号召他们过“紧日子”；其实根本用不着号召；中国人的日子从来也没“松”过。可是现在又在动员他们“向灾区献爱心”。有人说；“年年献爱心；都献完啦！”老年人60年代在五七干校盖的被褥；中年人在70年代下乡时穿的衣裤；年轻人在80年代军训时用过的背包带；家家户户过去四十年留下来的那些补丁衣服；早都捐到乡下去了。当时有八亿多人生活在乡下；其中有差不多一亿八千万人正被洪水包围着；现在政府心里想的不是靠他们；而是救他们。另外还有大约六千万人也离开了家乡；整天游荡在三十五个大城市和三百多个中等城市里。广州有一百一十万人；北京有一百三十万人；上海有一百八十三万人；天津、武汉、重庆、西安也有不少；连深圳这个兴起来才十年的城市；也有一百多万农民呢。有个叫安子的姑娘；从山里来的；现在一边打工；一边在深圳大学的夜校里构思她的《青春驿站》。这部描述农家妇女的都市生活的书；使她在那一年成了千万农民工中间最有名的人；就连深圳的城里人也把她评选为“杰出青年”。　　可是大多数农家妇女是和“杰出”无缘的；而且比她们的男人更加令人同情。男人们出去搬运家具；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扫大街；早上炸油条；晚上掏厕所……女人们也不闲着。她们卖瓜菜；为城里人洗衣服做饭打扫屋内卫生；照顾孩子；伺候老人；在小饭馆里洗碗端盘子；总之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没有最起码的卫生设备；来了月经只好躲进临时的公共宿舍里去弄一弄；也不能洗澡。根据当时商业部门统计；这一年全国城市里只有一千六百八十七个公共浴池；平均十五万一千人才有一个。北京是十一万四千人有一个浴池。上海最好；平均七万一千人有一个浴池。有些妇女生过孩子；可以给城里人带孩子；遇到好心的主人；可以洗澡；可是她们却没有办法去照看自己的半大的孩子了。当然也有些人什么钱也挣不到；只好沿街乞讨。有个有心的调查者做了一番研究；发现大街上每一百个乞丐中；就有二十五个女人和二十五个孩子。没有讨饭的民工之子；流浪在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给城里人擦皮鞋、洗汽车、做家务、卖花、捡破烂、要饭、打架……什么都干；就是不能干所有城里孩子都在干的事情———读书。城里的学校说他们没有户口；不能上学。这还不算；他们的父母还在为他们生下更多的弟妹。在成都市九眼桥边上的一个棚子里；一位来自大巴山的妇女产下了她的第五个女儿。不过；大多数妇女和孩子并没有离开家乡；她们守在家里；等着她们的男人挣钱回来。当然留下来的还有老人。乡下的官员号召农民不要到城里去；让他们“守土有责”。这几个字是先在城里流行起来的。可是；当流传到乡下的时候；味道就变成：守住承包的耕地；别荒了。　　当日乡间剩下“守土有责”的人；每十个里面就有八个是女人、老人和孩子。有个教授好久没到乡下去了；那一天去省亲；回来就连连感叹；真是“青壮出门去；唯留童妇叟”。官员们都会说那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这是用三个节日来代表这三种人①的；可这都是城里人的节日；用它编出个数字来描述农民；农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2节　大灾年（2）

　　那时候；“信息社会”、“小康国家”这些词还没有流行；学者们说到中国；就说这是一个“农民的国家”；这话不假。共产党崛起于农民；很多党的官员本来就出身于农民；可现在；“农民”似乎就是贫穷、落伍、失败、耻辱的代名词。过去四十多年里；他们只高兴过两回；一次是在50年代初的几年；一次是在80年代初的几年；加起来也不超过十年。其余时间就只有等待。90年代倒是不再挨饿了；可是连续几年收入下降。官员和学者都告诉他们“无农不稳”；还说“无工不富”；现在他们发现；有农也不稳；有工也不富。政府早就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但至少有一亿八千零三万零六十个农家子女没有机会上学。没有学校；也没有钱。当时农民的收入只相当于普通城里人的三分之一。就是这点钱；也还是那些地方官员拿粮食、鸡、鸭、猪、羊、稻草、麦秸、玉米叶子折算过来的；至于现金；连四分之一都不到。普通城里人是看不起农民的；他们想要嘲笑别人；就会说“别农民啦”；想要嘲笑自己；也会说“我一个农民”。只有少数几个不知名的学者和一个名叫杜润生的八十岁的老人；才梦想着让农民拥有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和权利。至于一般人；他们还不肯把身边那些流浪者叫“民工”；而是叫“盲流”。　　“盲流”们白天闯到城里来；到了晚上就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有的来了几周或者几个月；也有的已经住了好几年。他们住最简陋的房子；拿最低的工资；干最累最脏的活儿；每个人都在嘴上不停地哼着一首节奏轻快的“新民谣”。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把这当做自己的“圣经”：　　马路是银行；工厂是钱庄。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干；比如送报纸、开电梯、送牛奶；都挺轻松；也不脏；可这些全都属于城里人。那时候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诸如此类的工作全都不准农民干。这可不是那些普通城里人说的；他们还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地歧视乡下人；就算心里想这样；也没有那个权力。这是政府的决定；白纸黑字写着的。官员们解释说；“城里还有好些人在等待那些工作。”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乡下人只能去干那些所有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事。　　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第一个条件通常都是“有本市户口”；这也是缘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乡下人想要在城里找到工作；最缺少的东西不是智慧；不是体力；不是热情；不是任劳任怨的精神；而是一个被叫做“居民户口簿”的小卡片———绛紫色的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制”；内页则有“某某市公安局户口专用”的红色印章；还特别注明了：居民户口簿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状况的“法律效力”。到90年代后期；“本市户口”的“法律效力”在中小城市里已经淡化；就算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没有户口的农民要想生活下去也不是不可能了。可在90年代初；户口还是城乡之间一堵很难逾越的墙。只要举出一些小事就能证明这不是夸张。那时候城市的粮票还没有取消；一个人要想买粮食或者种种用粮食制成的食品；比如面包馒头火烧点心；售货小姐第一句就要问你“有粮票吗”。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送进城里；却没有城里人都有的粮票。所以他们进城时就不得不肩扛手提；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大米；等到这些大米吃完；就不得不打道回府。差不多所有的城里人都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有个住在昆明市的名叫黄庆的小伙子；在这一年里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把公民分成贵贱；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歧视；就被捉将起来；管制劳动两年。法官确认他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则把他从政治部秘书的岗位上开除了；让他像所有那些他为之鸣冤叫屈的农民一样；没了工作。　　京城里面；国务院的想法也是一样。两年以前；官员们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颁行下来；还做了一个决定；尽速将游荡在城里的农民工遣返故里。在很多人看来；城里的环境和秩序就是让这些农民给搞乱了；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到处游荡；随地大小便；还偷东西。市民说他们扰乱了都市的宁静；计划生育的官员抱怨他们乱生孩子。公安局说城市里面的刑事案件有一大半是他们干的。所以只要把他们遣送回家；就万事大吉了。其实；用不着政府决定什么；农民也不得不回家去了。遇到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这样的经济萧条；建筑工地一个个都停下来；把临时工辞退了；家家都在节衣缩食；不用保姆了。全国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县政府中；有一千零九十一个财政入不敷出；将近二百万县政府干部的工资都成了问题；农民不回家又能上哪里去挣钱呢！　　1991年年初的时候；《人民日报》兴高采烈地出来宣布；全国物价上升幅度回落了十五个百分点。李鹏总理也说；治理整顿“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的确；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也不再争兑储蓄、抢购酱油食盐大米白面卫生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