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天下有情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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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踹一脚。
　　我看见爷爷满脸是泥，额头上已经渗出了鲜红的血迹。
　　这时又有两个人上来，用力扭住爷爷的两臂，使劲向下按，强迫其跪在地上。
　　我隔着门缝，看见几根大棒又举了起来，吓得我赶紧用手捂住双眼，心里哆嗦着，不由自主的低声哭了起来。同时，我听见爷爷几声凄惨的叫声，接着便是高一声低一声的呻吟声。
　　父亲早已吓得脸色惨白。手中拿着火柴，哆嗦了半天，也没有点上一颗烟；将烟丢在一边，坐在床上，两手抱着头，不敢抬起头来向门外看。
　　三个弟弟不知所措，象小鸟一样围在父亲身边，连大气也不敢出；连刚刚两岁的小弟弟也变得懂事起来，睁着眼睛看看我，又看看父亲，惊慌的眼神中露出几分疑惑，一声不响地抱住父亲的腿，不敢松开。
　　外面的口号声又响了起来。我抬眼望去，只见爷爷的盈尺长须和满头银发被剪的精光，远看像长了秃疮，样子变得狼狈极了。伯父则跪在旁边陪着。
　　一些人正在屋中翻箱倒柜，到处乱翻乱找值钱的东西。
　　爷爷珍藏几十年的几百幅古画被撕得面目全非，把画轴填满了自来水井。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声过后，屋内不知什么东西被这些人砸得稀烂。一叠整版的清朝红蓝印花和大龙邮票与许多木版线装古书扔了一地。
　　时近正午，这些人也打了，也抢了，也砸了，心满意足。把爷爷关进装煤的小棚子里，把北屋门锁好，贴上封条。留下张××和姜××娘儿俩个共三人看守后，扬长而去。
　　临行前街道主任对爷爷说：“你这个反动律师听着：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继续顽抗，死路一条！”又对我们说：“你们要与阶级敌人坚决划清界限，否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看着他，别让这老东西自杀了！”
　　爸爸连忙频频点头应允，口中不停地说：“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说完，爸爸便上中班去了。
　　夜，在惶惶不安中降临了。
　　爸爸妈妈在这天上班后就一直没有回来。我很害怕，但又不敢走出大门去单位找爸爸妈妈，只得在焦虑中照顾几个弟弟早点儿睡觉。
　　夜，已经很深了。
　　北院的上空火光冲天。红卫兵抽人的皮带声“啪啪”作响，打人者的怒骂声一阵阵传过来，不时还夹杂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嚎声，哀求声。
　　北院的康家与我们只一墙之隔。康大伯是北京市模范教师，而康大妈则是原来的街道主任。
　　我不敢出去看，大门外边还有人看着呢。我趁看守的人不注意，偷偷地把借爷爷的一本梅兰芳著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从北屋的窗户缝中塞了进去。
　　这时，爷爷在小煤棚子里悄声唤我，我上前问：“爷爷，有什么事吗？”爷爷小声对我说：“小春儿，我床上的皮箱内有120元钱，你能不能从窗户上边钻进去给我拿出来？”望着爷爷那哀求的目光，我回头瞅了一眼有人还在看守的大门，心想：还让我划清界限呢，如果他们发现我为您偷着取钱，那可就全糟了！我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北院的哭嚎声又大了起来，夹杂着打人者的怒骂声，棍棒、皮带的“啪啪”声，甚至还有痛苦的呻吟声。冲天的火光中，一些燃烧后的灰烬飞落到我家院子里。
　　我不敢睡，最近发生的事情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在北京市第六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四月间，报纸上评了《海瑞罢官》，又批判了《三家村》，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学校里逐渐乱了起来；以后又成立了红卫兵、赤卫队两派互贴大字报；接着又成立了“西城区纠察队”“联动”等组织，揪出了党委书记，团委书记；学校的课没人上，“停课闹革命”的标语贴了出来。学校墙上还写着大幅标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红色恐怖万岁”等等。我看见厕所墙上的字呈暗红色，有人告诉我，这些字是用一个患白癜疯病的老工友的鲜血写成的。
　　整天搞运动，还教唱什么《革命造反歌》，我记得歌词是这样写的：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既然无课可上，我们只好在家呆着，有时到学校看一眼有什么事。
　　八月中旬我接到通知：8月18日凌晨2点在学校集合，有重要任务。
　　17日深夜，我匆匆忙忙爬起来，赶到学校。验过了学生证，走进教室之后，我总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气氛。
　　进了教室，一个姓张的学生问我是什么出身，我说是工人；又问解放前三年呢？我说是起义军人；他冷笑了一下没说什么，走到黑板跟前，在我的名字下面写上“反动军官”四个字，又对我说：“老实在这儿呆着，哪儿也别去。”
　　我与石书库、袁天福、王斗几个同学在教室里坐着，一直等到近中午才让回家。原来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我在家呆着，从不上街。听南院来打水的人说，街上的红卫兵很凶，手中拿着斧子，见了穿尖皮鞋的人就用斧子剁；还有的人手中拿着剪子，见了长头发的女子就追，强迫剪成齐耳短发。
　　伯父写了“破旧立新”四个大字，让我贴在大门上。
　　8月24日那天，二姐慌慌张张地从学校跑回来，对我们说：“现在全北京都已经行动起来了，咱们家今天也要破四旧立四新，你们跟我一块儿把爷爷的破烂儿砸了！”
　　伯父听到后搓着手围着屋内的摆设转了几圈，最后拿起凿子，把紫檀木的雕花大柜凿下一小块儿；一边干，手却一边哆嗦，嘴里还不停地唠叨：“真是可惜呀！”
　　我们几个人则与二姐一同把爷爷攒了一辈子的宝贝——几百幅古画、帛画，全部从箱子里拿出来，在地上堆成一堆。
　　伯父望着屋中杂乱不堪的各种文物，自言自语地说：“咱们已经破了四旧，这样一来，他们外边来人可能就不会再搞了。”
　　爷爷从中山公园练功回来，看见我们把他的宝贝堆在地上，大发雷霆。
　　伯父解释说：“外边抄家风大兴，挨家挨户翻，谁也躲不掉，咱们自己搞了，他们也许就不会来了，这样，这些画儿和文物也就保住了。”爷爷听了这番话，才默不作声了。
　　真没想到仅仅隔了一天，红卫兵就来抄家了，而且来了那么多人，一进门就那么气势汹汹的，丝毫没有因为我们自己破了四旧，而减轻对家中“牛鬼蛇神”的惩罚。
　　我正想着这些事，一夜未睡。忽然听见外面人声嘈杂，原来是北院的康大妈上吊了！
　　这些红卫兵把他们夫妇二人剃了光头，扒光了衣服，女人脖子上挂着两只破鞋，吊在门框上用皮带抽，用大棒打；整整打了一夜。天快亮时，大概打累了，才松了手。
　　康大妈本人性情耿直，好端端的在家里呆着，会平白无故遭此毒打侮辱。一个女人家，一时想不开，觉得死了，也就全都解脱了，趁着夜深人不备，竟在门框上吊死了！
　　康大伯精神受了刺激，走路也跌跌撞撞的，不久后，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家二哥睡觉时梦见红卫兵来了，吓得从窗户里向外冲去，结果让玻璃划得满脸鲜血直流，浑身是伤，窗子被撞得粉碎。至今几十年过去了，只要一有人提起红卫兵，他仍会吓得浑身发抖，颤栗不己。
　　8月下旬，大街上贴出了“勒令”，大意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全部清除出北京城。
　　街道主任和街道积极分子一群人也来了，他们命令爷爷立刻离开北京城，离开这已经生活了一辈子的家。
　　
　　
　　泪别北京
　　到哪儿去呢？到老家去。我老家是河北省固安县城西边的一个小村庄，距离与涿县交界的大清河只有几里地。
　　我祖父纪麟祥公元1890年1月28日旧历正月初八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虽然只有一些沙地和果树，但在这个十几户的小村子里，却是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
　　年轻时代的祖父亲眼看到了晚清政府的没落腐朽，经历了封建主义灭亡的变革时期，勇于接受新思想，从家里走出来，毅然报考了天津北洋政法大学，取得优异成绩，并获得律师资格证书。
　　随后爷爷来到北京谋求发展，住在西华门附近，“律师纪麟祥”的大牌子就挂在南长街南口的西长安街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成为北京有名望的律师之一。解放后，成为政协民盟成员。
　　五十多年过去了，由于事务繁忙，爷爷几乎从不回固安老家，而村里的人也很少有人认识爷爷。现在命令立刻离开北京城，离开这已经生活了多年的家，村中连个立脚之地都没有，回去之后可怎么办呢？可是“勒令”让你立刻离京，你敢不听吗？
　　8月28日，早晨起来，我看见在院子里蹲了一夜的伯父正在收拾东西，我想去帮忙，伯父摆了摆手，指了指外边，示意不要让门口监视的红卫兵看见，并小声说：“要划清界限。”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恐怕连累我们，多善良的老人呀，我眼眶不由得湿润了。
　　这时，外边传来一阵嘈杂声，我趴在南屋后面的窗户上，听见有人在互相议论，说南院东屋的表爷爷在南苑自杀了！是用剃刀抹了脖子。
　　伯父听到消息后脸色非常难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扛起捆好的铺盖卷；爷爷回头看了看贴着封条的北屋门，又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一句话；随手拿起一根棍子当作拐杖，跟在伯父身后，步履艰难地向远方走去。
　　我望着爷爷的背影，心中觉得酸溜溜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爸爸妈妈已经三天两夜没有回来了，据说是在单位被造反派批斗，隔离审查了。
　　我与三个弟弟像离群的小雁，孤零零地不知飞向何方。
　　姐姐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去了成都。家中就数我大，如果当着弟弟的面哭，他们已经被吓坏了，那样一来，就更不知所措了，我还算什么大哥呢。
　　我自己暗下决心，不管怎样，目前爸爸妈妈不在家，我就一定要照顾好几个弟弟，好让爸爸妈妈放心。
　　9月2日，街道主任又带着红卫兵来了，喝令我们立刻把户口迁走，全家离开北京。我不知所措，父母都不在，我只得搪塞说：“我们已经划清界限了，为什么也要让我们迁走？”
　　第二天下午，爸爸由单位派人送回来了，脸色非常不好，一定吃了许多苦，几天未见，似乎老了许多，鬍子满脸，显得很憔悴。
　　我把街道主任让迁户口之事对爸爸讲了，爸爸说：“既然如此，回老家也好，有你们兄弟四人，加上你妈妈，六口人都是劳动力，也不会没有饭吃。”这时二弟建民说：“街道主任已经让我把户口迁了。”13岁的二弟，不知何时已经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
　　9月4日，妈妈也被单位派人送了回来，我们弟兄几个团团围上去，问长问短，妈妈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满不在乎地说：“甭耽心，我没事儿！”
　　见到我们已经迁了户口，便有些嗔怪地对爸爸说：“这么大事儿，怎么也不商量一下。”
　　爸爸看了我们一眼，谁也没说话。妈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帮助爸爸去整理东西。
　　
　　
　　学海生涯
　　
　　我打开抽屉，里面放着我珍藏的宝贝——我和弟弟的一百多张奖状。
　　看着这些奖状，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上四年级时的第二学期，我被怀疑患了肝炎，被隔离了42天。上学后，老师对我说：“已经临近考试了，这次试题相当难，你如果没把握，不如放弃考试，再重上一年，你考虑一下。”
　　我上学时，天天盼望着考试。私下里老师对别人说，这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怕考试，他却盼着考试。为什么我爱考试呢？因为我觉得考试是与别的同学比赛的一个机会。这次虽然我有一个半月没有上学，但是我怎肯放弃与同学们比赛的一次机会呢！
　　期末考试结束了，我五门功课共得了499分，名列第一名。老师觉得很意外，班会上对我进行了表扬。弟弟也与我一样，考了个第一名。爸爸妈妈高兴的合不拢嘴。我们每人捧回来一张大奖状。爸爸找来一个大镜框，把两张奖状都放进去，然后把它高高地挂在墙上。
　　挂了没有几天，我就把镜框摘了下来，并对爸爸说：“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却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眼望着它就会自满，就不会进步。”
　　我上了八年学，每学期各种奖状都要获得十来张，但是这些奖状我从来不给别人看，一直珍藏在我的抽屉里。现在我要走了，这张桌子却不能带走，奖状也不能带走了。我含着眼泪一动不动，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堆奖状，在爸爸的一再催促下，才从奖状中间拿出一张北京市颁发的“三好学生”奖状，放进我的书包中。
　　我知道，从这一天起，我将永远告别了我的学生时代。我再也不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了！我被夺走了学习的权利！
　　写到这里，鼻子一酸，眼泪却涌了出来，要知道，我是多么爱上学呀！我喜欢所学的每一门课程，无论是音乐、体育，还是地理或数学，我都觉得津津有味。在这里，我学到了各种知识，而且每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记得由于我爱唱歌，那年“六一”儿童节时，我还在北京市少年宫的联欢会上唱了两首歌呢。
　　我上了八年学，从来没有买过铅笔盒，只有二表哥给的一个旧的，铁锈斑斑的，盒盖却早已掉了。书包是妈妈用一小块一小块的三角布头拼成的，小得只能放书却无地方放本；后来，姐夫带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个绿书包，因为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买的书包只是染成绿色的麻袋片儿，没用几天便烂了，但我用布把它缝上，凑合用。我用的作业本利用率更高，先用铅笔或钢笔写，然后再使它练毛笔字。我用的钢笔是7角5分钱在小铺买的，在当时，是价格最便宜的。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