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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天下有情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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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京一年来,挨饿是家常便饭,挨打受骂也能忍受,唯独我不能忍受的是受岐视,精神摧残。治保主任整天转来转去,几乎天天上门训话,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让我们与家庭划清界限。
在日复一日的批斗会上,让我们上台去揭发爸爸妈妈的反动言行。我每次会上都一言不发。整天在这种非常压抑的气氛下生活,真是度日如年。爸爸被折磨的又黑又瘦,妈妈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村里的人没有几个敢与我们接近,避之还唯恐不及呢!我们成了‘黑五类’,没有一切作人的权利。
由于爸爸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所以我们不许入团入党,不许参军,不许参加工作,不许考学念书,不许领救急粮,不许走亲访友搞反革命串连;就连爸爸上集市上去买一些生活用品,也要头一天晚上先去治保主任那里请好假,如果不同意就不能赶集。总之,我们被与世隔绝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压抑得你喘不过气来,离开这是非之地,到远方去挖海河,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我们三人每人推着一辆独轮车,徒步向着东方,迎着灿烂的朝阳一直向前走,一路不停留,在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走了近90里地,来到了永清县城,找了一所位于南关附近的小学住下。
学校里学生已经放学了,我们在教室里的地上铺上草帘,把被褥铺好,随便吃了几口枣饼子,躺下就睡着了。由于路途劳累,一觉睡到东方破晓,一骨碌爬起来,装好车继续沿着公路向东走。
永清距离信安50里地,中午时分就赶到了这里。我仔细地打量这个破烂不堪的村镇,连一间像点儿样子的房子也没看到。
路上就听人说:金独流,银胜芳,赶不上信安一后晌。讲得是信安非常繁华,可是进入我们的眼帘的却是这么个样子,让我非常失望。
公社的负责人讲今天要住在这里,可是我们早已经把他们甩在后面,况且时间还早,我们决定继续赶路。
走过了堂二里,来到了王庆坨,天色已经黑下来了。我们决定住在这里,我算了一下,今天走的路程比昨天还要多。
离家的时候妈妈塞给我2元钱,说是穷家富路以防不测。我用针线把它缝在内衣兜里,我知道家中早已经没有钱了,这一定是妈妈向别人借的,我一定要省着点儿花。一路上我什么也没敢买,仍然吃的是水就凉饼子。
由于我们走的快,所有的人都被我们拉下了,只有中公由的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他认得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分开。他说这七天的路程我们会提前一半。
早晨离开王庆坨向南一直走便是天津西边有名的杨柳青了。据说杨柳青的出名是因为此地美女如云,连卖豆腐的都称作“豆腐西施”呢!我来到杨柳青的大街上,连一个顺眼的女孩也没碰见,心中怀疑这传说是否子虚乌有。
我正在踌躇不前,看见对面走来一位老大爷,年纪七十开外,面目慈祥。
我上前鞠躬施礼,向他问路。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开口问道:“你是从哪儿来的?说话不像是本地口音?”
还没有等我答话,黑子早已抢先回答了:“我们是挖海河的,从固安县来。”
老人听了又问道:“是北京城南的那个固安县吗?”
我连忙应声道:“是,就是那个固安县。”
“那么,我跟你打听一个人。”老人继续问道,北京城南出了个有名的纪大律师,你们知道不?我们京南谁有事都去找他,那年我吃了官司,求到他头上,二话没说,很快就给我办妥了。”
黑子赶快把话接过去:“这回你算找对了人了,这个大个儿,就是大律师的孙子,去年新从北京回来的,旁边这个岁数大的,是大律师最小的儿子。”
老人一听黑子的话,大喜过望。连忙拉住我的手说:“这可是大恩人呐,赶快,赶快跟我回家去。”
不由分说,拉起我的手就走。我回头看了黑子一眼,他竟笑了起来:“哈哈!想不到你们老纪家还挺有名气,离北京几百里了还有人知道这纪大律师呐!”
我推着小车跟在老人后面,三叔、黑子跟在我后面,中公由的那个人也紧随其后。在杨柳青拐了两个弯儿,看来老人的家还不近呢。老人边走边说:“你们到我家吃完饭再走,我给你们做俩儿菜。”
我一看,如果吃完饭再走,那一定会耽误很长时间,连忙拦住老人说:“老大爷,我们今天要急着赶路,实在是没有时间了,以后再过来时一定登门拜访。”
老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急着赶路,不好再挽留,拉住我,往怀里塞了两把大枣儿,向我摆了摆手;我们向老人告了别,继续向前赶路。
当我们来到天津南边的李七庄时,天色渐渐黑了。三叔想喝口热水,我敲响了路旁一家低矮的房门。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位40多岁的妇女,我说明来意后,她说喝水可以,但是我们没有柴禾;我看了看水缸,里面的水也不算多了,我拿起水桶打了一挑水,又到外面去拾柴禾。人生地不熟的,去哪儿拾柴禾呢?
我沿着附近转了一圈,发现路边有许多别人吃冰棍时扔下的小棍,我就一根一根地拣起来,拣了一会儿,觉得差不多了,拿回去烧了一点水;三叔沿着锅边贴了几个玉米面饼子,请这位中年妇女与她那七八岁的小女孩儿一起吃的晚饭。
我借机向四外看了看,这家人家境并不怎么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土炕上只有半张炕席,炕上没有被子,只有一团发黑的破棉絮。屋地只有一只大水缸,连我们烧水用的锅台也破了一个大洞,一做饭浓烟不断地往外冒。除此以外,便什么也没有了。
那个小女孩子儿脸上脏乎乎的,个子长得又瘦又小,看见了陌生人,便依偎在妈妈的怀里,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们。
临别时没有过多的话,只道了一声谢就走了。走出门去,不知为什么,我的鼻子有些发酸,心里非常难受。我迟疑了一下,毅然走回去,把缝在衣兜里的2元钱拿出来,塞在小女孩手里,我看见那位中年妇女楞了一下,把小女孩手中的钱抢过来,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
我扭头跑向外边去追赶三叔他们,没有向他们透露我给小女孩钱的事。
天津市南边40里地是小站,这里盛产一种圆粒大米,油汪汪的,口感非常好。我们路过这里的时候,看见四周都是齐整整的稻田,稻穗沉甸甸的随风摇摆,一片丰收景象。
我向身边的老乡打听,知道这一望无际的稻田,种得都是有名的‘小站稻’。
一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从去年离京到现在,整整一年了,我没有吃过一粒大米;虽然我是地道的北方人,却从小爱吃大米。北京的大米都有定量,而且是机米,其余是白面与玉米面。
自从回到农村,这里从来不种水稻,一想起这油汪汪的小站稻,怎么会不馋呢?
小站向南8里地是上古林,再过了上古林不远,就能看见有名的千米桥了。
千米桥东边,耸立着高高的井架,这就是著名的北大港油田了。
我们要去的工地就在这东南方向,一块大大的平坦的不毛之地;这条河的名字叫做“独流碱河”,我们挖的是第一期工程,明年秋天还有一期,第三期工程在什么时间挖还没有定下来。
这条河道相当大,中间有一块一里半宽的土不动,叫做冲积土;我们从这里向北挖,河底有500米宽,6米深,把河底的土推到二里远的地方筑大堤,这么远的运距,最快的人一小时也推不了几车土。南边一里半远的地方也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像我们一样将土推到南边去筑堤。
我们一行四人在第四天的中午赶到了我们公社的工地。
到了那儿才知道,工地上除了先遣人员以外还没有任何人来,我们是第一批赶到的。一踏进用苇席围着的公社大院里,连长老夏立刻迎了上来,嘴里不停地打听着是哪儿的?怎么这样快;我们简单地谈了一下情况,老夏关照我们先去伙房吃饭。
进了伙房一看我可乐了,锅里面有熬白菜和玉米面的大窝头。我盛了一大碗白菜,一下子吃了四个大窝头。
我站起身,摸摸溜圆的大肚皮,心里美滋滋的。暗地里琢磨着,如果干活时也能让吃饱,这趟挖河我就没有白来。
求生的欲望将我的要求降到了最低点。
吃完饭,我把车上的被子拿下来,走进工棚一看,里面实在简陋极了。
在一块平地上,中间挖二尺宽的一道沟,挖四丈长,将沟挖至膝盖深,把土扔到两边,于是,这道沟就成了炕沿,沟两边就成了连铺大炕。沟沿埋了几根胳膊粗的树干当柱子,上面架上几根棍,顶上铺几领席,再铺上几块油毡。于是,工棚就建成了,这一座工棚至少要睡四五十人。
刚一进工棚,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闭上眼睛楞一会儿,再睁开才能看见里面的情况。微弱的光线下,看到哪儿都是那么潮湿,而且坑洼不平。
我找了一个靠近柱子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的柱子能派上很多用场,首先起床时,可以拿它当拐棍,进门时,可以拿它作标志,而且上面可以挂些衣物。
我拿铁锹把地面拍平,打开草帘铺在地面上,再把褥子打开铺在草帘上,整个准备工作便全部完成了。
我仰面躺在‘床’上,觉得既新鲜又有趣,尽量不去想将来挖河的活儿有多累,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外边有人招呼吃晚饭了,我出去一看,晚饭还不错,玉米面稀粥,咸菜和2个大窝头。
听别人讲,上期在黑龙港挖河时,吃的是高粱面窝头,这次能吃上玉米面就己经很不错了。
吃完饭我走出工棚,向四周观看,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什么也没有长,连一颗小草也没有。听说东边便是海,距离我们只有四里地远,我从小没有看过海,很想去瞧瞧海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在海滩上真有许多美丽的贝壳。
谁和我刚一提出来,便遭到了领导的一致反对;连长老夏连连摆手说不行,并说这是纪律,无论是谁,只要到了工地上,他就要为大家的安全负责,否则出了意外谁也承担不了责任。再说海水有涨潮落潮,真的遇上涨潮了你有潮水跑得快吗?
挖河的大队人马是在我们到达的第三天才全部到齐的,人一到齐,马上开会。连长老夏给大家讲了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重要意义,以及我们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大家必须一齐努力,尽快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
这次工期计划70天,开会后大家分好班,大约四十多人一班。事不宜迟,第二天早晨便开工了。
早晨三点半,催促起床的号子就吹响了。我把衣服赶快穿好,拿起工具往外跑,天还没有亮,晨露蒙蒙,到处是湿乎乎的。
我把铁锨放在小车上,推着小车迷迷糊糊地跟在大家后面来到了工地,学着大家的样子把车绊挂在脖子上。这车绊是用麻绳偏成的,两边各有一个套儿,套在车把上,人钻进车绊里边,车的重量压在脖子和肩膀上,人向前一用力,车子便向前走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车绊推过小车。这种独轮车推起来必须掌握平衡。可是我推空车都翻车,推装满土的重车简直寸步难行。这样一来,人可有样了。清晨的露水象小雨一样,四周到处湿漉漉的,车轮上车把上全是粘泥,道板上也湿乎乎的,车轮到上面直打滑。我一早晨不停地翻车,浑身上下是一团糟,弄得像个泥猴。
我虽然己经16岁了,但又细又高,长得像颗豆芽,由于长期挨饿,简直是皮包骨头,根本就没有力气。一米八零的个头儿确实不小,但只有九十多斤的体重却让人难以置信。
我满身泥水,浑身脏乎乎的,终于熬到吃早饭的时候了,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工棚,把手上的泥和脸上的脏全洗净,钻进工棚去吃饭。
早饭是三个窝头,有咸菜和粥;中午是五个窝头,晚上是两个窝头一碗粥。每人每天粮食定量二斤半。
晚饭吃过后,我习惯地拿出我的宝贝:一个几乎没有几根毛的牙刷来刷牙。这在我们这里是绝无仅有的。几百个民工之中没有一个人有这种习惯,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没有什么可刷的,并不知道保护牙齿的重要性。我没有牙膏,也没有钱买,况且附近也没有商店。我只是用清水蘸着刷,刷完后用清水漱漱就可以了。
通过几天的锻炼,我逐渐适应了推车的姿势,推的土也比以前多一些了。只是晚上吃过饭后,困得眼睛就睁不开了。因为晚上收工时天色已经黑了,每天吃完晚饭就晚上十点多钟了。有时晚上还要学习或者开会,无非是赶进度加油干,每个人分别表决心等等。
每个公社为一个连,连部附近有一个理发室,在这里推头是不要钱的。我很想推个头,新来乍到的,不敢上前去问,只是躲在门口向里张望。
推头的师傅姓李,是西庄人,长得挺精神的。他看见我探头探脑的样子,便招呼我进来推头。我顺从地坐在椅子上,他一边给我推头一边聊天。原来他虽然是理发员,也是以一个民工的身份来这儿的,只不过是比推土轻松点儿。听说我只有十六岁,很是谅讶,我讲了顶替爸爸来这里的情形,他理解地点点头,很快头便推完了。
工程任务越来越紧,气氛也越来越严峻,大家互相监督,谁也不许少干偷懒,每人每天的任务必须完成,谁干不完就别想吃饭。
每天收工回来,两条腿像铅块一样重,我每次走到工棚门口,都要扶着门框才能把腿抬起来;工棚内比外面要凹许多,为了防止雨水流进来,门口用土堆了一个埂,这样一来更显得工棚里外高低相差不少。
活儿越来越累,这时我要进工棚,只得用自己的双手抬起大腿来,这样才能跨进工棚。因为两条腿都要用手抬,哪条腿不抬就迈不进去,所以动作格外显得慢腾腾的。有的民工等的不耐烦了,在后边一边催一边骂。
有一天,晚上我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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