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81-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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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是根据阿尔敏·迪·莱曼（Armin　　D。　Lehmann）的生平写成的一本书，书中记叙了他在法西斯德国成长、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与苏军作战，以及二战结束前夕在柏林大臣花园地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地堡生活的日子。莱曼的叙述引人入胜，透过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回顾了纳粹政权的兴起及其后必然的灭亡。这双少年的眼睛，曾被纳粹虚幻的权力和荣耀所迷惑；曾目睹纳粹的种种兽行，却未能质疑其正义性；在希特勒帝国土崩瓦解之时，面对真相却茫然不知。直到希特勒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莱曼才恍然大悟，才看清外面的世界，才猛然醒悟自己的童年时光已经悄然流逝。　　　　
　　　　莱曼在西里西亚长大，就读于布雷斯劳的学校，父亲在纳粹党卫军任职。莱曼后来被带到柏林，担任希特勒青年团头目亚瑟·阿克斯曼（Arthur　Axmann）的信差。命运之手就这样改变了莱曼的一生。也许，在德国以外的地方，阿克斯曼并不出名，但实际上他是二战后期纳粹组织中的关键人物，是希特勒后期最亲密的心腹。阿克斯曼曾表示将不惜牺牲所有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性命去捍卫“元首”和帝国，他也因此被希特勒吸收到核心集团中。　　　　
　　　　在地堡的最后岁月里，莱曼担任了阿克斯曼的信差，希特勒就是在这个地堡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这段经历让16岁的莱曼得以接触到一些纳粹集团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其中当然也包括希特勒本人。当希特勒的末日审判逼近的时候，莱曼就在阿克斯曼身边。阿克斯曼曾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起爱娃·勃劳恩（Eva　Braun）在地堡遇到了莱曼，对这位少年信差的献身精神印象深刻。　　　　
　　　　莱曼曾经是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但后来，他对纳粹对人的身体和精神施加的种种暴行感到震撼，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了和平主义者。莱曼的回忆录《希特勒最后的信差》剖析了自己在一个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家庭中的成长经历。莱曼自己也承认，这种尝试很艰难，而且他的记忆也并非很完整，与历史记载也有出入。我已经尽量考证了书中的记载，但有时历史纪录晦涩难懂。《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是根据莱曼的回忆录改编的，该书节取了莱曼早年的故事以及一些关于地堡的历史记录。　　　　
　　　　译者前言　　　　
　　　　阿尔敏·迪·莱曼，在德国西里西亚长大，父亲在纳粹党卫军任职。后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二战结束前夕被选送进了德国元首府的地堡，担任了希特勒的信差，接触到了希特勒纳粹集团中一些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物。1945年二战结束后，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因年龄太小，被免于起诉。1948年，　成了一位记者和旅行作家。1967年，加入美国国籍，1969年获得美国社会活动家奖。莱曼曾出版过回忆录《希特勒最后的信差》，剖析了自己在一个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家庭中的成长经历。　　　　
　　　　蒂姆·卡罗尔，是一家全国性报纸的记者、电视制作人，现居伦敦。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用第一人称的手法，通过一双天真的眼睛，将希特勒最后龟缩在地堡中一段日子的恶行和最终的结局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纳粹的罪恶和暴行跃然纸上，它无情地吞噬了无数珍贵的生命，无数和作者一样的青少年被欺骗被愚弄而横尸沙场，成了牺牲品。这本《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就是莱曼亲眼见证纳粹垮台的实录，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见证了希特勒末日的全过程和他必然灭亡的下场。书中也记载了莱曼是如何一步步认识到了纳粹的罪恶并开始记录下事实真相。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恶兆（1）

　　　　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们家还住在慕尼黑郊外的沃尔德鲁德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办的养鸡场挨得很近。希姆莱原本只是个肥料推销员，后来爬到了党卫军秘密警察头子的位置。在1927年时，他娶了玛格莉特，并办了这个养鸡场，随后定居下来。希姆莱并不擅长养殖家禽，和他后来在组织人手大肆屠杀犹太人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才能”相比，他的养鸡手段实在是很一般。不过，这个养鸡场后来曾一度被纳粹党徒们奉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圣地”（希姆莱曾在党卫队内部搞“人种培育场”，让党卫队男人与日耳曼女人结合，以保证日耳曼民族的血统纯正性，好培育出优秀的日耳曼精英）。希姆莱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沉迷于神秘主义、玄学、超能力等各种唯心理论，他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星卜算。　他的妻子玛格莉特也是一样。沃尔德鲁德林有一家面包店，一个自称有超能力的人经常在那儿为人预测未来。生我之前，我母亲有一次去找这位“高人”算命，想测一下我是男是女，正好遇上了希姆莱夫人。母亲除了想测一下我是男是女外，和希姆莱夫人一样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假如阿道夫·希特勒执政，德国会不会繁荣昌盛。预言家告诉母亲，我可能是个女孩。这让她非常失望，因为母亲知道父亲肯定希望头一胎是个儿子。预言家还说，如果希特勒执政，希姆莱和莱曼家族都将兴旺发达，而且德国也会繁荣昌盛上千年。这个预言让两个女人大受鼓舞。几个星期后，1928年5月23日那天，我出生了，母亲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我是一个健康男婴的事实证明了第一个预言不灵验。我不知道，生了男孩的喜讯能不能减轻他们对第二个预言也无法灵验的担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当时我只有4岁，对第三帝国以前的德国知之甚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几乎充斥了我童年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出生在慕尼黑，这里是纳粹党的发源地。不过，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西里西亚静谧的乡村里。在今天看来，我住的地方离柏林并不远，但在当时，这两个地方却有天壤之别，相差之大有如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之上。我们住在森林中的老房子里，我们的见识和100多年前的乡下人相差无几。直到我父亲加入了希姆莱率领的纳粹党卫军后，我们家才搬到布雷斯劳城里。父亲为德意志帝国电台工作，这个电台是约瑟夫·戈培尔重要的宣传机构之一。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我最初的快乐记忆都是关于乡村和森林。我的童年时光就像格林童话一样美好。我有3个姐姐安吉（Anje）、奥娣（Ute）和多尔特（Dorte）；　我很爱她们，后来我又有了2个小弟弟乌尔夫（Wulf）和乌尔里希（Ulrich），1个小妹妹安吉拉（Angela）。纳粹党积极鼓励德国女性多生孩子，为帝国生儿育女被视为一种爱国行动，国家出台了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奖励措施，生孩子多的家庭还能得到特别徽章。我母亲就曾得到过一个圣母十字架，而且，作为对她的奖励，帝国还专门为我们家指派了一个保姆，帮助母亲带孩子。我祖父与马丁·鲍曼（后来的纳粹党秘密警察头子）的妻子娘家是朋友。鲍曼太太生了10个孩子，最大一个孩子也起名叫阿道夫，与他的教父希特勒同名。每当祖父想到葛达成人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儿育女上，他总是会说：“这可怜的女人”。　　　　
　　　　有一阵子，我们家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堡里，周围数公里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这个城堡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高墙围绕的带庭院的庄园。不过，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这所房子实际上属于一个在外任职的军官，我们只是暂时借住而已。后来，我们搬到森林里更远的地方。我早年记忆最多的事就是和母亲一道摘浆果，或是和我最喜欢的狗索妮娅——一只瘦瘦的红棕色爱尔兰塞特种猎狗——一起在林中散步。我们家还有两只波音达猎狗；　叫做托尔和托勒夫。　　　　
　　　　有一阵，我甚至养了一只宠物鹿。它在某个下午出现在我们家院子里。我先是听到一阵柔和的铃声，于是跑到窗口往外看，一眼就看到了它——头上长着长长鹿角的雄鹿。铃声是挂在它脖子上的一个金黄色项圈上的铃铛发出来的。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我从未如此近地看到过一头活鹿，而且还是在我们家院子里！而且它还带着一只金色的项圈！我走到屋外，雄鹿安静地注视着我，它没有跑开。我伸出手抚摸它。后来这头鹿成了我的宠物，甚至我们家的狗都不驱赶它。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从那以后，这头鹿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分子。　　　　
　　　　我非常爱我的母亲和祖父母。我的祖父和我们一起生活，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老人，睿智而且知识渊博。他一生有两大热爱：其一是蒸汽机车——这种热爱虽然比较幼稚，但是蒸汽机车的出现仍然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二就是腓特烈大帝。伟大的弗雷德里克是祖父的偶像，而且我发现，不仅是我自己，很多德国人也很崇拜他。在孩提时代，这个未来的普鲁士国王由于柔弱似女性的气质而受到父亲的轻视。但是后来，伟大的弗雷德里克用过人的领导才能征服了所有人。他是一个仁慈的君主，非常有远见，积极推进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弗雷德里克的思想对祖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祖父经常背诵这位国王在1757年洛伊滕会战前的著名演说给我听。弗雷德里克的演讲慷慨激昂，非常鼓舞人心，　面对高地上围攻的两倍于己的敌军，他通过演讲将勇气灌输给将士们。在演说词的末尾，国王宣布：“明天这个时候，我们要么击败敌人，要么光荣牺牲！”纳粹党人，特别是纳粹神话的缔造者约瑟夫·　戈培尔经常引用弗雷德里克的传奇生涯，特别是当德国的敌人在实力和规模上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我深深地爱戴祖父。他从来不会因为我提的问题而生气，相反，总是用一种我幼小的脑袋能够理解的方式回答我提的问题，他点燃了我对知识的长久渴望。　　　　
　　　　另一方面，我与父亲的关系却很不明朗。父亲非常暴躁，总是认为我太怯懦。我总是试图讨好他，却总是失败。我记得，母亲总是把我的摇篮放在祖父汽车的前排座椅上。那时，我已经有3岁了。父亲开着祖父的车，我们一家子打算去乡下郊游。突然间，就像每个孩子都会做的一样，我哭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父亲很显然被激怒了。他命令我闭嘴，我没有做到。父亲于是停下车，下车走到我母亲座位一侧，试图从母亲手中夺过我。母亲竭力阻止他，没让他得逞，母亲的眼里满是泪水和痛苦。于是，父亲把我俩都拖下车，然后径直上了车，重重地关上车门，开车扬长而去。汽车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我还站在原地，呜咽着，喘息着，惊惶失措着。不过，父亲最后还是回来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这就是爱哭男孩的下场！”他冲着我咆哮道。　　　　
　　　　我试图停止哭泣，但是没能做到。我继续抹着眼泪，母亲则把我搂得越来越紧，试图盖住我的抽泣声。于是，父亲开始朝着母亲发火了，“如果你不能让他停止哭泣，我马上再把车开走！”父亲的确那样做了，我和母亲只好步行回去。父亲的心肠很硬，我这一生一直让他失望，直到终老。他经常会因为我撒谎和其他小事情而鞭打我。　　　　
　　　　我很爱祖母，她总是故意做一些让父亲冒火的事情，还很爱吹嘘家族的贵族血统，不过我猜想，她可能只是贵族的远房旁系，但是祖母很为自己拥有哥达年鉴（欧洲贵族的“圣经”，能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非常势利的一种价值体现）而自豪。每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或者在和人谈话中听到一个新的名字，祖母总是要翻一翻哥达年鉴。当希特勒任命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外交部长时，祖母不以为然地说，他不过是一个香槟酒推销员。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恶兆（2）

　　　　“嘘，”她轻蔑地说，“他只不过是个暴发户。”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安静一点！”父亲按捺着嗓门提醒她，生怕别人听到。　　　　
　　　　祖母类似的评论经常让父亲恼火。我以为，父亲生怕祖母那张嘴把他卷进和纳粹党的纠纷中。贵族论在纳粹时期完全不时兴了。贵族们被视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论的头号阶级敌人。尽管父亲经常喜欢吹嘘，但是他很少提到我们杰出的祖先。　　　　
　　　　父亲是汽车推销员，业余时间还兼做驾驶教练。他和祖父曾经有过奔驰汽车的经销权，但是他们接手不到1年以后就破产了。父亲将生意失败怪罪于一个犹太商人，说对方欺骗了他。父亲从未明确解释过事情的经过，但直到临死前他还坚持认为被这个犹太商人骗了。　　　　
　　　　一天，　我听到祖母斥责父亲：“犹太人也是人！”　　　　
　　　　我不太清楚这次对话的全文，也从未遇到过一个犹太人。当我问祖母，这场争论是怎么一回事时，她只是说，“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直到几年后的“水晶之夜”，我才意识到犹太人在德国的命运。争论还是关于父亲的奔驰汽车经销权，父亲愤愤不平地责怪犹太人，祖母于是说，“犹太人的确是经验更丰富的生意人。”她的评语让父亲火冒三丈。母亲在战后告诉我，“他当时资金不足，时局也不稳定，加上他没有多少生意经验。”　　　　
　　　　慈祥的祖母教会我祈祷并且带我去教堂。我喜欢上教堂，听大家一起说“阿门！”听上去很像在念我的名字。一天夜里，我念完了晚祷词，祖母问我祈祷的内容。圣诞节就要来了，我告诉她，我祈祷得到很多礼物。她批评了我，说我不应该只为自己祈祷，而应该为他人祈祷。祖母说，上帝抚育了我们，让我们生长并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完全依赖于他的存在。我将永远记得祖母给我上的这一堂课。　　　　
　　　　家里失去汽车经销权后，日子更艰难了。父亲再次成为了汽车推销员。在当时，推销员要负责将汽车开到顾客家里，所以，父亲经常不在家。不过，他不在家时，我一点都不想念他。　　　　
　　　　父亲还应该对我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