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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1-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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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斯曼最后还是在英美情报部门精心设置的圈套下被抓到了。他的审问者发现他所做的供词除了在时间方面有点错误以外，在各个细节方面都是准确的。战后我去拜访了他，而且我们还做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承认“犯了错误”，但是他从未说过希特勒的坏话。阿克斯曼于1996年逝世。
第四部分：希特勒的幽灵这里只有胜利或灭亡（1）
在这里，只有胜利或灭亡。对敌人要无比仇恨。你们的职责就是在别人疲倦的时候保持警戒，在别人软弱的时候坚持不懈。保持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绝对忠诚是你们的最高荣誉。
—— 亚瑟·阿克斯曼
1945年4月
第三帝国希特勒青年团的头目亚瑟·阿克斯曼就是用这样鼓动性的口号煽动十几岁的少男少女，鼓励他们加入柏林的青年团。这些孩子们在这次运动中成为了纳粹梯形编队的年轻成员，被称为青年团男队员和青年团女队员。我一直希望能成为其中的一员，眼巴巴地盼着，直到16岁被批准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人民风暴”组织。“人民风暴”是二战末期德国内政防卫队的老人和孩子们仓促组建的一支队伍。战争后期，所有16～55岁身体健全的男性德国公民，都被勒令穿上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制服（无论是邮递员制服还是消防员制服），加入到保卫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中去。苏联人称我们为“全面战争战士”，因为我们就是这场全面战争的全部结果。而国防军则戏谑地称我们是“杂烩菜”。的确，我们就是一支由年迈的老人（“老得嚼不烂的肉”）和毫无经验的少年（“青菜”）组成的杂牌军（“杂烩”）。
不过，最近我在战斗中表现得不错，为此还获得了一枚二等功铁十字奖章。希特勒青年团的头目亚瑟·阿克斯曼时年32岁，是希特勒身边最年轻的纳粹高级将领。虽然年轻，但在战争结束前，他在希特勒核心集团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他宣称自己领导的希特勒青年团将为希特勒和帝国的存亡战斗至死，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在希特勒最后的日子里，阿克斯曼仍然深得希特勒的信任。当时能够享有这一“殊荣”的人并不多，只包括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希特勒在大臣花园举行的56岁生日会上，阿克斯曼还刻意安排元首接见了我，部分原因是要籍此对我最近对苏军作战时的英勇表现进行嘉奖，但我猜测另一部分是因为我当时是青年团的信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也曾因担任信差荣获铁十字奖章，我想，阿克斯曼认为这是一种幸运的巧合。
当时，元首也为这种幸运的巧合高兴。我注视着阿克斯曼，却没有意识到，盟军已经吹响了胜利的号角，德国正处在重重包围之下，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在盟军猛烈而密集的轰炸下正在化为废墟。
战争末期，我和其他几百个青年团的少年士兵一道，在地堡中服役。当时，希特勒将这个最后防御体称为“柏林大本营”。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一名信差。后来的那段经历让我接触到一些最臭名昭著的纳粹将领，也目睹了无数士兵和平民在希特勒编织的幻梦中苦苦挣扎。在德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希特勒不惜牺牲一切人力、物力做最后的反抗，被牺牲的人中不乏最年幼和最无辜的德国人民。（献出生命的不光是男人。德意志少女军团，简称BDM，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女子部队，她们也为希特勒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德国正在全线溃败。我依然相信在战争结束前广为流传的关于“神奇武器”的神话。我丝毫没有体会到纳粹政权的冷酷和邪恶，相反已准备好为希特勒献出生命，为帝国事业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崇高理想效忠。我为自己能在希特勒56岁生日（最后一个生日）的第二天早上向他致敬而沾沾自喜。或许你很难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深陷天大的谎言却浑然不知，如果你听听我的故事，就会明白个中缘由。
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意志联合内阁大臣的时候，我只有4岁。那是在1933年1月30日，后来，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日子被称为“夺取权力日”。历史再次告诫我们，独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混乱。不过，希特勒带给我们的教训还远不止于此，他对无数个体的绝对思想控制挖掘了一个活生生的地狱，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命。
但是，开始的时候事情并非如此，开始的时候，是无数关于美好生活的许诺。我的祖父就是个例子，他既是纳粹党保守派分子，也是希特勒最早的追随者之一。祖父深信有了希特勒的领导，德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指日可待。他认为德国应该一雪《凡尔赛条约》带来的各种耻辱和苦难。我父亲也是希特勒的信徒，他不仅像大多数德国人那样成为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而且还加入了纳粹党卫军。后来他更是成为了所谓“新秩序”的狂热追随者，他坚信“新秩序”能够光复德国昔日的荣耀。
我父亲相当独裁，这也许能够解释他为什么会拥护新政权。但我母亲却非常慈祥，富有同情心。当然，她也崇拜希特勒，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是受上帝特别指派的人，将领导德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绝大多数德国人和我父母的想法一样。让很多人吃惊甚至震惊的是，德国妇女是希特勒最热忱的信徒，我母亲也是。
我在靠近波兰的西里西亚森林中长大，那里远离欧洲繁华的都市，几乎与世隔绝。现在回想起来，甚至还有几分中世纪的格调。年少时，我曾欢欣鼓舞地观看纳粹突击队员的集会和火炬游行。10岁时，我在布雷斯劳的集会上第一次亲眼见到希特勒，他以催眠般的魔力征服了所有听众。要想控制一个人的身体和思想，就要在年轻的时候给他们灌输，纳粹党人深谙个中奥秘。在阿道夫·希特勒政权统治之下，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是，尽管父母生养了他们，但他们却属于国家。
第四部分：希特勒的幽灵这里只有胜利或灭亡（2）
并不是愚昧的人才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如此，如果你无法相信，那就先看看青年团前任头目的例子吧。巴尔杜·冯·席腊赫（Baldur von Schirach）是亚瑟·阿克斯曼的前任，他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鼓吹对希特勒的崇拜。但是，冯·席腊赫可不是一个野蛮人，他出生于魏玛一个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中产阶级家庭，魏玛素有德国文学之都的美誉。冯·席腊赫是一个诗人和歌曲作者（他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家道中落，父亲失业，做士官的哥哥则因为自己的戎马生涯被《凡尔赛条约》断送而自杀。巴尔杜·冯·席腊赫后来成为了纳粹分子。他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本人时十分激动，为此还曾赋诗一首做纪念。
在当时，希特勒青年团只是众多准军事组织中的一个，德国在1920～1930年间涌现了大批这样的组织。我成为了新秩序理念的热心追随者和年轻的小头目。10岁的时候，我成了希特勒青年团少年班低年纪组的一名幼童子军，2年后我就开始管理一支30人的小分队了。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德国人是更高级的人种，天生就应该统治劣等人种。我们是雅利安人，而雅利安人就比别的人种，特别是比犹太人要高级。我们所受的教育还告诉我们，犹太人就是寄生虫。我坚定了为元首和帝国效忠的决心，赴汤蹈火，死而后已。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最后日子里，我勇敢地参加了街道巷战，并因此获得了一枚一等功铁十字奖章，这样我就能在原来二等功的基础上多得一枚奖章了。
我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立志将毕生奉献给希特勒，我可以为他去死，在对苏军的作战中，以及在担任希特勒最后日子的信差时，好几次我真的差点死掉。希特勒最后的日子可以算是他震惊世人的一生中最荒唐、最离奇也最腐朽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最后的日子中，希特勒突然出人意料地娶情妇爱娃·勃劳恩为妻，而当时并没有太多人知道他还有这个情妇。也就是在这最后的日子中，希特勒在扑朔迷离甚至荒诞不经的氛围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在这最后的日子中，希特勒神话的创造者约瑟夫·戈培尔与妻子玛格达（Magda）——未加冕的第三帝国“第一夫人”——在地堡中杀死了他们的6个孩子后，也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也在地堡中。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立刻动摇我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即使在他用枪指着自己的脑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将无数为他牺牲的德国人民抛在身后之时，也没有立刻动摇我对他的信仰。在当时，我丝毫没有怀疑过自己对纳粹信条的忠诚。即使当我在地堡外左奔右藏躲避着盟军子弹的射击，眼睁睁地看着这座荒唐的帝国土崩瓦解时，我也丝毫没有怀疑过纳粹德国的正确性以及敌人的错误性。
在地堡的最后日子里，我目睹了希特勒忠实追随者们的窘境和自私自利。他们并非坏人，但却太过单纯，太急于为一个虚幻的理想献出无辜的生命和鲜血了。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在希特勒自杀后，我的信仰体系也开始慢慢垮塌，逐渐地，求生的本能占据了上风。美国人在德国战败后对我进行了审讯，我无法相信他们所说的集中营真的存在，更是对元首的最后决定难以置信。但是事实就摆在我面前，不得不信。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睁开眼睛，试着重新看清这一切呢？
我耗尽了余生，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找到方向和解释的答案。
阿尔敏·迪·莱曼
2003年6月于美国俄勒冈州伍德伯特
第四部分：希特勒的幽灵老德意志大臣花园（1）
1945年1月16日下午，阿道夫·希特勒正式撤离了他位于柏林威廉姆斯大街具有新巴洛克风格的正式官邸——老德意志大臣花园。在盟军猛烈的炮火轰炸下，柏林市中心几乎被夷为平地，位于大臣花园一层的豪华官邸已不再安全，希特勒被迫撤入他的地下城堡。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来，大臣花园就一直被作为元首的官邸。希特勒曾多次站在官邸楼上的小阳台上，接受聚集在街上的人群的欢呼敬礼。1940年，当德军从法国凯旋归来后，也就是在这个阳台上，希特勒和他的空军中将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检阅了狂欢庆祝的人群。然而现在，除了建筑的一翼尚且完好无损，这座一度无比辉煌的建筑已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建筑内到处都是弹孔和燃烧弹熏黑的痕迹。1945年初，再也没有欢呼的人群在这里向阿道夫·希特勒致敬了。
或许在这样的多事之秋，离开大臣花园并不是最让希特勒感到失望的事情，因为他曾经告诉过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他的这座官邸给“肥皂厂”用还差不多。希特勒于1938年下令斯佩尔重修了大臣花园。新大臣花园是一座足有一个街区长的巨大的低层建筑。元首指示要将其建成一座不朽的建筑，让每个参观者都折服于第三帝国的伟大和威力。斯佩尔没有让希特勒失望，这座建筑成了日耳曼力量的宏伟象征，野兽派的建筑线条和比例设计折射出了希特勒强制推行纳粹事业的钢铁意志。设计者希望它能够像第三帝国的千年基业一样永存不朽。当参观者从弗斯大街宽阔的台阶拾阶而上时，迎面而来的4个巨大石柱立刻反衬出人身形的渺小，柱顶盘踞着的一只雄鹰，双翅展开，鹰爪上抓着一个纳粹十字。门的一侧，耸立着一个高大的士兵雕像，迎接着每位来访者。
新大臣花园象征着纳粹运动及其对德国的强权控制。但是，在1945年，这个庞大建筑成了盟军轰炸的主要目标，让希特勒尝到了纳粹暴行的苦果。有几枚炮弹正中目标，建筑的长屋顶因此部分坍塌，多面墙壁被燃烧弹的黑烟熏得面目全非，很多窗户也被炸碎了。斯佩尔建造的这座庞大建筑，在炮火的洗礼后，如一座幽灵城堡般耸立着。
希特勒原本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曾经富丽堂皇的建筑中，他的办公室大约有400平方米，盟军轰炸后居然奇迹般地完好无损。这间办公室铺有厚重而华丽的地毯，落地窗上挂着冷灰色的丝绸窗帘，光是这些东西就需要一大队勤务兵和仆从们精心打理。尽管外面的世界满目疮痍，然而宽大而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仍然让希特勒的书房看上去像酒店的大堂一般豪华。1945年1月16日，元首最后一次坐在他那光可鉴人的大书桌旁，在检查了新办公室装置的清单（当然新办公室不如现在的气派）后，希特勒慢慢地走出房间，穿过铺着厚重地毯的走廊，走向他那不太豪华的新家，也就是希特勒最后的住所。当纳粹政府在1933年夺取政权时，希特勒曾经发誓，绝不自动离开德意志大臣花园。他宣称，世界上没有哪个政权能够驱逐他，但是，他的誓言落空了。
希特勒这时已经患上了慢性疾病，虽然只有55岁，但病痛的折磨让他看上去足足有70岁那么老。他那头精心修剪的褐色头发变得稀稀拉拉，颜色发灰，那双曾经湛蓝的眼睛也已黯淡无光。在非公众场合，他不得不长时间佩戴老花眼镜。他的副官发现，他即使在白天也很难看清楚周围的景物。他形容枯槁，身形佝偻，腰身弯曲，病态十足。在二战最后几年，希特勒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特别在1944年7月险遭暗杀以后，他的身体更是大不如前。那次暗杀是陆军上尉克劳斯·冯·施道芬伯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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